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出肠子的那个伤员，由于寒冻，再加上没有药可用，又没有办法缝合，伤势恶化得很厉害，生命危在旦夕；没有耳朵和鼻子的那个，伤口也开始恶化了。

    怎么办？银德寿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中。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忽然想起了一个土方法，就是将头发烧成灰用酒敷在伤口上，可以止血消毒。于是他就将平时收集的头发烧好，拿了一壶酒，喊上银德寿、银德贵，下到菜窖底下，给两个伤员涂上。

    三天后，没鼻子耳朵的那个伤员明显好转；可露出肠子的那个还是不行，眼看就要断气了。人总不能死在家里，死在家里让外人知道了不好交代，于是三个人商量，不如舍卒保车，乘还有一口气，送到城里，交给民团，也许还有救，剩下的两个也就更安全了。于是就套上大轱辘车，拉上露出肠子的那个伤员向城里走去。

    车刚到陈家铺子（现在的巷道二社），就碰上了马家军的五个巡逻的人。骑马走在前头的那个家伙，扬着鞭子大吼：“额（我）佛（说）呕个（那个）赶牛车的，到阿里去哩？车里拉地是嘛（什么）个？”

    银德寿赶紧把车停下，用手指着车里说：“一个伤员，我们的庄子旁边的沟沟里跌这哩，我发现了，就给你们送来了。”

    “是嘛？额（我）看一哈。阿格（哪个）狗日地命还这么大？”说着就到了跟前，拿着马鞭子把被子挑了挑，一看伤员是经过处理的，又大吼上了：“阿格娀救来？狗头不想要了！”

    银德寿赶紧答话：“我看血里呼啦地，怪吓人地，就给洗了洗，包了包，这不就给你送来了吗！”’

    “走，见我们地长官走。”
    “走走走，你前面带路。”

    来到东城门下，看门的四个民团一看有马家军的人跟着，两腿一并，行了个军礼，就放行了。

    在城里转了三个弯，来到县衙，正好出来一个当官的，这几个马家军上前叽里咕噜了一阵子，那个当官的上来，翻过来掉过去地看了看，就让人抬下车放在地上，然后一扬手，几个马家军就抬着走了。那个当官的走到银德寿的跟前，拍了拍银德寿的肩膀，说：“你是一个好人，能配合政府，赏你三个大洋。以后再碰到这种事，就报告。去领吧”说着指了指大门口的发钱处就转身走了。

    银德寿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地了，他赶紧赶着车就往城外走，哪里还想着领三个大洋哩。

    半个月后，风声不紧了。看看没鼻子耳朵的伤口结了干疤，饭也能自己吃了，银德寿就准备了些锅块，炒面，衣服，趁着夜黑风高将他们送到了南沙窝子，让他走了。

    被送进城的那个，据父亲讲，死在了民团的医疗所，没有救过来。

    后来据父亲讲，没鼻子耳朵的红军小战士，只有十五六岁，叫什么，哪里人，一概不知。因为他没有了鼻子，说话就像隔着墙，嗡嗡的，听不清；没有耳朵的，满口的南方话，也听不懂，又都不识字，写又写不出来，所以至今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后来怎么样了，也更没从知道。知道这件事的只有本家子的人，再谁都不敢让知道，在民国时是要掉脑袋的；解放了，我家的成分又高，也不敢说，说了也没有人相信。一则没有证据，二则没有外人知道。后来我让父亲写写西路军在高台的事，他说他不想写，挨了几十年的斗，心都冷了。留给我们，等他死了，想多回儿写就多回儿写，那是我们的事。

    我写这些，也是顾虑重重，写出来深怕有人说我在编故事，更怕有人说我在给家族脸上贴金，父亲不写的原因恐怕也在这里吧。不过我还是鼓足了勇气把它写出来了，不管怎样，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历史需要我们每个人去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