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和改善民生，坚持巩固抗日根据地。

    古今中外历史一再昭示：得民心者得天下。而要得民心，关键是执政者必须处理好与人民的关系，尤其是与人民关系最为密切的民生问题。

    在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发展和建设，除了面对日寇的“扫荡”和攻击，还要面临灾荒。他组织领导的生产救灾运动，曾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表彰，毛主席赞誉他为“救灾专家”。

    他在发动群众，民主建政、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和发展边区文教事业、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扩大人民武装、支援前线等方面，为巩固人民政权、扩大革命根据地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刘伯承曾高度评价杨秀峰主持的抗日政权：“这些政权都是时时刻刻的和群众战斗在一起。”

    聂荣臻曾高度评价杨秀峰在边区政府的工作，称他为“政权工作专家。”

    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协助董必武同志主持华北人民政府的日常政务，为支援全国的解放、迎接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传道授业，培育英才

    传播新文化，改造乡情。

    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他与叔父杨十三，每年利用假期在家乡开办农民讲习所，传播革命思想，介绍南方农民运动情况。

    北京“五四”爱国运动波及全国，也得到迁安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广泛声援及社会舆论的支持。这年暑假，杨十三和杨秀峰叔侄回到迁安老家，向乡亲及学生介绍五四游行盛况，宣传革命爱国道理，还教唱爱国革命歌曲“有钱勿食日人食，没衣勿穿东方裘”……影响深远。迁安师范讲习所和高等小学师生举行示威游行，高呼“抵制日货”、“还我山东”、“还我青岛”等口号，形成反帝爱国热潮。——《“五四”时期迁安县教育初探》吴庆贺

    传播新知识，改善民生。

    民国九年（1920年）创办了《迁安县四团堡乙种工业学校》。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为建校手书贺词。

    杨十三、杨秀峰叔侄倡导并参与创办的乙种工业学校注重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的传播。

    建校初期，招收国民学校毕业生，学制2年。文化课学习国文、算术、经学、英语等课程。后易名“迁安县四团堡初期职业学校”，学制3年，招高小毕业生，授除地理、历史以外的初中课程。专业课设置机织学、色染学、整理学、编织学、制图学等。学生实习课约占三分之一。操作时有专任教师指导。厂房由建厂初期的3间增加到12间，分机织、色染两大车间，还有研究染织的实验室和仪器。学校配备了铁轮织机10台、整理机10台、砸花机1台、挑花机2台、烘干机1台、毛巾机、织袜机数台。

    杨十三和杨秀峰叔侄还为学校购置8台铁轮织布机、3台挑花机、羊绒及各种染料。天津省立工学院还派专人指导，学校办得有声有色。

    受“乙工”影响，迁安县大多数高等小学都设立了职业课，职业学校也迅速兴办。……形成了迁安县第一次职业教育热。

    传播新思想，培养中坚。

    按照党的指示，杨秀峰一边积极开展平津地区文化教育界人士的统战工作，一边在天津河北法商学院、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东北大学等高校任教授。他著有《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国最近世史》，其中学术讲义《历史动力学说之检讨》曾轰动一时。在北师大开设了《社会主义思想史》、《法俄革命史》和《中国近世史》；在中国大学、河北法商学院开设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中国经济史》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等课程。

    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痛斥反动文人陶希圣破坏抗日救亡运动，投降卖国的无耻行径。在课堂上公开讲授马克思主义，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在广大青年学生中，传播马列主义，宣传我党抗日救国主张，对青年学生奋起救国，积极踊跃地参加抗战队伍起了启蒙作用。

    杨秀峰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参加抗日工作。在冀西游击队之初，吸收了大学教授、归国留学生、中小学教师、一批参加“一二﹒九”运动青年学生、敌占城市和大后方知识分子，如张克威、罗青、艾大炎、游仪声、马识途、谌厚慈、齐燕铭等有一定影响的专家学者先后跋山涉水、携家带口投奔而来。来自陕北青训班的20多名知识青年以及临城简易师范百分之八十师生，内邱简易师范、邢台师范200多名师生和保定二师、大名七中师生加入队伍，使冀西游击队发展壮大到2000多人（其中知识分子有300多人）。因此这支队伍以文化水平高、政治思想活跃、军民关系融洽而闻名太行山，被称为“师生游击队”。后来发展到7000余人，其主力部队组建了八路军129师新编第11旅，成为我军一支能征善战的“铁军”。

    1938年3月中旬，为迅速培训一批抗战前线干部，杨秀峰主持召开了军政联席会，会议决定成立冀西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冀西民训处主任、冀西游击队司令员杨秀峰任校长，时任直南特委宣传部长兼冀西民训处委员会宣传委员的吴立人，协助杨秀峰筹建冀西抗日军政干部学校。

    随着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邀请杨秀峰到冀中区创办一所军政干部学校。此时杨秀峰已经担任了冀南行署主任。为了适应抗战需要，培养大量军事、政治、财经、文教、行政等方面的人才，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于1938年8月在冀中深县成立了以杨秀峰为院长的河北抗战学院，先后培训县区级行政干部3000余人。又陆续创办了冀南抗日干部学校、冀南抗战学院、冀太行政干部学校、晋冀鲁豫边区行政干部学校，均兼校长。在干校和训练班，培养训练了多种类型干部，输送到党、政、军、及贺龙120师各部门，成为各方面的中坚力量。

    他虽然工作繁忙，但他深知教育在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无论是负责军事工作，还是负责政权建设工作，都把教育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由于冀西地区遭受日军的“扫荡”，所有的学校停了课，儿童都失了学，当他带领“冀西民训处”转移到拐儿镇时，立即组建“妇女儿童教育部”，并指示开办小学教育培训班。来自临城、赞皇两县的小学教员40余人参加了学习。

    身为冀西游击队司令员，杨秀峰在紧张的战斗空隙还抽出时间赶到培训班讲课。他为学员们讲解了“根据地的教育如何为民族解放战争服务”的问题。 与孙文淑一起首先恢复各村小学，制订教育目标，编写小学教材。同时，指示冀西所属各县抗日政府成立教育科，区政府设教育助理员。在杨秀峰的领导下，根据地的教育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颁发普及小学教育的法令；举办教师培训班；适当提高小学教师的生活待遇；发动和依靠群众办学，在抗日游击区和接敌边缘区举办“游击学校”和“伪装学校”，进行多种形式教学；废除旧课本，编写抗日需要的新教材等。在1939年9月，仅仅一年左右的时间，“冀南抗校”培训4期，毕业学生千余人，仍继续开展培训；“河北抗院”也训练了3-4000名青年参加抗战，恢复抗日小学1420余处，为我党我军造就了大批军事、政治、财经、文教、行政等方面的人才和抗日中坚骨干。

    1939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为“安吴青训班二周年纪念”题词中，指出：“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

    1945年11月，抗日战争结束后，解放区各项建设事业急待开展。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副主席戎子和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向边区政府委员会提出在本边区创办高等学校，培养急需的建设人才的意见。经讨论决定创办新华大学，后定名为“北方大学”。12月，边区政府决定组成以杨秀峰为主任的北方大学筹备委员会。杨秀峰亲拟电报，要求中央把著名学者范文澜调来当校长。经反复商量，中央有条件地同意了杨秀峰的请求，即由边区派得力助手协助范文澜主持校务，以不影响他的中国通史研究。全边区人民十分高兴，也轰动了平津 、济南、开封等蒋管区。杨秀峰亲自选定学校领导，任罗青、孟夫唐、王振华、张柏园、晋曾毅等分别担任秘书长、校务主任、教务主任等职务，以减轻范文澜的行政工作。范文澜从延安到边区时，带来了艾思奇、陈唯实等几位学者任教。随后，边区又调来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其中不少是国内外著名学者，如黄松龄、王学文、何穆、刘大年、叶丁易、王鹤、王南、陈荒煤、夏青、乔羽等。

    1946年5月21日北方大学在河北邢台正式开课。杨秀峰十分重视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学校开学不久，即来到学校，了解情况，并对师生发表了《对于时局应有的认识》的讲话，勉励大家要“在认识时代的客观基础上，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

    杨秀峰同志忠实地践行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民族解放的事业中对充分重视和发挥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做出重要贡献！

    创建新教育，培养国家栋梁

    新中国成立后，从1952年在长达十四年的时间里，为发展我国的人民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杨秀峰是学师范的，当过中学、师范学校的教员和大学的讲师、教授，并长期从事教育行政领导工作，对教育既有很深的理论修养，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教育战线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总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以求实、稳妥、冷静的态度对待一切，力求减少偏差与失误，充分体现了一个教育家的高贵品质和科学态度。他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十分丰富，涉及了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至今仍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他指出：“大家知道，现在从学校毕业的学生，一般是二十岁多一点，他们将来要工作到下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今后十年、二十年培养出来的学生，将要工作到下个世纪的中叶去，能不能把他们教育成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他主张，学校教育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能力，发挥学生在学习上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要给学生自学时间，课外活动时间，课时太多会使学生疲于应付功课，不利于培养独立工作能力和身心健康。1959年5月，杨秀峰带领工作组赴东北沈阳等5市考察了解教育工作情况和各级全日制学校，考察工作历时20天。在此期间走访了12所大学、16所中学和师范、5 所小学，召开座谈会18次。在考察中，高校领导、教师和学生反映学习负担重，生活过于紧张，课程门数多，讲授进度太快，学生自习时间少，更没有时间看参考书，比如历史系采取“单科跃进”，4周学完中国近代史，一周讲完鸦片战争到日俄战争几十年的历史，4节课讲了100页（指讲义）。还了解到高校内组织名目繁多，活动过多较为普遍。听了这些反映之后，杨秀峰感慨地说：“太紧张了，长期像去年那样紧张不行，教育不能这样紧张。”

    他主张，学生应该德智体全面发展，在达到国家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根据学生不同基础和条件，不同兴趣和爱好，充分发挥他们的个性和特长，才能培养出多种多样的具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创造性人才。

    他一贯重视思想品德教育，认为学生解决了人生观问题，有了正确的学习目的，才能有高度的自觉性积极性，才能勇于进取，为祖国人民奉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强调加强和改善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一环。

    他深知要办好学校，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发展科学技术，建设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键是发展师范教育，这是国家命脉，师范教育直接影响着教师素质、中小学教育质量和科学技术发展。因而，他大力提倡尊重教师就是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应该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给教师以学位、教龄津贴，对卓有成就的教育工作者应视为人民教育家。

    薄一波同志曾经指出，秀峰同志酷爱教育事业。就是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代，他因担任根据地政府的重要领导职务而不直接主管教育工作时，仍然以极大的热忱关心教育事业，千方百计地创办革命学校，培养急需人才。建国以后，他在教育领导工作岗位上，更是孜孜不倦地为党的教育事业而呕心沥血、努力工作。对他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热爱教育工作这一点，我们大家都至为敬佩。可以说，“文革”前我国教育事业的每一阶段，都有他的脚印，我国教育事业的每一成果，都有他浇注的心血。

    邓小平同志曾经这样评价杨秀峰：“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杨（秀峰）兼而有之！”杨秀峰同志作为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忠于党，忠于人民，胸怀坦荡，矢志不渝，积极投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向往光明的深刻思考与民族精神的切身实践。

    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殷切期望，我国广大知识分子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多做贡献。杨秀峰同志的思想、作风、品德、知识，对我国知识分子在当今自觉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对积极投身到创新发展的实践中去有着重要的启示。

    杨秀峰同志堪称为人师表！

    [1]黄令坦：《北平教授与一二九运动》，摘自《北京社会科学》， 2016 (4)， 第31-40页。
    [2]庄林（时为天津河北法商学院学生）：《回忆杨秀峰老师的教育》
    [3]何礼又名何维登，当时是北平清华大学学生。
    [4]参阅：《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一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郑一奇主编，何吉林副主编：《何礼纪念文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
    [5]参阅：何嗣珌《中国大学及“北方救国会”的抗战历程》，载于《纵横》2007年第12期。
    [6]《延安时期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2015年09月10日《红旗文稿》龚云）
    [7]参阅《“一二九运动”是不是共产党领导的？》（2011-06-27北京晚报）；《用青春热血传承“一二九”精神》（2015年12月09日中国青年网）。
    [8]张荫梧 （1891-1949），河北博野人。国民党晋绥军陆军中将。中原大战晋绥军失败的祸首，抗战初期组织河北民军。发明了“曲线救国”一词，被中共称为摩擦专家，与八路军争夺敌后根据地，被八路军彻底击溃。
    [9]冀西民训处，全称为“国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保定行营民训处冀西民训指导特派员办事处”。
    [10]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副主任李艳杰在2017年6月14-15日邯郸召开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研讨会的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