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的武装不能代替武装的批判，中共从血的教训，悟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从国民党反动派屠刀下，悟出了“只有拿起枪”，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才能担当中国革命的使命，才能改变人民的命运，才能完成共产党的初心！

    习总书记的话，字里行间，透视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南昌起义，是中共政治上一次重大觉醒，中共发动南昌起义，是共产党人坚守初心的高度政治自觉！

    今天，我们进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就是要发扬南昌起义革命精神，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坚定信心，勇于担当，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奋斗目标中，奋发有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南昌起义前辈，坚定信念，勇于担当的英雄气概，为我们共产党人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个终身课题，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二、南昌起义史料表明：初心和使命，是中共打响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根本动力。

    中共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为什么在南昌城头打响？

    把时间拨回到1927年……

    1927年春夏，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蒋介石、李济深、冯玉祥、唐生智及其部下的何健、许克祥，一齐挥舞起屠刀，向共产党杀来，到处是一片反共杀声，到处在流着工农和共产党人的血……

    形势十分严重！在这个革命与反革命的生死博斗中，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面对凶恶的敌人，勇敢地拿起武器，用革命的武装粉碎敌人的屠杀和进攻。

    7月12日，适应形势的需要，根据共产国际训令，中央进行了改组，主张武装斗争的领导者走上了核心领导地位；

    7月13日，中央发表了对政局宣言，提出了武装斗争的总方针；

    7月14日至17日，周恩来与张国焘、翟秋白等酝酿，第一次明确提出动用叶挺、贺龙等党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在南昌举行暴动；

    7月18日，中央在武昌开了扩大会议，初步决定了南昌起义，并决定了周恩来为前委书记；

    当晚，周恩来指定聂荣臻等三人，组成军委前委，立即前往九江，向部队党员干部，传达中央关于暴动决定，部队开始了起义准备；

    7月19日，朱德受领先行任务，秘密返回南昌进行起义前准备工作，并向江西省地下党通报了中央决定，南昌地下党开始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同日，李立三、谭平山等赴九江；

    7月20日，李立三等举行第一次九江碰头会，为南昌起义提出了新的建议；

    7月25日，中央常委开会，最后通过了南昌起义决定；

    7月26日，中央常委开会，传达共产国际新指示；

    7月27日，叶、贺部队到达南昌；

    同日，周恩来在陈赓护送下，秘密来到了南昌，召开第一次前敌委员会，确定了南昌起义相关事宜，决定把暴动时间从28日推退到30日；

    7月28日，周恩来拜会贺龙，并宣布贺龙为起义军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

    至7月29日，各方力量己云集南昌，起义计划只剩最后一笔……

    正当起义准备紧张有序进行中，从莫斯科吹来一股冷风……

    7月26日下午4时，在汉口一所住宅，中央委员会秘密举行会议，新来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传达了共产国际对南昌起义报告的复信：

    “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

    （《中共中央复张国焘的信》，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南昌起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

    无论当时还是今天，都会认为这实际上是一封不完全同意起义的电文。根据共产国际代表指令，张国焘于7月30日赶到南昌，立即在前委紧急扩大会上，报告了26日中央会议情况。

    据李立三后来向中央报告看，张国焘应该是准确表达了共产国际电报的精神。（虽然这可能已经是一个永远无法最后定论的问题。）

    当张国焘介绍完这次来南昌意图后，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砰地拍响了桌子！周恩来突然忍无可忍，愤怒地吼道：如果我们此时不行动，我只有辞职，也不再出席今天的特别委员会议。

    虽然周恩来的怒火当时是冲着张国焘来的，但谁都知道，这实际上是积累了几个月压抑情绪的总爆发。

    1961年9月18日，周恩来视察八一起义纪念馆时说：“我们要行动，张国焘赶来竭力反对，气得我在会上拍了桌子，（后来，他告诉别人，拍桌子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有的人（指谭平山）还主张把张国焘绑起来，我不同意，说：张国焘是中央代表，怎么能绑呢？”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建设风云录》，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

    争论实质是两个问题：

    一是对联共中央指示的认识。联共意图是要停止这一暴动，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们，从当时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分析南昌我军处于绝对优势实际，认为起义成功大有希望，抵制了联共的错误主张，为中国共产党人生存，勇敢迈出了第一步。

    二是对张发奎的态度。张国焘坚持“不经张国奎同意，就不可动”的右倾观点，周恩来则是坚持把发动起义和争取张发奎的工作分别开来。不能因为做张发奎的统战工作，而停止起义。

    尽管大家情绪这么激烈，但没有张国焘的首肯，起义计划难于落实……

    形势逼人。张国焘在大家说服下，加上在南昌实地情况的了解，又恰遇叶、贺接到张发奎“八月一日准到南昌”的电报，张国焘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

    31日中午，张国焘终于表示：鉴于南昌的实际情况，暴动计划不能改变，个人同意举行暴动，作为中央常委和周恩来负责向中央和国际说明。

    会议终于决定次日凌晨四点举行暴动。（后因叛徒走漏消息，起义提前2时发动。）

    从上面材料，不仅看到以周恩来为首起义领导人，充满政治智慧、坚持原则的坚定立场，而且展示共产党人勇于担当的政治自觉。

    1959年1月18日，贺龙视察八一起义纪念馆时说：“周恩来对党的忠诚和坚定，是起义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没有他，起义很可能会夭折。”

    （徐巍《南昌起义与八一精神》，江西人民出版2014年版，第234页。）

    贺龙一席话，周恩来忠诚初心，敢于担当的英雄气概，跃然于纸上。

    南昌起义，叶挺的部队是起义军的基础力量，他的态度极为重要，面对党的指示，他毫不含糊，表达了对起义的坚定支持。

    在第二方面军中，大部分部队都是由老粤军和老四军演变而来的，他们的军事生涯都与这支部队息息相关，如今要他们从这支部队分离出来，跟共产党走，决非轻易而举，叶挺顶住了各方疑惑与压力，向组织明确表示，坚决执行党的决定，竭尽全力，完成使命。

    当时实际情况是，在汪精卫步蒋介石后尘叛变革命后，共产党员叶挺，何去何从，十分引入关注。

    叶挺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具有将军军衔，每月有几百块大洋收入，生活优裕，又是北伐名将，战功卓著。然而，在党的指示面前，叶挺却毅然放弃这一切，义无反顾投身起义之中。

    张发奎明确知道叶挺是中共党员，但他与叶挺是同乡、发小，关系极好，认为可以将叶挺争取过来，最低限度也可以让叶挺离开部队……

    南昌起义前夕，汪精卫与张发奎密谋，以要叶挺、贺龙参加庐山军事会议为由，相机削去其兵权。其时叶挺、贺龙只要稍微留恋优裕的生活，要么接受张发奎的命令东进参加军阀混战，要么就上庐山交出兵权。但此时叶挺、贺龙对国民党的叛变气愤不已，对局势恶化保持清醒的头脑，早已大局在胸，作好了起义的心理准备。

    在7月25日“小划子会议”中，叶剑英、叶挺、贺龙一致商定：

    不上庐山；不去德安；立即把部队开往牛行车站，到南昌参加起义。

    叶挺作为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之一，参与起义策划、组织、和指挥，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

    山雨欲来风满楼。南昌暴动的大钟，在滴滴答答地走着……

    7月31日晚，起义部队仍在静寂中。但没有一人入睡——尽管他们无心想象未来，他们只知道今晚有行动。
夜，12时过后，砰！砰！砰！城内某处清脆地响了3枪，这是指挥部的信号。

    到8月1日清晨，枪声逐渐稀落，经4小时激战，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经刘伯承合算，城内敌人全部肃清，歼敌了3000余人，缴枪5000多支，还有大炮数门。

    起义成功了！

    在南昌这座英雄的城市，我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从这一枪开始，中国人民走上了与敌血战的二十二年的艰苦历程。

    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南昌起义的根本动力，是激励共产党人夺取全国胜利的强大动力。

    三、南昌起义史料还告诉我们：初心和使命，是朱德率领起义军余部走上井冈山的精神支撑。

    朱德是如何力挽狂澜、战胜千难万险，率领起义军余部走上井冈山？

    1927年9月19日，朱德指挥第九军教导团和第二十五师约2500人，驻守三河坝。10月3日至6日，与来袭之敌钱大钧部2万余人激战三天三夜后，突围到饶平，拟与主力会合，当得知潮汕主力失败消息，一时感到震惊和茫然……

    当时失败主义笼罩全军，不少人主张分散活动，（实际上是散伙）等待时机、等待上级指示。而四周敌人共有5个师，约4万余人，来势汹汹，企图扑灭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

    毛泽东曾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那是乐观、自信，也是自我鼓励、自我激廓，但实际上，更多的时候，星星之火，应是最易扑灭、浇熄。

    起义军处境极端险恶。

    就在这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朱德怀着对党的忠诚，以非凡的革命胆略和英雄气概，挺身而出，毅然担起部队带出困境的重任。

    10月7日，朱德在茂芝全德学校主持召开20多人的军事会议，针对会上有人提出要解散队伍的意见，他振臂一呼：
“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03页。）

    他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作出了“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潮南”的战略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