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早春我们老俩口去了重庆，是想寻找父亲生前走过的足迹。这样的旅游是我们用心策划和向往的。

    抗日战争爆发，17岁的父亲只身从安徽巢县流亡到重庆，是陶行知先生办的育才学校收留了他，1939年9月经魏东明先生介绍进了育才学校，开始在学校里当“艺友”(即边学习边教书的“小老师”)，后来做文学组的老师，直到1944年8月离开这里……

    我们从重庆市区乘公交车到北碚，然后打的去寻古圣寺，寻找当年育才学校的校址，那是一座始建于明朝的寺庙——古圣寺，位于重庆合川县草街镇的凤凰山麓。

    早春时节，油菜花黄，穿过山间的一湾湾梯田，就可看见茂密树林下掩映的古圣寺。一道巍峨的石质山门，顶檐如大鹏展翅，山门两侧篆刻着佛家处世为人的楹联，围墙上 “檀林忠孝”四个大字格外醒目，那是冯玉祥的手笔。

    资料：陶行知先生纪念馆位于重庆合川草街镇古圣村，其中育才学校旧址古圣寺于2006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走进古圣寺，只见大树参天，庙堂主要建筑基本完好。

    寺庙里院落宽阔，牛王、大雄、观音三大殿保存完好，两边还有厢杂房20余间，这就是当年育才学校的校舍。

    那时的育才学校是一所与国民党统治区所有学校完全不同的新型学校，学生均来自15个省的战区难童，按特长分为社会、文学、自然、音乐、绘画、戏剧等组学习，校长陶行知要“用生活教育之原理和方法，培养难童中之优秀人才”。抗战岁月，战火纷飞，陶校长克服重重困难，聘请了音乐家贺绿汀、电影艺术家章泯、舞蹈家戴爱莲、诗人艾青、画家陈烟桥来校任教，邀请了翦伯赞、何其芳、丰子恺、田汉、姚雪垠在此兼课，乡间古庙一时英才云集、名师荟萃。

    陶先生的办学理念，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很不待见，而共产党却大力支持。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等多次前往古圣寺慰问，送去物资和捐款，并从延安选送学生，派遣教师，学校几平成了共产党在大后方的重要据点。父亲就是在这里投奔了革命，参加了共产党。

    我们走进寺庙，当年的教室依照旧貌摆着一排排课桌，在一块破旧的黑板上，有粉笔书写的“每天四问”：第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第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第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这是陶校长在育才学校成立3周年时对学生提出的要求，每天清晨，孩子们都会齐聚古圣寺大殿，高声演讲自己的学习、思想、生活体会，回答陶校长的 “每天四问”。

    在社会组上课的教室里，我们看见一张桌子上特意摆了一个“李鹏同志座位”的牌子，李鹏曾是当年社会组的学生。

    在古寺的一间间庙堂里，陈列着各个组留存下来的古旧钢琴、小提琴、画架画板、刊物书籍、演出道具等，当年孩子们就是在这里伴着古庙沉寂的钟声，弹奏钢琴，排练话剧，学习舞蹈，朗诵诗歌，用桑枝写生，学做木工，到野外采集标本，在星空下画星宿图谱……

    父亲在《自传》中说，他在古圣寺教书时与诗人邹绿芷共住一屋，陶行知先生喜欢写诗，经常来此聊天。先生说：“要把育才办成一个诗的学校，要以诗的真善美来办教育”。在陶校长的影响下，育才学校读诗、写诗蔚然成风，甚至将古庙外的一片草地和树林都命名为“普希金林”，师生们经常在此开诗歌朗诵会。

    资料照片：当年文学组的学生们在“普希金”林地里开会

    资料记载：育才学校文学组的主任先是魏东明，后是艾青。教师有：陆维特、邹绿芷、力扬、周微林、徐荇（铁马）、蒋路

    资料照片：当年文学组的学生们在教室里上课

    资料照片：育才学校部分老师在大门口合影，第三排左二为我的父亲徐荇

    父亲那时喜欢写诗，经常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文学组的学生田大畏(田汉的儿子)写过一篇回忆录，讲了自己在育才学校文学组学习的经历——他还记得“徐大哥”(他把我的父亲徐荇亲切地称为徐大哥)在课堂上讲过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称赞这位大哥“文笔和口才都很好，特别善于朗诵高尔基的海燕，普罗米修斯的独白，声音深沉动人……”

    岁月沧桑，古庙中的教师宿舍有的已经凋零破落，只象征性地保留了一间“教师寝室”，想必当年父亲也在这屋里住过吧。

    在古圣寺寻迹的过程中，一位杵着拐棍的老婆婆始终紧随身边，一问才知晓，她竟是当年育才学校的一位学生，当地人，名叫杨心莲，89岁高龄了。1992年，这位老人凭着对育才学校和陶校长的执着感情，住进古庙，义务担当起古圣寺守护人的责任，精心呵护着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不厌其烦地对来访者讲述着陶先生点点滴滴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