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吞山河、惊天地、泣鬼神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1934年10月从江西端金出发，先后经过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15个省，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层层重兵的围追堵截，在368天和行军中，有100天大多都是与敌人战斗。尽管这样，红军严明的军纪和统战爱民的情怀，所到之处，都受到广大百姓的拥护和爱戴。至今在黄平县仍然流传着红军长征经过苗乡时，模范遵守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故事。

    红军与谷陇苗族老人的故事

    1934年12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大部队从台江施洞口渡过清水江，迅速向谷陇方向开拔而来。当时,正在街上赶场的谷陇青年刘祚成闻讯后，担心“红军来了要共产”“杀人越货”，就连忙回家叫上父母，草草收拾一些物品，逃往附近山上躲藏起来。刘祚成70多岁的祖母，因脚患风湿病不能行走，老人认为黄土已淹到颈子了，不再怕死。刘祚成与父母拗不过，就决定留下5岁的小妹在家陪伴祖母。

    当时刘家属于自耕农，家中犁耙、锄头、镰刀、粪箩等农具俱全。据刘祚成回忆，红军到达谷陇后，队伍前前后后在街上住了五个晚上。对于红军的到来，刘祚成一家担心这次可能又要遭殃了！他们回想十年前，滇军粮子(士兵)住在他家时，一个个凶神恶煞一般。家中的物件，他们不问一声就拿走。要是多说一句，就要挨骂挨打。红军来到他家时，刘祚成祖母与孙女还藏在房间里，不敢露面。红军发现祖孙躲在屋里后，就轻言细语地安慰她们，并说：“老婆婆，你们别怕，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是为人民解除灾难的革命队伍，要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使大家都能过平等、幸福的生活。”祖母与孙女才放下心来与他们见面。红军进入刘家借宿后，对刘的祖母十分敬奉，炊事员每餐都给老人送来菜饭。一些红军战士见刘家的小女孩天真活泼，还经常逗她玩，并送给她铜元数枚和一小本石印的民歌，书中有各种民歌数百首。如：

    我今不讲你不知，共产主义没共妻。
    只要两人都情愿，自由结合配成的。
    红军原是子弟兵，为着穷人大翻身。
    土豪劣绅杀于净，军阀官僚一起平。

    红军离开后，刘祚成与父母才从山上火急火燎地回到家，见到祖母与小妹安然无恙，这才放下心来。祖母还端来一大碗红军留下的糯米饭分给大家吃，并高兴地说：“这几天，红军对我很好，每天早晚都送饭菜来给我吃，说话客客气气，只可他们有许多话我听不懂。这样好的军队，我活到70多岁，还是第一次见到！”

    红一方面军在谷陇的几天中，还在区公所门口砖墙上，张贴布告，同时用红土在墙上写：“活捉王家烈”，于中街王光厚家板壁上写：“打倒军阀官僚、土豪劣紳”，又在上街曾广禄家板壁上写：“红军是人民子弟兵”等多条大标语。

    红军还遗失一叠油印讲义在刘家，有标语和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当时，刘祚成由于年轻无知，又听同学史道美(后被刘伯龙杀害)、史永富(后分配在鞍钢工作)说“国民党政府正在搜查红军的各种文件。”刘祚成只得把这些材料毁掉。

    谷陇落英屯有一老佃农叫屈杨垢里，终年辛勤耕作，生计安排并井有条，家中略有些存米，因受反动谣言影响，也逃到别处躲藏。红军到寨中住宿时就将其柜中大米购作军用。红军离开后，杨垢里回家察看，米柜已空，忽发现香炉下露出一纸角，移开香炉，将纸包取出，纸里包有二元大洋，并附有字条，写着：“老乡，我们向你家购买一挑大米作军用，照价付给光洋二元，望莫多心，以后我们与老乡们是会再相见的……”。杨垢里为感动，从中感到红军买卖公平和爱护穷人的革命精神。

    苗族后生随军西征

    1934年9月29～30日和1934年12月24～29日，中国工农红军曾两次经过谷陇。

    红军第一次经过谷陇是任弼时、肖克和王震等人率领的红六军团西征到达这里。一九三四年农历八月下旬，稻基本收割归仓。9月29日下午，红军由平寨出发，经脚板坳、大寨进入谷陇街。赶场的人多是蛰处僻乡的苗族百姓，他们对外面的事道毫不知晓，忽见到许多背枪的军队突然来到街上，大家都感害怕，并四处逃散了。当时谷陇区长史永华见状后胆战心惊，不知所措，慌忙带领区丁向岩英电方向逃躲。红军在谷陇街扎营后，立即在区公所门前砖墙上张贴布告，布告中署有任弼时、王震、肖克的名字。同时用红土在砖墙上写“武装拥护苏维埃政权！”在下街杨光生家柜台壁上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又在中街潘成仁家门前板壁上写“打倒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几条大字标语。

    红军在谷陇街侧沙坝头的一间破烂茅屋内，看到杨多贵(十八岁)母子二人浑身槛楼，家里一贫如洗。一位红军首长关切地对杨家母子说：“我们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专门打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领导穷人分田分地，是为大家都能过好日子的军队。”之后，首长就动员杨多贵参加红军。杨多贵在首长的开导、激励下，毅然表态志愿参加红军。杨大妈回想过去曾受国民党反动派空官兵的欺侮，那种凶恶的嘴脸与红军和霭可亲的态度截然相反，感到红军亲如家人，也同意儿子参加红军。首长很高兴，随即给杨大妈几块光洋作为生活补助(后因联系中断，杨多贵下落不明)，第二天，杨多贵就跟随红军走了。此后，由于长征和打仗，杨多贵再也没有音讯。

    中央红军与百姓的鱼水之情

    1934年12月26日至31日，中央红军在黄平期间，坚定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尊重知识分子，对贫苦老百姓关怀备至，并同老百姓拉家常，交朋友，同苗族同胞及苦难的贫苦农民亲如一家。

    黄平县城世代以教书为业的彭冠杰家，既无地产，也无商贾之资，工薪微薄，家境一般。红军攻打黄平前，彭家有力气的人都跑到乡下躲避，年迈的老母亲由于腿脚不便就留守在家。红军进城知道他家这一情况后，一位首长亲自上门安慰彭母说：“红军对教书先生是尊重的，应给予照顾。”当即送给彭冠杰母亲一件灰布上衣，一挑谷子。由于红军十分重视人才，尊重知识分子，使许多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从红军身上看到了希望，如卢兴国、张梅钦等事后出走家门，北上寻找红军，参加了革命。

    红军与百姓休戚与共，息息相通，所到之处，体恤百姓，向沿途群众送粮、送衣、送糖、送药、送钱及日用品，生活在苦海中的黄平各族人民，从红军手中得到了无比的温暖。一天，几个红军战士进到四屏镇街上谭益科家，得知谭益科母亲有病时，马上找来医生帮看病给药吃。

    旧州镇上的杨大妈到女儿家回来，正好碰上红军驻扎在寨上，几个战士争先恐后给大妈挑女儿送来的东西。这一切，使大妈深深感到：这些兵与过去看到的大不相同了。大妈听说红军要在这里住几天才走，便无论如何要战士们搬进她家来住。杨大妈之所以让他们住进来，原有两种想法：一想听听战士们讲些世面上从没听到过的新鲜事，二是由于自己没生过儿子，想借此机会认一个干儿子。战士们了解到大妈的心事后，都相争着给她当干儿子。于是杨大妈认了一个叫杨再明的红军战士做干儿子。杨大妈得红军做干儿子，为了表达对亲人的一点心意，她就去把邻居几个大妈组织起来，给战士们洗衣服，补裤子，做鞋子。杨大妈的言行深深地感动着红军战士们，于是大家将凑出的3块银元悄悄放到杨大妈家碗柜里。当大妈送走红军亲人回家发现这3块银元时，感动得直掉眼泪，连忙找来一块布把银元小心包好放入衣柜里。此后，不管家里日子多么艰难也舍不得将红军送的这几块银元花掉。

    红军就餐“不差钱”

    红军在黄平期间，买卖公平，事事处处为老百姓着想，买东西不让老百姓吃亏，不经老百姓同意，绝不强买，与国民党匪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深受老百姓的拥护，老百姓对红军严明的纪律赞不绝口。

    红军即将到谷陇之前，乡、保长和有钱人就到处说红军的坏话，弄得人心惶惶。除了少数大胆的人外，大多数人都拖儿带女跑上山去躲避。当时谷陇大寨的苗族贫民雷垢沙没有跑。红军来后，一些住在他家。战士们要他家的油点灯，要酒擦伤口，都公平地付钱。雷垢沙不收钱红军就不要东西。晚上，红军同雷垢沙交谈，讲了“红军是工农的队伍，专门打富济贫，以后还要分田分地给贫苦农民”等革命道理，雷垢沙深受感动。第二天，天还没亮雷垢沙就起来，把家里喂的两只母鸡杀来招待红军。红军首长知道后，硬拿两块银元给雷垢沙，他推辞不下，只得收下。

    黄平县城飞云崖旁边的东坡街过去是湘黔驿道的必经之地，过去国民党军队经常路过这里，他们逢屋就钻，见饭就吃，不但分文不给老百姓，稍不顺意还对群众拳打脚踢。街上有个叫常素荣的妇女在家开起一个客栈，靠接待来往的客商维持生计。1934年12月26日，红军从施秉来到东坡时正好是中午。常素荣想跑也来不及了，况且6升（24斤）米刚上在甑里，只好听天由命了。谁知红军到后，个个和蔼可亲，规规矩矩，不乱拿群众一针一线。原先她还以为这6升米饭是白为这些当兵的煮了。可是出甑后，红军动也没有动。一个红军首长知道她家是歇客卖饭的，就走上前来和气地向她买饭。由于心里有些害怕，常素荣打的饭，都比往常的多。红军首长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当他得知常素荣煮的是6升米的饭时，估计所收的钱才够买4升米。为了不让常素荣吃亏，就主动开了8升米的钱，多的两升就作为柴火和劳工费。红军的行动，真是出人意料，使常素荣久久不忘，逢人便说红军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