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与我是陕西富平县同乡，因为我年龄比他大，在富平立城学校上学时，班次高他几级。我在1924年夏季毕业就参加了军队，他幼年时期的情况，所知不多；很久以后，从一些老同志口中，知道他因为不满北洋政府腐败，对外丧权辱国、对内压榨人民，立志救国救民，十多岁就参加了中共党团活动，在党领导的创建渭北苏区斗争中，还是一位做出出色成绩的革命工作者。就我所知，我们立诚学校党组织的建立，在陕西渭河以北算是比较早的。仲勋同志是早先参加者之一。
    我于1928年离开陕西出国求学，1932年回到陕西，为了继续上学深造，经常奔波于南京、北平，对仲勋同志的活动不甚了解。及至1935年，我应愉林地方部队首领井岳秀之约，参加了他的队伍。仲勋同志当时在陕甘苏区工作，从军事情报上了解到他已成为陕甘边苏区重要领导人之一（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我和他的来往实际是在七七事变之后。当时，国共第二次合作，全民起来抗战。榆林地区毗邻陕甘宁边区，双方接触频繁，我与在边区工作的熟人也恢复了往来。富平家乡的人们，原来不敢和红区的同乡、同学来往的。这时也改变了观念，“富平在红区还出了个头面人物”，青年们跑去找仲勋同志参加革命的不少。仲勋同志以后调绥德分区工作时期，我正担任着国民党二十二军的骑六师师长。后改任该军副军长兼任陕西省陕北保安指挥部指挥官，驻防榆林、横山、三边等地，我们得以经常来往。我方派去的人员中有立诚学校的老师、同学，回来都说，仲勋同志还同过去一样，对人热情真诚；与我接触过的边区群众和党内外人士，都对仲勋同志很称赞。尤其提起土地改革时都认为，凡是仲勋同志领导地区的土改，均是按照党中央政策执行的。还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在纠正一些地方土改中出现的偏差时，也采纳有仲勋同志的一些建议。同时，不论是我们派去边区交涉事情的人，或延安派来榆林办事的。互相都说，共产党和毛主席用人，不分东南西北，确实是照他们宣传所说的那样，真正是搞五湖四海，没有丝毫畛域之见。例如仲勋同志虽然不是长征干部，年纪还很轻，党中央对他很信任和重用，当然他本人也真有能力。这使我感触很深。就拿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内部情况来说，如果你是地方部队，不管你的军队训练是否有素，军纪好坏，有无战功，没有不受歧视和排挤的，明显的是任人唯亲。仅此就使我们这些地方部队的人们，所谓“杂牌军”，从心里对共产党这种大公无私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感到由衷的敬佩。
    解放战争开始后，贺龙司令员和仲勋同志对我的政治前途很关心，特派曹力如、刘文蔚和我们驻绥德办事处主任田子享来榆林向我说：“贺老总和仲勋同志让你学高树勋将军率部起义。”我却回答：“邓宝珊总司令给我大哥胡景翼拉了一辈子长工，我也应当给他把长工拉到底，他现在去重庆，我是听他的。”就这样未加思索地拒绝了他们对我的深切关怀、爱护。后来我才渐渐醒悟到，一个在剥削阶级生活多年、已有一定地位势力的人，要转变到人民的阵营中来，没有共产党人的及时帮助和教导，光靠个人长时间的自我改造是难以实现的。
    1946年10月，在仲勋同志的直接策动和领导下，我胞弟胡景铎率领国民党原骑兵第六师和我监管的保安部队，在衡山县波罗堡起义。我遂被南京当局以“督率无方、撤职查办”。仲勋同志很关心我的安危，即把随同胡景铎起义的人员中原来我的几位得力同事放回榆林，做我进而投奔人民阵营工作的助手，并特意将我与他信得过的一位立城学校同学武之缜稍后放回，行前教给武一封用绸子写给我的密信，看着缝在被子里面。解放后，仲勋同志告诉我信的内容是：“如果你同意来边区秘密派人来见我，我即派部队接应。”可惜这些人回来时，迫于榆林布满特务，未敢向我传话，也未将密信途中烧掉的情况告我。好在我们党有革命不分先后的政策，使每个人都有机会为新中国建设出力献策，榆林经过两次战役，驻军二十二军先后失去了府谷、神木、衡山等地，部队被消灭了十来个整营，仅仅保住了一座榆林孤城，国民党政府不但未给充分补给，而且对守城的很多人员更加怀疑，认为这些人不是“共党分子”，就是“失意军人”，一有机会就会出问题的。因此，1948年初夏，南京方面以召见榆林守城人员为名，让我随同邓宝珊总司令、左世允军长前去，明为将我留在南京受训，实则怕我回到榆林出事。1949年初李宗仁代理总统，国共两党在北平举行和谈，我由徐永昌（国防部长）张耀明（南京卫戍司令）出面推荐，得以重新被任命为二十二军副军长兼八十六师师长，仍回原部队供职。我遂乘机飞陕，途径甘肃、宁夏、抵达绥远包头市。这时主持绥远军政的董其武将军及其多位要员，和我不是在国民军时代有袍泽之谊，就是在抗日战争年代并间战斗过，他们正在根据傅作义、邓宝珊两位将军的指示，酝酿起义。他们深知我是多年跟随傅、邓两位将军走的，因此对我到绥远表示欢迎，并让我将在绥远境内的二十二军部队团结起来，准备一道走向人民阵营。这时，西安早已解放，贺老总与仲勋同志决定，派二十二军在西安起义的新兵总队长王伯谋，带上与我们的旧交师子敬先生劝我早日起义的信件，并让王伯谋带上给绥远东军区负责人高克林同志一封信，请他在我部起义时刻大力协助。因为王伯谋乘坐的汽车中途几次抛锚，及至到达，我们以由傅、邓两位将军亲临直到，部队医随同董其武将军于1949年9月19日宣布起义了，虽然王伯谋事前未曾赶到，但我对贺、习两位领导人对我的政治前途，这样几次的关怀厚爱，是永远不能忘怀的。我们部队被编为人民解放军部队，即由绥远开拔，道经宁夏，开往甘肃庆阳整训。1950年夏，我奉命来西安列席西北军政委员会的会议，才和一野好多位领导同志见面。习仲勋同志就叮咛我，你首次列席，必须准备大会发言，免得临时仓促。他知道我过去与党内有不少朋友长期往来，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当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还是很少了解的。他征求我的同意，让我离开部队，到西北军区司令部参议室任高级参议，还送了我一部《干部必读》，叫我以学习为主，加强自我改造。以后，仲勋同志调往中央任职，无论我到北京，无论他回西北，都要约我见面，既关心我的工作安排，更关心我的学习改造。如果说，我同许多人一样，遭受过“文化大革命”浩劫和其他各种运动，固然精神上也曾经过紧张、痛苦，但我总能过得了关，这与习仲勋同志在学习改造方面给予的关心帮助是分不开的。
    习仲勋同志胸怀坦荡，肝胆照人，对人态度平易，热情至诚，为人处事有义有情，既有原则，又有灵活性，使党外人士毫无戒心，乐于接近他并和他讲心里话，随时向他求教解惑。在仲勋同志身上看不出对人有党内党外之分。我开始以为他对我的深切关怀，可能是从同乡、同学私情出发的，经我同和仲勋同志经常有来往的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张奚若、董其武、杨明轩、孙尉如、屈武、唐生明等多位领导同志以及民主党派中上上下下的人士相谈，提到仲勋同志也同样感觉对他们的关怀，也是无微不至的。同时，仲勋同志为了祖国统一大业，对海外统战工作也很重视，仅举徐君文向我所说他的事例，可见一斑。原在榆林国民党部队二十二军供职十余年的徐之佳师长，于1949年调任福建省镇海要塞司令，由大陆去台湾时，未及将在上海读书的儿子徐君文带走，徐君文在“文革”中遭受株连。徐君文得悉仲勋同志兼任过陕北绥德警备区政委时，必然对他父亲在榆林的情况有所了解，即函请为他平反。仲勋同志一接到信，便转给中央统战部。徐君文的问题很快就得到解决并落实有关政策。其在台湾、美国的父母、兄弟、姐妹接到消息，合家欢欣鼓舞。徐本人也曾申请两次去台探亲，会见好多浙江乡亲交谈之后，使大家明白了大陆上建设变化真相和对侨、台胞的政策。由此我深刻体会到“一人向隅满座不欢”的重要意义，认为当前凡是有利于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即使是一人一事的政策落实，都会收到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