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在延安和陕北地区生活战斗了数十年。全国解放后，习仲勋担任了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还时刻关心陕北和延安革命老区的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工作，延安人民也时刻在想念他。

    一

    1932年9月中旬，习仲勋率陕甘游击队三支队特务队来到三原武字区，遂将其改编为武字区第二游击队，习仲勋任政治指导员。10月，中共渭北特委成立。11月，渭北六县民团和三原驻军联合进攻武字区，渭北根据地遭到严重挫折。12月，省委派贾拓夫和杜衡到武字区，两次改组渭北特委。后渭北特委取消，成立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习仲勋为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
    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成立，习仲勋任特委军委书记，参与和领导了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照金是桥山南段的一个山村小镇，位于耀县西部，距耀县、淳化、旬邑县城均在60里左右，是三不管的地方。这里沟壑纵横，山峦叠嶂，百姓大部是外来的灾民，有强烈的土地革命要求。习仲勋和陕甘边特委的领导同志，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抗租抗捐抗税的斗争。1933年4月5日，陕甘边特委在照金主持召开了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雇农出身的周冬至当选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此后，又相继在桃曲塬、照金、老爷岭、马栏川、七阶石等地成立了乡、村革命委员会。各级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着手进行土地分配。因当时正值春耕夏种时节，为不误农时，习仲勋提出按“原种归原主”的办法分配土地，即谁种地主的土地，这块地就归谁所有。这种从实际出发的分配土地的办法，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
    照金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大大推动了陕西地区的土地革命斗争。1933年5月，国民党调动10个团的兵力在地方民团的配合下，发动对照金根据地的第二次围攻。这时，担任红二十六军政委的杜衡，不顾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等人的反对，错误地决定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地区，致使红二十六军主力遭到严重损失。红二十六军南下后，习仲勋和陕甘边特委的领导，继续坚持照金根据地的斗争。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在照金附近的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会议接受了习仲勋等人的意见，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领导和指挥活动在三原、富平、耀县、宜君等地的红四团、耀县游击队和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等。10月，敌人4个正规团和6县地方民团共六千余人对照金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机关，在习仲勋、张秀山等人的指挥下，坚守薛家寨，一天之内击退敌人连续十余次的进攻。终因寡不敌众，撤离照金，向南梁地区转移。
    南梁地区位于桥山山脉中段大梁山南麓，是陕西富县、志丹和甘肃的庆阳、合水四县交界的地方。1934年2月25日，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小河沟四合台村成立，习仲勋为主席。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一面协助主力红军对敌作战，一面进行根据地建设。习仲勋从南梁山地多的实际情况出发，主张只分川地，不分山地。参加劳动的地主，同贫雇农一样也分土地。对富农只分他多余的土地和牛羊。为活跃根据地的商业贸易，革命委员会还发行了货币，在白马川、荔园堡等地设立集市，允许商人到根据地来做生意，保护小商人的利益。在文化教育方面，创办列宁小学，编印课本，动员穷人家的孩子上学读书。为培养革命干部，在荔园堡还成立了陕甘边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从1934年到1935年春，共办了3期，每期学员有一百多人。1934年11月上旬，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荔园堡召开陕甘边区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5年9、10月间，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者在陕北党和红军中开始了错误的“肃反”，刘志丹等一大批领导干部被逮捕关押，有的被活埋杀害。身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也被以“右派”、“富农路线”等罪名，和刘志丹一起被关押在瓦窑堡，陕北根据地出现了空前严重的危机。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毛主席了解到这一严重形势后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人到瓦窑堡释放了刘志丹、挽救了陕北革命。习仲勋获释后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并任中央党校三班班主任。一天，刘志丹对他语重心长地说：“仲勋，向受过整的同志都说说，过去了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后方的工作很重要，你要带头做好地方工作。”习仲勋识大体、顾大局，把革命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他没有计较个人得失，他坚信党中央、坚信毛主席。1935年12月27日，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习仲勋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聆听了毛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认清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对革命造成的危害，更加坚定了对革命前途的信念。1936年9月，党中央在保安（今志丹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他作为两名地方干部之一参加了会议。在会上习仲勋又一次受到深刻的路线教育，使他懂得了“任何革命理论、原则的实行，都必须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教条主义之所以错误，就因为它不问实际情况，完全从本本出发，死搬硬套。政治路线错了，组织路线也必然是错的，政治上搞‘左’倾机会主义，必然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

    二

    1936年至1942年，习仲勋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抗战前为关中特委）、专员、关中警备第一旅政委。在这7年中，他领导关中分区党政军民，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同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军事“摩擦”进行了坚决斗争，保卫和巩固了边区，使关中分区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他领导专署机关和分区司令部机关，在大生产运动中，开荒种地一百九十多亩，为关中分区的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1943年2月，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受到了奖励。诚如当年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向领导经济建设受奖同志学习》的社论中所说：“王震、习仲勋、马文瑞等，所有受奖同志，在执行政策上，在个人生活的切实朴素上尽是模范，他们不夸不骄，在群众中威信很高。”
    关中分区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将其政策逐步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先后在全国各地挑起摩擦，掀起反共高潮。据1939年11月至1940年10月统计，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制造摩擦事件达221起，在关中分区就有64起。1940年7月，习仲勋向边区政府呈送的关于反摩擦斗争情况的报告中说：在新正，6月2日，敌两个营配以大炮袭击我神崖沟驻军。在赤水，6月8日，敌陕保四支队三大队进占井村，赤水机关迁往中咀村办公。在淳耀，6月9日，敌保安部队在香山与我发生战斗。11月，敌占屯庄。并调预三师八团两个营及陕保四支队一大队到淳化，企图打通淳化经通润、土桥至旬邑一线。总之，关中分区反摩擦斗争，敌在战略上是集中兵力分区进剿，在战术上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节节进逼。我们的方针是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动员分区军民，给敌以有力的还击。从1940年9月起，国民党开始修筑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到黄河的五道封锁线。1941年，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达30万。他们阴谋夺取关中分区这个“宝葫芦”，然后向延安进攻。1941年春，国民党军队首选进攻关中分区的职田镇、马家堡和马栏等地，接着又在三边、陇东挑起摩擦战斗。为了对付国民党、军队对边区的进犯，中央军委调王震率三五九旅进驻金盆湾、南泥湾，把守延安的南大门。又令文年生率警一旅开赴关中分区，保卫边区的南大门。1941年8月，关中分区警备司令部正式成立，旅长文年生兼任司令员，习仲勋兼任政委。原关中分区部队改编为分区独立团。在文年生、习仲勋的指挥下，关中分区军民首先在彬县以北的义石村、凤王山一带，与来犯的胡宗南部队激战3天，将其赶回凤王山以南。接着又在土桥镇和正宁县，把来犯之敌赶回原地，从而巩固和保卫了关中分区。在反摩擦斗争中，为争取大多数，孤立少数，打击顽固分子，习仲勋提出了在周边友党军和地方绅士中，开展交朋友的工作，对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得到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的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