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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晓宇、文江川、韩宏伟:老军垦人的回忆节选(续三)(组图)
2016-05-25 14:43:47
作者:口述/贺荣洲 整理/文晓宇、文江川、韩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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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接受组织考验 红心向党永远不变

注:此照片第二排右边第八位是本文口述者:贺荣洲同志

注:这是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新疆自治区党委老书记王恩茂将军在1991年八一节,为江西永新学生队参军进疆40周年的题词。

    记得,早在我参军进疆后,就写过入党申请。后来,又申请过多次,次次申请都是石沉大海。但是我从未灰心,决心要:长期接受组织考验,红心向党永远不变。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与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从三年自然灾害,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这里面的故事可真不少呢!但我这里就不详述了。我只讲些与本人有直接关系的故事。

    一、我被视为“控制使用人员”的故事

    1959年时,农七师的《跃进之声》报社,把我列入了优秀通讯员中的头面人物。每逢重大节日或生产季节刚开始时,如“三.八”、“五.一”、“七.一”、“八.一”、“十.一”、元旦、春节等和春播、夏收、田间管理、秋收、冬季备耕等农时季节,都写信或来电话向我约稿。而我总是有求必应,尽量满足报社的要求。有时来不及写在稿纸上,就用电话口述稿件。几天后,我的口述稿件也见报了。宣教股长出身的政委冯化礼,特别重视新闻报道工作。他只要在近期的《跃进之声》报上没有看到本团的报道文章,就马上打电话对我说:“老贺呀,这两期报纸怎么没有我团的消息,没有稿件反映我团的报道了?”他还告诉我哪个单位有好人好事可以写,并提供采访线索,让我快去采访办理。这也许是我稿子写得多、刊登率高(利用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原因之一吧。

    由于我的稿件,在新疆的一些报纸、刊物上刊发的多了,知名度也高了。《生产战线》报社看我年轻、有干劲、热爱党报的新闻事业,想培养我走上专业道路,做专业记者。曾向21团党委政治处发函,商调我到《生产战线》报社去当记者或搞编辑工作,发函来争求意见,看是否同意放人。21团政治处回函说:“贺荣洲同志由于一些原因,是控制使用人员,不宜培养重用。我们只同意他当个报社的编外通讯员,写写稿件,而不同意他调到贵报去当记者或编辑。”既是这种情况,那以后上级新闻单位就没有再来函“打我的主意”。我就这样失去了一次提拔重用的机会,而一直在团里当新闻干事。

    “控制使用人员”这句话,在公开的报刊、电台上是看不见、听不到的。那是当时党的政治机关内部掌握的一项用人的原则,也是纯洁党的机体的重要举措之一。控制使用有没有时间限制?在极“左”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是没有时间限期的。那就是遥遥无期、长期使用“人”的政策。控制(即压制的意思)一生到死为止。与刑法上讲的“无期徒刑”有点相似。谁头上套上了这个“紧箍咒”,谁就一辈子永无出头之日。

    也许有人会问:这样机密、内部掌握的情况,作为你这个被“控制使用”的本人,怎么会知道这一情况的呢?当然事出有因了。纯属是偶然之间所得知的。那时,上级新闻单位,如报社、电台、杂志社写信退稿,都是用统一印制好的信封。也许是上级报社的疏忽。他们把21团政治处的说我是“控制使用人员”的便函,又装入信内退寄回了21团政治处。而21团收发室工作人员,凡写有新闻单位,如报社、电台的信函,即使写21团政治处,也统统送到宣教股。我在宣教股是专职搞新闻报道的,所以宣教股的领导,也总是交给我拆开先看,再作处理。结果,我拆开一看,就知道了组织上已将我列入了“控制使用人员”。当时,我真有“天打五雷轰”的感觉。心里想:我这一辈子完了!就是全身都长翅膀,也别想能飞起来了。但这件事从没对任何人讲过,连妻子我也未敢告诉。这就是几十年前,我一直是一个“控制使用人员”的情况。如果,我的回忆录中删去了这一段,不写进去,那么我的回忆录就是残缺不全。对极“左”路线就缺少一点有力的证据。我觉得现在如实地写出来,对任何人都不会有所伤害,反而能教育下一代人。那种极“左”路线,不能让它重演了!这才是我们的目的所在。

    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充满着矛盾。而矛盾着的人和事,又互相转化,创造了推动事物发展和人进步的条件。例如因祸得福、失财免灾。一个组织对一个人的使用,特别是有争议的那类人,若大胆地使用吧,又明知棘手,怕连累自己,反落个用人不当的罪名,自己乌纱帽也有保不住的危险。若把他一脚踢开吧,又舍不得,因那人确实有一技之长,身上有潜力可挖、有油水可捞。离开了他,工作就展不开、做不好,或者说对党、对人民的事业就会带来损失和危害。于是就采取既不重用、也不放弃的态度。运动来了,就当活靶子,放下去,名曰:干部下放,人人有份。运动过后,再把他提上来,充分利用,又名曰:工作需要嘛。我是个有这种经历的人。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这就是铁的纪律。哪里艰苦,哪里安家,哪里需要,去哪里。既不敢发牢骚,又不敢讲怪话,千言万语都吞进自己的肚子,当作营养品。每次下放,都给了我接近群众、联系实际、多流汗水、多吃些苦的机会,锻炼身体和意志,成了名符其实的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的好干部。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行。那毕竟是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二、我被下放连队的故事

    1969年,团里来了一些现役军官当头头。王爱国任团长、梅引任副政委等。21团也改为:农七师121团。那时,我原在十八连下放劳动。长期下放劳动也不符合党的政策。于是团党委就决定把我调到良种连去当统计,把我妻子调到良种连学校当教师。当时良种连的连长蔡化光,是我以前培养起来的党报通讯员之一。他写的很多搞子,都是经我修改后才见报的。从感情上讲:我原在团机关当宣传干事时,他对我很尊敬,把我当作他的老师。由于有这么一段私交关系。“文革”后期,他同意把我调来,做他的下级——连队统计。从各方面,还给了我很多方便,从没有批评过我。讲什么,都是用商量的口气和我讲话,使我很感动。指导员李玉连,是1964年转业进疆的复员军人,文化虽只有高小程度,年龄比我要小十几岁,但人很聪明,也很开朗,并能一分为二地看待我。对我的到来持欢迎态度,并希望我能做他的助手,做些连队的思想政治工作。而我呢,觉得连长、指导员,他俩对我看德为重,很有眼力,不说慧眼识珠,也可说是知人善任吧。心想:我一定要支持连长、指导员的工作。我就向连领导提出:“文教、统计,两个人的工作,我可以一个人全部担负起来(因当时连里也缺文教),而且保证做好两项工作,两不耽误”。这样,蔡连长、李指导员为我有这样的思想和实际行动,都感到很满意和高兴。

    俗话说:“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我自报奋勇一个人干两个人的业务工作。这不是出什么风头,也不是傻得出奇、自找苦吃,而是能挑一百斤,就决不挑99。那时,一个人干双份工作,既不拿双份工资,也没有分文奖金。然而,我是心甘情愿,想多做点事情。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每天晚上,连队开大会,我就要早半小时去点燃煤气灯,等人到齐后,我就给大家教唱革命歌曲。召开班、排长会议,我就做记录,黑板报一星期必出两期,反映连队新貌、表扬好人好事,田管、秋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劳动竞赛。晚上,我又认真填写生产报表,向团里上报我连的生产进度,战报准确及时。季度、年度的有关统计报表,我也准时按时上报。那时,进行过一次全团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大检查评比,我曾代替李指导员做全面汇报,良种连的思想政治工作,排在炮台区(又称东区)的榜首,在全团也属上游单位。团政委多次表扬了良种连,其中也指出我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良种连的广大军垦战士对我也很尊敬。班、排长还经常主动向我汇报好人好事。希望我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和渠道,在大、小会上、黑板上、广播上,表扬他们。说句实话,我那时在连里的威信,大大超过了副指导员倪尔必,经常和连长、指导员在一起研究工作,像召开核心“常委会”似的。在良种连的几年里,我虽说辛苦繁忙,但很有效益。我的心情是很舒畅愉快的。

    到1971年底或1972年初,良种连领导看我身兼两职太辛苦,于心不忍、过意不去。同时,也考虑到像我这样的“老机关”能写善讲,又踏实肯干,长期下放在连队,也实在可惜。是人才,连队这个“小庙”是留不住的。一旦上面来个调令回机关,连里既无文教、也没有统计,好些业务就无法运转。于是党支部研究决定:由保管员李启明担任统计,和会计在一个办公室办公。而我一个人在文教办公室办公。工作量减少了一半,我也轻松了。我就有更多的时间读书看报,特别是读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还写了不少读书笔记,使我的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由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修养日益提高,对要求加入共产党、做一名合格的党员,象一把干柴被火点燃在胸中,熊熊燃烧重新而起,我想:党组织是不会把我这个“控制使用人员”,老拒之党的门外吧!于是我还是向良种连党支部递交了我的入党申请书,希望党组织考验我,给我开门,让我进去,以实现我终生的心愿。

    连里党支部委员会的成员,尤其是党支部书记——李玉连指导员,对我的申请表示了欢迎。他们认为我已经具备了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当时,基层党支部发展新党员,先要将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名单,事先向团党委的组织部门报告,经党委审查批准,同意了方可发展入党;若不同意,则不能列入发展对象。李指导员将我要求入党、连党支部基本同意的情况,向团里上报了。但很长时间没有批下来,李指导员就专门到团部询问团党委常委、副团长(原政治处主任)张地。李指导员说:“老贺申请入党的心情很迫切,工作表现很积极,党支部多次讨论都认为可以。不足之处就是控制使用人员。那是属于历史问题嘛。团党委的意见怎么样?”张地副团长原是文革期间的革委会副主任,他是在文革期间从基层连队指导员、教导员,一跃成了革命领导干部、团政治处主任、副团长,团场职工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张哈哈。张地说:“再考验考验吧”。就这样,我在良种连要求入党的事,就又一次“泡汤”了。像这样被左倾思想干扰而使我入党“泡汤”的次数,也有四、五次吧,这里就不一一详述了。

    三、我在团五七干校做理论教员的故事

    1973年上半年,我由良种连调出,调到团“五.七”干校当理论教员,又给了我出头的好机会。刚开始,在“五.七”干校里,魏善标是行政负责人。上课辅导,则由我一人承包。因为我是“老宣教”,马列和毛主席的书读了不少,作辅导性的报告,对我来说并不感到太难。由于我能认真备课,理论联系实际。讲课时,还能做到深入浅出,尽量因材施教,很注意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授课。我这样做的结果是:团场的营、连干部和党、团骨干都说我讲课听得懂、记得住、有风趣、不枯燥。无论是当面还是背后,都说:“学有所获,学与不学、学习前、后大不一样。”有的还说:“我们是‘空’而来,满载而归”。总之,对我的讲课评价很高。我为什么对讲课那样认真细致呢?有时备课弄到深更半夜。我还经常到兵团宣传部、农七师宣传科和有关党校、干校去索取参考资料。还写信到湖北华中理工学院——我小学同学李秀玉的丈夫——黄健教授求援。黄教授热情地给我邮寄很多有价值的书籍和资料,弥补了我知识方面的不足之处。叫我当“五.七”干校的理论教员,我是很高兴的,同时,也很害怕。高兴的是,天生我的才,又要使用了。我能为提高全团干部的政治素质、理论水平出力作贡献,我感到光荣和自豪。害怕的是,万一备课不周、举例不当,就要给我扣帽子、打棍子、装袋子(即写材料,装入档案袋)的,叫我吃不了兜着走。那就要重新“回炉”、再次下放。幸亏我一丝不苟、滴水不漏,在那个年代里,没有出任何问题。平平安安地完成团党委交给我的讲课任务。

    在“五.七”干校的时候,我有高兴的事,也有情绪不好的时候。在给干部党员讲课时,我自己也在受教育。理论水平、政策策水平、文化水平,也都在水涨船高。温故而知新,学员们每人只听一次,而我可能要讲八次、十次。有的还讲得滚瓜烂熟。如讲《共产党宣言》,从开始讲:“一个幽灵……徘徊,”到最后的两个“决裂”,像背“老三篇”一样,能熟练背颂。特别是在准备讲《哥达纲领批判》时,当时的团党委书记、政治委员徐学成,他也到“五.七”干校,和我一起备课,他起草的讲稿,让我重抄一遍,还让我提出意见。他理论水平比我高,我从他那里也学到了不少知识。“五.七”干校的每期学习班,开学和结业典礼时,团里的领导、政委或团长、政治处主任、宣传部门的科室领导,都要来参加动员,听总结报告,了解学习的收获和存在的问题,及时拍板解决。

    从1973年7月开始,到1975年11月底,在“五.七”干校共举办各级、各类干部和党团骨干读书理论学习班共办了26期,有1230人次参加,连以上干部占百分之七十、党团员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妇女干部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参加过学习。读书学习的内容:马列、毛主席著作居多,中央的红头文件的学习和传达等等。在学习时间上,有长有短。在参加人员上,有连长、指导员、党支部书记、党支部组织、宣传、保卫委员,还有中小学教师、财会人员(包括会计、统计、事务长、出纳人员)。还举办过理论骨干学习班、民兵队长训练班、妇女主任学习班、工宣队队员培训班等。我的学生,还真不少呢,我不敢说桃李满天下。但可以说学生满121团吧,这一点使我感到高兴。

    在“五.七”干校我也有不愉快的时候。当我给党支部书记培训班上课时,我还是个群众,怎么能给他们上课呢?讲《共产党宣言》、讲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理论基础时,我就心跳脸红,觉得不好意思。心想:自己连个党员都不是,还有什么资格当政治教员呢?因此,在每次政治辅导课结束时,我总要讲上几句:“大家一定要以原著为主,我的辅导,只作参考。讲得对的、正确的,那是领袖的思想;讲得不对的,我当然要负责,就请同志们批评指正,就是批判也是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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