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身受其害的不止我一家。那时东固境内的各村都在大肆抓捕一批又一批所谓的“AB团”分子。关押、审讯和杀害的地点村与村之间交换。我们殷富村也关押过，村口石拱桥上也屠杀过所谓“AB团”分子。行刑时，那些“犯人”跪在桥沿边上，刽子手一刀下去，人头掉到河里，然后一脚踢下无头尸，顿时河水染成红色，真是惨不忍睹。离我们殷富村三四里路远的一个大山窝里也是一个屠杀场地。山窝的名字就叫“杀人窝”。而且名字沿用至今。那里有一个大坑，里面埋葬了几十具尸首，以前还能看到头盖骨和腿骨。由于那里杀了人，又是深山老林，所以去那里砍毛竹或砍柴如没有同伴是不敢去的，就是现在如果孤身一人从那经过，也会觉得毛骨悚然。因为年代久远，现在那坑被泥土填埋了，上面荆棘丛生，不过还依稀可辨。这就是当年肃反扩大化酿成的悲剧，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现在80年过去了，可是我家倌至今没有平反，我百思不得其解。解放初，上级政府曾多次派人到我村调查革命历史，核查革命烈士，我家倌没份。于是我去询问当时任村党支书的刘**，他说：“你丈夫和共产党有杀父之仇，是阶段异己分子，还想评烈士？”我是个文盲，不懂，一句话吓得我大气不敢出，以为这是铁板钉钉，凡是被杀害的不敢是否参加革命，都不能评为烈士。到了六十年代，我儿子长大了，他也想弄个明白，也去询问过那位刘支书，得到的回答依然是那句话，只不过称呼你“你丈夫”，改为“你父亲”，还说：“你两个堂大伯，一个是地主，一个是富农。”对此，我儿子感到茫然不然，这“AB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八十年代初，社会上传闻“AB团”有平反，不久吉安县民政局派人来村里调查，我儿子咨询了一位调查人员（不知姓名），那人问我儿子是哪里杀的，我儿子说是在东固杀的，他回答说在东固杀的不算，在黄陂杀的才可以，这是上边说的，他们也不清楚。这又是一头雾水，我儿子只好作罢，认为死的已经死了，就这样算了，再说也不止我一家，我们村里就还有十多个未平反。之后我们再没有去询问，更没有去上访。尽管我们蒙受了这个冤枉，但我们还是相信政府。我儿子在学校教书，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尽心尽责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我和丈夫遵纪守法，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我是一个妇道人家，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上级政府尊重历史，还我家倌以及那些被错杀之人的清白，讨还一个公正的说法，让我家倌以及那些被害之人在九泉之下得到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