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老一生与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渊源颇深，最早可追溯到“五四”爱国运动后期。期间，沈老曾先后认真阅读过《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在他的日记和家信中都有记载。“马克思的大著作《资本论》，更将共产党宣言底量及质加以扩充。资本论所贡献之盈余价值观，他自认为说明资本主义掠夺之实在的工具。……据我的意见，资本论中最好的部分，就是讨论经济的事实，因为马克思对于这些事的知识，非常精博。”大革命时期，沈钧儒与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中共党员宣中华和潘枫涂有着思想上的碰撞和实践上的合作。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共党员的影响，沈老的思想和行动日益左倾，逐渐向共产党靠拢。为此还遭受国民党右派的迫害而锒铛入狱。大革命时期，沈钧儒的政治思想还没有完全入党，仅是左倾，但全面抗战爆发后，沈老的政治主张则完全偏向中国共产党一派，因为沈老认为“共产党是人民的党，它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是得到人民拥护的。”解放战争中期，沈老的思想已完全“一面倒”，倒向中国共产党开辟、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沈老在民盟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式记者招待会上对外宣布民盟放弃走欧美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所谓“中间道路”，“必须在真民主真和平之中认清敌友，在是非之间，民主与反民主之间是没有‘超然的’或者‘中间路线’的存在可能”。之后，沈老又在民主人士招待会上号召各民主党派放弃“在国共之外造第三条船”的道路，“沈钧儒指出过去一些所标榜‘中间路线’，现已走不通。除参加革命或反革命，即无路可走。”在沈钧儒看来，真正的“中间路线”是不存在的，所谓的中，要么偏左，要么偏右。这一时期，沈老还仔细研究过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著作，他曾于1948年2月18日和2月20日阅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并予以高度评价。新政协会议召开期间，沈老受《新民主主义论》的启发，于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提出了符合新民主主义原则的建国总路线，“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原则，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构，再加上民主集中的组织，团结协商的精神，这就成为目前我们所可能采取的总的方向和总的路线”。

    新中国成立后，沈老从未停止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更加坚信自己对党的判断和选择。据许崇清回忆，沈老多次教导民盟全体盟员要做到“听党话，跟党走”；也一再勉励身边的家人和晚辈要“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改造到老”；还经常教导大家“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并虚心向工农学习”。1962年，已过耄耋之年的沈老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感情更笃，佩服更甚。1962年10月1日，年近九十的沈老依例参加国庆庆典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问候他的健康状况，散会后还亲自扶沈老同下电梯，沈老异常兴奋，回到家后，激动地说到：“我又见到了毛主席”、“我们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跟中国共产党走。”“永远跟中国共产党走”，这既是沈老丰富人生的经验总结，也是对子女后代们的谆谆嘱托。

    沈老逝世后，在清理遗物时，发现卧室书桌上摆放着《实践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著作。桌上还放置着毛泽东画像和歌颂延安的诗词。足见其学习进步的热忱之大和对毛泽东爱戴的程度之深。沈老一生“又红又专”，“立德立言立功”，“能党能群作前锋，先生先觉老更红，全心全意为救国，立德立言又立功”，不愧为一名党外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一生矢志不移地救国家于危难，护人民于水火。

    三、小结

    沈钧儒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受其影响，思想偏于左倾。大革命时期，沈老的救国理念和政治实践日益向中国共产党靠拢。自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沈老从历史与现实、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鲜明对比中，发现中共才是国家和人民的救星，他逐步吸收和靠近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站在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带领统一建国同志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民主同盟等政治团体与中国共产党协同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最终成为了一名非党的“布尔什维克”。

    沈老一生三次在历史转折关头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其根源在于沈老自幼形成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和自晚清宪政运动以来培育的救国救民政治抱负。此外，中国共产党的始终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民族的先锋队的政党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也深深地吸引了沈老。即是说，沈老入党的原因有两个层面，一是爱国主义情怀，这是沈老毕生走在革命潮头，追求进步的不竭动力；二是中国共产党的救国主张和指导理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完善沈钧儒政治理论和革命实践最重要的“精神食粮”。

    作者系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