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25年9月30日傍晚，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在央视8套节目准时开播，让一段隐蔽尘封的历史，鲜活地走进大众的视野，使九三大阅兵后的这个国庆节在喜庆之余显得意味深长。

    北京香山福田公墓秋意渐浓，在吴石将军与夫人王碧奎的墓碑前，摆满了祭奠的花束，寄托着崇敬与哀思。国庆节期间专程前来祭拜的群众络绎不绝。与此同时，在千里之外的福州螺洲镇吴厝村“吴石故居”前的广场上，凭吊瞻仰的人们，驻足于毛泽东题诗的石墙前，吟诵诗句，缅怀先烈：“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花岗岩墙体上镌刻着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846位当年牺牲于台湾的烈士英名。其中还有许多留白和空格，以便今后发现新的英烈名字可以随时增补。

    一个个隐藏于历史深处的名字和他们感人的故事，让我们在欢度共和国76岁华诞之际，更加怀念那些为民族解放和新中国建立而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

    （二）

    《沉默的荣耀》热播之际，我恰巧在仁怀市博物馆参观，读到仁怀籍抗日烈士陈绍堂写的一封抗战家书。这封家书的原件已经遗失，现藏于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纪念馆”和“仁怀市博物馆”的家书是誊抄件。陈绍堂烈士的侄女陈仁芬，上世纪七十年代曾是“遵义会议纪念馆”的解说员。当时她出于文物保护的意识，将存放于仁怀老家的这封家书，认真地誊抄了两页纸。据她回忆，原信件仁怀县党史办的有关工作人员都曾传看过，后来不知何故不慎丢失。这封家书的原件是用紫药水泡成墨水，用蘸水钢笔在一页纸的正反面书写的，内容如下：

    父亲、母亲：

    很早我就想同你们写信，但因在敌人的后方，写信是不容易交到我们的后方来与你们见面的，同时也是有很多时间是不容许写和无法来与你们写，这个原因在去年由陕西省写给你们的信内已经说明过的。
    不过一个儿子在敌人的后方学习，在很长的时间内不有信返家，自然是会使你们不放心的，这至少能引起一些不好的感想，使你们受到不安和怄气的。
    今天是礼拜日，又找到五分邮票，因此，抽出这个时间来与你们写这封信，把你们心里上的一些疑惑解释解释，请你们今后特别放心，不要替我担忧。不过我以后写信回家的机会仍恐不多，至多恐要在三个月才有一次或许半年一次也不知道，这是要在这里预先声明的。如情况允许的话，亦可能在半月或一月写信一次。现在我把对敌人不怕的理由简单的举两个例子告诉你们吧。
    第一是敌小我大，敌小是地小、人少、兵少；我大是地大物博，人多兵多。因此，敌人虽有优势武器，强占了我们许多大城市（北平南京武汉广州南昌……）和几条铁路，但因他兵少的关系，无法完全掌握已占领的区域，只能作点的占领，明白点说，就是只能占领几个大的城市和几条铁路。但在大城市和铁路线以外的广大地区（广大的乡村和铁路以外的城市）仍然属于我们的。这些广大地区和政权，仍由中央委派官员办理。政令比战前还贯彻，一切比战前都进步，尤其是在战区内实现了真正的民主事业。（关于改善民生和实行民主制的情形，这里我不详述，看看重庆新华日报、晋察冀统一战线模范区即知）在任何一个村寨内，都是很殷实的，在这农忙的春耕期的今天，成百成千的农民们，都在那平原的农庄上耕种着、歌唱着，毫不有一点像战场的样子。
    第二是抗战几个月以来，我军作战的进步……抗战以来各项统计，自廿七年迄今年三月十一日，在晋省共计作战915次，毙敌少将三名、大佐五名、中少佐十一名。廿七年三月（1938年3月）以前，我方死廿三个半，敌死一个。廿七年三月（1938年3月）以后，变为运动战，我方牺牲1.4人，敌亡一人，打埋伏战，则我牺牲三人，换敌七人。夜袭则敌伤亡四人，我牺牲一人。此种比例，数目字之悬殊，表示了我们在抗战中军事上的进步。
    根据上面的两例子，也证明了最后胜利是有把握的，必然属中国的。同时也证实了我们在敌人后方学习是安全的，并没有什么可怕，也没有什么危险。因此，也就用不着你们在后方随时悬心吊胆的担心惦念了……抗大是抗战以来一个模范国防教育的学校，同时它也是目前华北的最高学府，它有一万五千多个学生，这些学生除各省都有外，还有南洋新加坡等地的华侨，这是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大学，这不是故意夸大的话。的确哪个国家内找得出一万五千多个学生的学校来呢？
    我们学校的学习情绪是非常之高的，白天上课后就出习题，利用晚上或其他的休息时间来讨论。讨论会的组成是十人至十二人。讨论时对问题非常深入，发言普遍（真做到各个发言的程度）。测验的成绩，我们这一队的总平均数在九十分以上，这种教育的方式和高度学习的情绪，是为过去任何学校所无的。
    我现在的生活非常的舒服和有秩序，一天三顿小米饭，吃得饱饱的，长得胖胖的，比在县训所出来那个时候要胖得多，课后要开座谈会、讨论会，读书读报要作笔记，并且每天都抽空作笔记……
    不过我现在对家里是不有帮助，但也不望家里帮助我。回信时如购买一、二块邮票寄来，以便经常写信回家也好。因为敌后常常缺邮票。
    如要来信，最好请斯甫叔写（或由甫叔直接写信给我也好）其内容主要的是把家乡的情形详及。我本来要同甫叔及其他亲人写信，但时间的不允许，只好在此附及，以后有时间专函问候。
    绍敏还在成都没有？回信提及，斯惠孃及其他同乡中有愿来学习者，请他们写信给我，以便写信介绍，并告诉应有的一些准备。
    敬叩，福体双安！

    小儿：绍堂
    4.23

    ①回信交山西潞城八路军随校。
    ②学习的内容有医、有化学、有政治经济学等。
    ③同学的方面有中学生、高中生、大学生以及外国留学生。

    这封1500余字的抗战家书纸短情长，言之有据，是陈绍堂烈士在1939年4月23日，在抗大第一分校学习期间书写的。除开头结尾几句家长里短的问候外，大部分文字都是对抗战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的分析。与其说这是一封报告平安的家书，不如说是一位抗大学员自我学习成果和思想状态的汇报。陈绍堂思想活跃，关心时事政治，通过抗战以来各项统计数据的对比，有理有据地阐述了我军在采取运动战、埋伏战、夜袭战后，在军事和对敌作战上取得的进步。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陈绍堂深受毛主席《论持久战》等战略思想的影响，充满了对持久抗战胜利的信心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封信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信中提到了当时抗大的办学规模、教学方式、学习内容和学习氛围，真实还原了抗大一分校，在敌后紧张有序的学习和生活情态。

    （三）

    仁怀市东门河的鹿鸣塔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涌现了许多优秀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英烈：周林（曾任教育部副部长、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韩念龙（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周国荣、陈绍堂。塔旁的仁怀市博物馆陈列着他们的事迹。其中有一段介绍陈绍堂烈士生平的文字：“陈绍堂（1910—1941），仁怀中枢镇人，奔赴延安的进步青年。1930年毕业于仁怀县高等小学。1938年随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族兄陈绍敏到重庆，旋奔赴延安，入抗大庆阳分校五大队二小队学习。1939年底毕业赴山西抗日前线，1941年2月在太行山与日军作战时牺牲。”解放后至今，陈绍堂烈士的遗骨一直没有找到，不知长眠于何处。近年来，陈绍堂烈士的亲属，不断地在寻找他的遗骸遗迹。他们先后拜访了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纪念馆、山西长治屯留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展览馆、河北邯郸涉县一二九师陈列馆、长治潞城烈士陵园、长治太行太岳烈士陵园、长治武乡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阳泉百团大战纪念馆等地，遗憾的是都没有新的发现。但可以确定的是，1938年底至1939年9月，陈绍堂烈士先在抗大总校第四期第五大队二小队学习，之后又在抗大第一分校（对外称“第十八集团军随营学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一二九师，参加了对日作战，直至1941年2月牺牲在太行山区。

    一部影视剧，可以唤醒人民对英烈沉睡的记忆和追思；一封抗战家书，也可以激发群众对英烈的景仰和追寻。对烈士最好的告慰，莫过于关爱烈士的遗属亲人，并帮助他们找到烈士的忠魂，弥补历史的缺憾。面对抗战胜利80周年引发的纪念缅怀英烈的热潮，为革命烈士寻亲，已经成为有关部门的常态化工作。令人欣慰的是，近日读到一则消息：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副教授文少卿，正带领一支由5位教师及11名学生组成的考古队，对在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无名烈士遗骸进行系统发掘和分子考古鉴定。这支队伍以科技为媒，寻找逝去的忠魂，在“专门为烈士寻亲”这个冷门工作上已坚持了10年。

    苍天在上，青山作证，还有多少英烈的事迹被历史尘封？还有多少英烈的忠魂无处安放？我们该如何告慰九泉之下的英烈，让他们与自己的遗属亲人尽快“相认”？

    每一次对烈士遗迹的追寻，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致敬；每一次对烈士事迹的追述，都是一个铭记历史的承诺。

    让我们踏着英烈的足迹追光前行，让英雄的牺牲赤诚不朽，让英雄的精神薪火相传，让英雄的荣耀不再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