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军用粮票的历史价值

    从1933月3月发行第一张粮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临时借谷证，比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行第一套全国粮票，足足早了22年。我们许多粮票收藏爱好者并不知道这段光辉的历史，不了解最初的粮票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制作的，在发行过程中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它又具有什么历史价值。

    价值是一个哲学的重要范畴，它是指事物的有用性，表征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及其关系。客体的存在和属性满足主体的物质需要或精神需要，即为价值。历史价值是历史作为客体对于主体人的作用与意义。也是指对历史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或者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包括从文化或史料方面的特殊意义。如《史记》在我国乃至世界上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表现在它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录先秦至西汉武帝时期约两千年的历史等等都是历史价值。

    红军军用粮票有什么历史价值呢？

    第一、红军军用粮票开创了粮票发行的历史。红军军用粮票非常简单质朴，简单到使不少收藏者认为很容易仿造。其实，正如毛泽东主席在《七律·和柳亚子先生》诗里说的：“莫道昆明湖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简单之中有非常多不简单之事。纵观这些质朴的红军军用粮票，它比现代花花绿绿的各色粮食票证，更有浓烈的历史韵味，更能让人赏心悦目。看之精神振奋，想之感慨万千。诸如第一张粮票，第一张冠“红军”名称的粮票，第一张石印版粮票，第一张政府米票，第一张政府期票等等冠名称号，这都是实实在在中国粮票历史上树立的一块块里程碑，活生生第一次书写中国粮票的历史。这些前无古人的创举，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政府，中国工农红军才能做到。苏区的干部和群众与自己的子弟兵，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敢为天下先，为历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也印证了毛泽东主席说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红军使用的一斤六两米票

    第二、红军军用粮票的管理为以后发行粮票提供了经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粮票如何设计，如何发行，如何兑换，如何结算，如何加强管理，都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全新问题。苏区政府，尤其是粮食管理部门，发挥设计人员、工作人员、红军官兵的聪明才智，结合苏区的实际情况，开辟了一套粮票发行、使用与管理的新路子，创造了行之有效的好办法，为以后抗日革命根据地，解放区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粮票发行管理提供了经验。

    关于粮票发行与管理工作，陈潭秋同志作出过巨大的贡献。1934年2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潭秋同志受命于危难之际，被任命为中央粮食部部长。他一上任，首先进行的是在全中央苏区范围内深入开展节约运动，并且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立竿见影。他一方面在1934年4月16日《红色中华》上发表了《把节省运动开展到群众中去》的社论，要求每个人节省三升米来捐助红军。一方面自己带头节粮，每天只做两顿饭。遇上饭量大不够吃的同志，陈潭秋经常把自己的一份饭分一部分给饭量大的同志吃，自己却饿着肚子工作。在这种异常艰苦的日子里，陈潭秋同志呕心沥血，对红军米票、红军临时借谷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票、群众借谷收据等等红军军用粮票的使用与管理，提出和制定了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的方案与措施，使各种红军军用粮票得以顺利发行，规范周转，精确结算。

    第三、红军粮食供给制度给红色政权建设留下了有益启示。1933年，王明路线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错误地提出在短时间内实现创造一百万红军的口号。他们不顾根据地的实际条件，无限地扩大红军，已远远超过了根据地人民的经济负担能力，使得中央苏区的经济不勘负重，尤其是粮食供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另一方面，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中央苏区的面积日益缩小。因此，解决红军部队的粮食供给，成为当时党和苏维埃政府非常重要非常急迫的工作。除了开展节省运动以外，苏区政府多次开展向群众借谷运动。尤其是1934年6月和7月两次大规模借谷，动员了整个中央苏区。在苏区全体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下，上上下下倾其所能地收集粮食，运往前线供给红军部队。在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下，各级粮食部门依靠群众的力量，确保了红军部队的粮食供给。这种在特殊时期，特殊困难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是我军粮食供给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为什么能够在这么艰苦的情况下保障红军部队的供给，陈潭秋同志在24万担粮食动员的总结中概括为：绝对相信群众；坚定执行党的指示；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宣传鼓动，反对任何强迫摊派的方式；团结和组织模范的红军家属和积极分子来领导群众；克服过去工作上的弱点和错误，彻底消灭文牍主义的领导方式。这就是战争时期解决军队粮食供给最有益的启示。

    红军军用粮票的社会价值

    所谓社会价值，是指个体通过自身和自我实践活动满足社会或他人物质的、精神的需要所做出的贡献和承担的责任。简单地说，就是这种东西对社会的有用性。对社会的贡献越大，社会价值就越大。

    红军军用粮票的社会价值是巨大的。它作为红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红色基因在中国传承，必将产生不可估量的社会效益。

    习近平同志对红色基因代代传承作过多次的指示。2013年2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兰州军区机关视察时指出，西北地区红色资源丰富，是延安精神的发源地，要发扬红色资源优势，深入进行党史军史和优良传统教育，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

    2014年4月29日，习近平同志在参观新疆军区某红军师师史馆时，叮嘱部队领导，要把“红色基因”融入官兵血脉，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2014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福建上杭古田出席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期间，曾作重要指示：要在政治工作的发源地进行情景教育，寻根溯源、正本清源，传承“红色基因”，不忘本、不迷途，从历史中汲取前进的智慧营养。

    2014年12月14日，习近平同志到访南京军区军史馆，叮嘱军区领导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教育官兵学传统、爱传统、讲传统，始终保持老红军本色。

    2016年1月5日，习近平同志在视察重庆第十三集团军时，特意叮嘱要发掘好、运用好部队中的红色资源，丰富“红色基因代代传”工程内涵，加强党史军史和光荣传统教育，确保官兵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2016年2月2日，习近平同志在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表示要让广大党员干部知道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多接受红色基因教育；在茅坪八角楼革命旧址群，叮嘱要保护好毛泽东住处的原物；与全国道德模范以及革命烈士后代围炉而坐时，强调伟大的理想信念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井冈山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之作，从这里革命才走向成功。行程万里，不忘初心。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同志在庆祝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红军军用粮票是红色基因的具体物像。收藏、研究、展示、宣传这种苏区红色文物是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最直观、最有效的载体。通过这个载体，可以培养中国人的自信精神。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红色文化就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精神、中国气派的文化。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理论相互交融而产生的文化新形态，它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艰难历程。战争年代形成的苏区精神彰显了人类优秀的精神、理念和情怀，是表征一个伟大时代及其精神的丰碑。

    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红军军用粮票的展示、研究、宣传，达到传承红色基因，化解一些人的精神困境之目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但与此同时，一些人也陷入了信仰缺失、精神空虚、价值错位、诚信危机、道德滑坡的泥潭，出现了精神上的困境。现实生活中人们面临的各种精神困境，其实都是先进文化作用弱化的直接反映。苏区红色文物洋溢着凛然正气和昂扬激情，蕴涵着中国人民的政治理想、爱国情怀、思想观念和道德诉求，体现着勇于奉献、敢于牺牲、百折不挠等崇高品质，不仅凝聚着珍贵的历史记忆，并且已经积淀为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习近平同志曾经说过：未来中国，是一群正知，正念，正能量人的天下。真正的危机，不是金融危机，而是道德与信仰的危机。谁的福报越多，谁的能量越大。与智者为伍，与善良者同行，心怀苍生，大爱无疆。

    红军军用粮票的经济价值

    红军军用粮票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具有有价证券的经济价值是不言而语的。但时过境迁，这种有价证券的经济价值早已失去。我们现在这里所说的经济价值，是指红军军用粮票作为红色文物的经济价值，即我们所说的收藏价值。

    与任何一种收藏实践活动一样，红军军用粮票这个苏区红色文物在整个收藏世界里，它具有一个显着的、突出的位置。原因很简单，它是古今中外唯一的，为中国历史书写了光辉的新篇章，它理所应当的在整个收藏世界里占据一个突出的位置。

    苏区红色文物与一般的古玩不一样，尤其是红军军用粮票，它能够使人们睹物思情。就像我们看到一张“节省三升米捐助红军三联收据”，我们会想起在那战争年代的艰苦岁月里，苏区老百姓是何等无私，勒紧裤带也要支援红军兄弟，让红军战士吃饱饭去打仗，消灭更多的敌人。如同这样一张条子，我认为它的价值应该远远超过上等的和田玉！因为，它给人一种精神，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一种催人奋进的精神。

    红军军用粮票具有不可再生的显著特征。与所有历史文物，包括可移动和不可移动文物一样，损失一件就少一件，无法弥补。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除了建立了中央苏区以外，还有16个省300多个县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大多数建立过人民政权，有的叫“革命委员会”；有的叫“工农兵政府”；有的叫“苏维埃政府”。但就全国而言，苏区的面积很小，只有40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百分之四。所以说，苏区存在的区域是非常小的，红军活动的地方是非常有限的，红军军用粮票的总量是非常少的。按照陈潭秋同志在1934年9月总结，1934年全苏区借谷58万担（一担等于100斤）。这58万担借谷发出过多种类别的粮票，最多最通用的应该是100斤券，包括红军临时借谷证100斤券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票100斤券，两者的数量也应该分别不会超过20万张，因为还有其他50斤、500斤、1000斤面额的。米票与其他粮票就更少了，在6位阿拉伯数字编码中，米票只有八两和一斤面额的相对多一点，目前发现八两面额的最大编号是116971号，其他面额的米票大部分都是“0”字头编号，还有不少是“00”字头，甚至“000”字头的。原始发行数量就这么稀少。

    （二）天灾与人祸并举，极大地影响其存世总量。红军军用粮票主要在中央苏区发行与使用，中央苏区区域主要分布在中国南方赣南和闽西，这些地区属于亚热带气候，尤其是春天阴雨绵绵，极其潮湿。受到如此天气影响，红军军用粮票这种纸质类的东西很容易毁坏，很难保存。如火烧、水淹、虫咬、霉变等等，都很容易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以后，中央苏区很快就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国民党军队占领苏区以后，对红色苏区所遗留的东西进行了大规模的“清剿”和销毁。那时候，如果有谁私藏红色文物，查出来是要被杀头的。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人人自危，很少人顾得上保存苏区红色文物。

    所以，红色苏区所遗留的文物，尤其是红军军用粮票是极其有限的。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红军军用粮票和其他苏区红色文物，绝大多数是苏区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塞在房子的墙缝里隐藏起来的。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生活逐步富裕起来，旧房改造，拆旧建新，部分文物才得以重新面世。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苏区的群众，包括经济上的支持和政治上关怀。从1950年开始，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以及原来苏区所在地的省、市、县博物馆都在征集苏区红色文物，其中当然包括红军军用粮票。据福建博物院2009年9月出版的《红色遗珍》介绍：自1950年开始，“福建省革命文物搜集委员会”就在全省范围内直接或者间接地搜集革命文物。组织人员赴闽西、闽北等老区调查革命文物。在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福建省老区建设委员会通过筹办“福建省革命文物展”，征集到大批革命文物。上述文物展览后都移交省博物馆正式收藏。后来，省博物馆又于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举办革命文物展览。征集和接收了各地的大批革命文物。改革开放以后，仍然还在征集，到目前，福建省博物院已经珍藏革命文物达十二万余件。除福建以外，在江西、湖南、湖北、四川、陕西等地方同样是这样。不仅国家博物馆和省博物馆是这样长期征集，相关地区的市级博物馆、县级博物馆同样是这样征集。所以红军军用粮票绝大部分被国家和地方政府博物馆所征集。

    （四）按照国家文物局规定，苏区红色文物只能在中国大陆交流转让，是不能出境外的。认真看看历次拍卖公司的拍卖目录，凡是苏区红色文物都被加了个*号，注明该件拍品不能出境。但是，我们看看境外拍卖图录，常常有不少苏区红色文物拍卖。究其原因，一是当时境外就有人收藏苏区红色文物，境外人的收藏意识比中国人强，综观这些境外人的红色文物品相都比较好。二是过去法制不够健全，没有规定苏区红色文物不能出境。三是不排除有人私贩苏区红色文物出境。

    由于上述众多原因，红军军用粮票的经济价值凸现。

    中国人对收藏品的热衷起始较晚，尤其是大众收藏热潮很迟才形成，至今不过几十年时间。这比西方成熟的收藏市场可以说至少晚了上100年。当然，说来也很正常，西方国家都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发达的国家。收藏品这东西是有钱人玩的游戏，中国人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富裕起来的，但这仅仅是达到小康生活水平，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目前，收藏界对红军军用粮票收藏的认识还是不到位的。广大红色收藏爱好者还没有把红军军用粮票当作红色收藏，尤其是粮票收藏的龙头品种来看待。现在，第一套人民币“牧马图”，品相好的曾经卖出400多万元一张，其他詹德城、牧羊图等等也要几十万一张。存世量10张的全国山河大一片红曾经一张卖到730万。2016年5月16日，北京诚轩拍卖有限公司拍卖1975年设计的1分、2分、5分第二版人民币未发行硬币样品，两套共6枚成交价为253万元。纵观众多拍卖公司的拍卖结果，苏区粮票拍卖的价格却低的非常可怜。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目前人们对红军军用粮票的认识还不到位。红军军用粮票其实是非常好的，是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尤其是对于我们搞红色收藏的人来讲，红军军用粮票是中国粮票的龙头品种，是粮票的老祖宗。收藏这事人各有志，无可厚非，但我们作为粮票收藏的人，应该了解和宣传红军军用粮票，以进一步推动粮票收藏、红色收藏向更高层次发展。

    按照价值规律，价格总是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纵观红军军用粮票收藏交易市场的表现，笔者个人认为，当前的交易价格仍属于波动的下轨道。

    作者简介：

    洪荣昌，笔名：红歌，福建省武平县人，大学文化。曾经种过田，当过兵，教过书。从政之后至正县处级国家公务员退休。退休后任中国收藏家协会红色收藏委员会副主任，票证部部长，全国大型文献资料38卷《毛泽东像章选集》副总主编，《中国红色收藏》杂志执行主编，中国钱币学会会员，《中国钱币》杂志特聘审稿专家，《中国收藏》杂志学术委员，全国纸品联盟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钱币联盟纸币委员会副会长，中国钱币学会纸币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红色收藏鉴定师，评估师，福建省钱币学会理事，龙岩市收藏家协会顾问，龙岩收藏文化研究会顾问，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武平县博物馆特聘研究员，武平县慈善总会终身荣誉会长，慈善家。

    从事收藏几十年，涉及邮票、钱币、苏区文物、毛泽东像章等。对中央苏区票证和钱币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出版过《红色票证》《红色货币》《红色收藏》《红色粮票》（均是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全国新华书店经销）等专题著作。曾在北京、福州、遵义、厦门等地举办苏区红色文物展览。其个人事迹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福建电视台、《人民日报》、《闽西日报》、新华网、人民网、《中华儿女》新闻网、红色收藏网等多家新闻媒体介绍过，享誉全国。已出版的著作被中国国家图书馆、全国各大图书馆以及美国哈佛大学等海外知名图书馆收藏。几十篇学术论文被英国剑桥大学等国内外著名杂志、网站刊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