或许大家还记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由作家徐然（著名女作家杨沫之女）撰写的报告文学《红军留下的儿子》，因文中详细叙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子恢与林伯渠在中南海互换儿子的曲折往事而感动了无数人，后又改编为同名故事片在全国上映，引起很大反响。

    从青少年时期，我就经常听父亲说起老首长邓子恢与林伯渠换子的故事，印象特别深刻。两位革命人在处理父子关系那种超越个人感情的宽阔胸怀和高尚情操，演绎了一部荡气回肠、凄美动人的乐章，至今提起，依然心绪难抚。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离开苏区时，有不少中央领导同志为了革命需要，忍痛将自己嗷嗷待哺的亲生骨肉交给老百姓抚养。这些孩子和老区人民经历了骇人听闻的白色恐怖，在老乡们的掩护下度过了一段艰难岁月，而林伯渠（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财政部长）的儿子林秉苏和邓子恢（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财政部副部长）的儿子邓苏生便是这其中的典型代表。令人意外的是，后经证实，林秉苏（后改名邓瑞生）应是邓子恢的儿子，而邓苏生则是林伯渠的儿子，他们是怎么被“掉包”以及背后所经历的点点滴滴，《红军留下的儿子》讲述了这个动人故事的来龙去脉。

    这些年来，接连在网上或收到从朋友处转来几篇有关邓子恢、林伯渠两位革命前辈换子的文章，阅后，据我所掌握的情况，文中某些内容不符合事实，甚至编的有些离谱。为此，我曾专门请教了《红军留下的儿子》主要人物之一、年近九旬的邓苏生大哥（林伯渠之子），他就这些文章中不实的内容给予了纠正。比如，1.是周总理亲自指示中央办公厅派人去复查他们两人的真实身份，这种说法缺乏依据，不可信；2.苏生腿的残疾不是放牛时从山上摔下造成的，而是自幼患小儿麻痹后遗症致残的；3.苏生在北京高中毕业后，随即考上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而不是高中毕业后回到江西赣州生活一段时间后在当地考上大学的。同时，苏生大哥对这种以讹传讹的现象流露出担忧之意。   

2018年11月19日，笔者与邓苏生大哥（右）合影。

    与苏生大哥的结识，还要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我的父亲在邓子恢身边工作说起。此时,苏生刚刚从江西农村养父母那里回到邓老身边生活，大家朝夕相处，亲如一家。许多年过去了，我们两家的真挚情感一直在延续着。2018年11月19日，我借赴北京与中央原农村工作部大院发小聚会之便，受母亲委托专程登门看望了时年已84岁的苏生大哥。 见面的那一刻，我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感慨万千。交谈中，苏生大哥深情地讲述了在“换子”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详情，特别是1960年5月父亲林伯渠去世，他所得到的遗产，仅仅是几套旧衣服和一点点读大学的生活费，而从苏生大哥那平缓的语气中，我能感受到他那颗平常心，没有因自己的父亲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而沾沾自喜，更没有因饱受苦难而过多埋怨。两位父亲（邓子恢、林伯渠）的教悔使他理想坚定，作风淳朴，为人忠厚，让我在感慨中对他又多了份敬重。苏生大哥的成长足迹，是人民共和国艰难历程的缩影，是中国革命进程中不可忘却的一页。

    为了对这件事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我还询问了邓淮生大哥（邓子恢之子）。据他讲，当时电影《红军留下的儿子》剧组中的采编人员就故事中的有关细节和背景找他了解谈过几次，电影是1985年开拍，次年拍竣。淮生大哥回忆，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1986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在中办礼堂举行了《红军留下的儿子》电影招待会，其母亲、红军老战士陈兰大姐受到特邀，并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陪同观看。 

    这部曲折而感人故事的开启，伴随着8万多名红军战士毅然踏上二万五千里长征之路已经走过了九十一个年头。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岁月中，老区人民冒险甚至献出生命保护了邓苏生、邓瑞生等许许多多红军留下的儿子，这些感人事例是党和人民群众血浓于水的典范。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所作的报告中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再次表明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依然坚如磐石，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