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与苏联共产党展开了一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方向与思想原则的大论战。“九评”是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分道扬镳的历史见证。

    这场思想论战既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方向与思想原则的大论战。同时，这场论战对于中国来说，其国家的战略意义也涵盖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原则的争论。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原则的论战又深深的保护了中国的国家战略意义和利益，并为中国独立自主的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历史基础和思想基础。

    有的学者认为，“九评”是毛主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在国际问题上的表现，因而“九评”也是错误的。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因为，外交与内政是不同的概念。外交无小事，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是不能同比的。国际问题牵涉的是国家与民族的利益；牵涉的是国家的战略问题。与国内问题有联系。但是，是不可以混为一谈的。

    中国的国家战略意义是什么呢？这就是反对以苏联为主导的，违反列宁主义原则所签订的国际雅尔塔协议；以保护中国因雅尔塔协议而失去的大片国家领土。这场争议既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之争，同时也是国家利益之争。这场对修正主义的论战，体现了毛泽东主席以及周恩来总理、邓小平总书记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捍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原则的坚定政治立场；体现了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作为伟大战略家的雄才大略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体现了毛泽东主席作为伟大战略家的高超的政治谋略，体现了毛泽东主席作为民族英雄为保护国家利益的战略智慧以及与对手斗智斗勇的高超治国技巧和斗争艺术。同时，也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思想基础和历史渊源，以及深厚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基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逻辑性就源自于此。

    中国与苏联长期以来都是恩怨纠结在一起的。讲到恩情，中国共产党无疑要感谢苏联共产党的帮助。毛主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直是接受苏共领导的。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苏共也给与了中国革命极大的帮助。苏联在世界反法西斯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凯歌声中，在美国原子弹袭击日本的背景下，迅速出兵中国东北，击溃了日本关东军，解放了东北全境。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来说，也是极为关键重要的一步。中国共产党没有东北根据地，要取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是艰难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共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恩重如山的。而且，在中国社会主义建国初期，苏联提供的156个建设项目，帮助中国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工业体系，这也是中国所不能忘记的。

    但是，从国家利益来说，中国对于苏联来说，又是积怨的，这就是二战结束后，苏联在中国缺席的情况下，主导签订了国际雅尔塔协议，使本来属于中国领土的外蒙古从中国领域中独立出去了。而且，外兴安岭等近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一大片国土依然被苏联占为己有。这是中国人民的心病，也是毛泽东的心病。
有资料显示，1950年毛泽东同志访问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协议。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对苏联提出过苏联占领的土地问题。但是，斯大林以雅尔塔协议为由，拒绝了毛泽东同志的请求。苏联占领中国的领土成为了被搁置的议题。虽然没有收回贝加尔湖等大片的原来属于中国的领土。但是，好歹还是收回了东北铁路以及大连旅顺的军事港口，中国多少还是有点面子。但是，失去大片领土的伤痛还是刺在毛泽东的心口。这在中共与苏共20大以后的分歧，从毛泽东主席多次对苏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与领导发生歧义，就可以看出端倪来。

    1958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北京会谈。对于苏联的经济援助，毛泽东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但是，强调了中国自己的原则，这就是“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需要外援，但是，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直译中苏高层会晤》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版、第93页）

    对于苏联提出的成立中苏“联合舰队”“长波电台”，毛泽东明确指出：“这是对中国主权的蓄意侵犯。”（《直译中苏高层会晤》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版、第95页）

    毛泽东同志的态度，义正词严，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赫鲁晓夫只好无功返回。这说明毛泽东同志对于国家的主权是坚决维护的，是没有任何犹豫和妥协的。

    中苏的恩怨纠结有深远的历史渊源。

    沙皇俄国是一个欧洲国家，本来同中国不接壤。16世纪沙皇俄国开始东扩。1689年中俄签订了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规定了中俄东段边界。1727中俄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规定了中俄中段边界（这段边界目前大部分成了蒙苏边界）。至于中国当时西部疆界则在巴尔喀什湖。同沙皇俄国的边界相差甚远。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而俄国则逐步成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1858年5月28日，沙皇帝国主义乘英法帝国主义进攻天津，威胁北京之际，用武力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割去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

    1860年，沙皇俄国借口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的军事压力，调停有功，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划归俄国。

    1864年，沙皇俄国强迫中国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去中国西部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1871年沙皇俄国出兵强占中国的伊利，盘踞十年之久。

    1881年2月24日，沙皇俄国强迫中国清政府签订《中俄伊利条约》，又把7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入了俄国的版图。

    沙皇俄国通过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占领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而且还越过这些不平等条约，不断的侵占中国领土。例如，在帕米尔地区，沙皇俄国1884年《中俄续勘喀什葛尔界约》的规定，侵占中国2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地段，苏联政府违反公认的国际准则，把边界线全部画到了中国岸边。把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700多个岛屿画去了600多个，面积达1000多平方公里。

    沙皇俄国的强盗行径受到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国际舆论的一致的严厉谴责。

    马克思1858年在评论《中俄瑷珲条约》时说：“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俄国过去是极想把这个地域弄到手，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占有这个地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25——626页）

    1858年10月，恩格斯指出：俄国“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俄国并不满足这一点，它已设法成立了俄中委员会来确定边界。而我们知道，这种委员会在俄国手中是什么东西。我们曾经看到这种委员会在土耳其的亚洲边界上的活动情况，20多年来他们在那里把这个国家的领土一块一块地割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62——664页）

    1900年10月，列宁指出：“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他们是不是公开瓜分的，而是像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

    列宁谴责俄国政府的暴行时说“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把一座座村庄烧光，把老百姓赶进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0——321页）

    “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它使人民更加贫困，使人民受到更深的毒害和更大的压迫。”（《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3页）

    1916年2月，列宁指出：“其实全世界都知道，沙皇政府压迫俄国境内其他民族的一亿多人民，已经有好几十年，俄国对中国、波斯、亚美尼亚和加利西亚实行掠夺政策，也已经有好几十年了。（《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5页）

    1924年4月，斯大林指出：“沙皇俄国是以最残忍最野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压迫——资本主义压迫、殖民地压迫和军事压迫的策源地。谁不知道，在俄国，资本的万能和沙皇制度的暴虐是融合起来了；谁不知道，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侵略性和沙皇制度对非俄罗斯民族的屠杀是融合起来了；谁不知道，对土耳其、波斯、中国广大地区的剥削和沙皇对地区的侵占和侵占领土的战争是融合起来了。列宁说得对：沙皇制度‘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沙皇制度把帝国主义各种最坏的因素集中起来，并使之变本加厉了。”（《论列宁主义的基础》·《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第6卷、第67页）

    1920年9月27日，苏维埃政府发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政府的宣言》，庄严宣布，“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地归还中国。”（《五四运动文选》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66页）

    1923年8月，苏联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来华，并发表了《加拉罕对华宣言》。宣言中指出：“俄国劳农革命推到俄皇政府，本完全尊重他国主权及完全抛弃侵略之土地与财产之基础，建设其对各国之新策，对中国之政策亦然。”（《东方之杂志》1924年、第21卷，第8号，第129——130页）

    1924年5月31日，苏联政府与中国北洋政府在北京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规定“将中国政府与前俄帝国政府所订立的一切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及合同等项概行废止。另本平等、相互公平之原则。及1919和1920年两年苏联政府各宣言之精神重订条约、协定等项。”并“将疆界重新划定。”（《中外约章汇编》）北洋政府外交部条约司编、1927年）

    北洋政府在上世纪20年代，就曾经收回过外蒙古的管辖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