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革命前辈教我的。我爷爷黄承礼、叔公黄承用都是黄埔军官学校的优才生，爷爷一期，叔公六期。是抗日英雄。我爷爷当时积蓄了8000元光洋，就拿出7000多元用于抗日。他们为什么这样慷慨？我爸爸常说，红军是我爷爷的救命恩人。1928年3月间，毛主席带领红四军从井冈山到桂东、汝城一带策应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军转移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途中，在桂东沙田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当时，我爷爷才9岁，就给地主放牛，做长工，一天，一头水牛在岩石上摔死了，地主要赔200块大洋。爷爷根本赔不起，地主就把我爷爷打得鼻青眼肿，哭爹喊娘。这时，一位红军路过四都，听到凄惨的哭喊声，就带领几个红军战士跑过去，问清原委，喝令住手，放了我爷爷。将地主抓起来，封了地主的粮仓。还把粮食衣物分给我爷爷和好多穷人。这件事，我爷爷刻骨铭心，抗战爆发后，我爷爷和叔公一起去参军。他俩先后于1942、1943年以身殉国。我爸爸黄仁汉是党的地下游击武装，1947年参加南洞西边山游击队，同郭名善等一起解放桂东和汝城，解放后是土改根子。满叔黄仁宏在抗美援朝战斗中英勇献身。我的一家有3位烈士。最令我难忘的是，2005年，父亲弥留之际，我匆匆赶到桂东四都，父亲没留下任何值钱的东西，只留给我们一句话：‘要永远听党的话。’我家原来居住在桂东县四都乡西水村，因为穷，1977年，就搬迁到汝城县热水镇黄家洞。是党的改革开放、扶贫政策的支持，才使我家摆脱贫困。”

    采访结束，我们渐行渐远。远远望去，红军烈士纪念碑逾显巍峨、雄壮。黄湘源的身影也倍感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