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习仲勋同志还向中央和西北局提出四条建议，即：（一）现在在陕甘宁边区，中农占有土地多，如要平分，必然要动用大部分以至全部中农的土地，故不宜搞平分；（二）在老区不能坚持贫农团领导一切的方针，因为老区的贫农团很复杂，有的是由于地坏、地远，或人口增加，经济困难；有的是遭到灾祸，生活下降；有的是因为不务正业（吃喝嫖赌）而致贫。这种贫农团一组织起来，就必然向中农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也就由此而来；（三）老区的地富一般可不扫地出门，在过去分配土地搞得彻底的地方，他的真正参加劳动、成为中农或新富农者，就不要再动他们的财产的一部或大部；富农者，就不要再动他们的财产的一部或大部；（四）要解决中农负担过重的问题，不然就会有“压倒中农、破坏农村经济之势”。仲勋同志所反映的上述情况和他关于老区土改的意见，进一步受到了毛主席和西北局的重视。
在我们具体落实中央关于老区和半老区土改政策时，十分注意总结和推广典型经验，这是在土改中很重要的工作方法。其中总结了绥德县义合区黄家川村工作组的典型经验：他们从老区实际出发，以抽肥补瘦、填平补齐的调剂土地的方式，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巩固地团结中农，促进生产发展。中央2月22日发出的关于在老区、半老区推行土改的指示，肯定了黄家川经验的普遍意义。3月12日，毛主席又把黄家川经验同晋察冀区平山县、晋绥区崞县三个典型转发全国，以其“生动、具体的经验”，纠正“党内严重地存在着的反马列主义的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
据统计，1948年4月，陕甘宁边区在克服了“左”的倾向后，取得了土改工作的很大胜利：在占老区、半老区总人口一半（近60万人口）的地区中，调剂土地90万亩，彻底消灭了这些地方的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边区的经济建设，调动了广大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总结我们的经验，对老区、半老区的土改，走了一个“之”字道路，1947年以前，我们的方针政策是从实际出发的，并有所创造，收到了应有的效果，但到1947年春发生了“左”的倾向，直到杨家沟会议之后，才又走上正道。正是由于仲勋同志和我们一班人发现“左”的倾向较早，使偏差较快地得到纠正，损失较少。
新中国建立后广大西北新区的土改，我们着重抓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大力教育干部掌握土改的总方针、总政策。
1949年9月底，西北全部解放。整个西北土改问题突出提到西北局的日程上。这将是一次最大规模、符合最大多数人利益的改革。为了顺利完成这一伟大任务，首先教育干部掌握土改的总方针总政策。我党1950年前的土改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1950年6月，中央提出的土改总路线，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里有了重要改变：即要中立富农。
为什么要有这个改变呢？
在政治上中立富农，可以更好地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孤立地主阶级。过去，人民的革命力量在与反革命力量的残酷战争中，人民力量还处于相对劣势，一方面富农倾向于地主阶级和蒋介石一边，反对土改；另一方面，人民战争又要求农民出兵、出公粮、出义务劳动，付出很大的代价，来支援战争。现在形势不同了，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富农的政治态度已经有了改变，一般是能够争取他们中立的，而且还因此能够更好地保护中农，去除农民在发展生产中的顾虑。因此，使成千上万的土改工作组懂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西北土改的第二个问题是，土改占有情况不仅与陕甘宁边区、而且与其他地区很不相同，要按此实情来执行政策和进行工作。
西北广大地区居住着十几个少数民族，其中有些民族是从事畜牧业的，在他们那里，土地问题有着与汉族农耕区根本不同的性质。回族虽然大多以农业为主，但那里的土地问题与民族问题有着复杂的关系。根据这种具体情况，我们决定，在西北地区的土改“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在汉族集中居住的农耕区进行，等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具备时，再在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农耕区进行；第二步，根据地方实际和贯彻民族政策情况，在条件成熟后在逐步解决少数民族牧区的改革问题。
由于我们这样谨慎、稳妥地执行土地政策，从1951年冬到1952年5月，在关内4省的106个县、8个市，160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完成了土改。从1952年冬到1953年春，又在新疆的62个县，400万人口的地区完成土改。到1953年，大西北的土改全部完成。
从1951年冬到次年春，西北地区土改的特别成就，还在于成功地在少数民族较多的地区进行了土改。其中约有半数土改地区是有少数民族杂居或聚居的地区。我们规定，“在这写地区进行土改，必须要以民族团结为基础，以当地民族大多数群众的自觉为前提，要有当地民族干部参加工作，要以少数民族群众为主去向本民族的地主进行斗争。”同时，对各民族、各教派的领袖人物，要排出名单，在土改中予以适当保护。例如由于保护了青海的马辅臣和甘肃的马全钦等人，保证了在少数民族多的地区的土改能够稳妥而顺利地进行。
经过土改，各族农民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大批农民参加了生产互助组，兴修水利，增加肥料，提高了产量。例如甘肃省1952年基本完成土改，到1954年底，粮食由267万吨增加到317万吨；财政收入由11100万元增加到一万四千三百多万元，明显地展示了土改所取得的成绩，为国家实行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再如陕西从自己的情况出发，分三期完成了土改。不但满足了无地和少地农民的要求，结合土改发展了生产，还收缴了大量的地主枪支弹药，彻底摧毁了封建政权及其武装力量，为安定局势创造了条件。
在空前规模的土改运动中，个别地方发生粗糙和不彻底的现象是难免的，但不是主流。后来有人说“西北土改不彻底”、“右倾”，这种看法是不切实际的。
应当说，西北局领导的陕北土改和大西北土改的胜利完成，是西北革命历史上的大事，坚定地贯彻了中央的方针政策，其中也体现了仲勋同志“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
富有成效的西北地区剿匪反霸斗争是由于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在西北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解放初期，西北地区的剿匪反霸斗争是积极稳妥而有成效的。大军过后，散匪匿迹，恶霸收敛，一路平靖，人民满意。
全西北解放后，各地流散着大约数万名土匪和特务，他们是蒋介石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在国内的代理人。他们自持有武装力量，盘踞在一些边远地方，继续与人民为敌。消灭他们，是当时的紧迫任务。
这些土匪主要有两类：（一）政治土匪，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二）惯匪，实行地盘割据，以抢劫钱财为目的。两类中均有特务把持和操纵，因而其内部矛盾很复杂。
1949年夏天。西北局召开了关中新区地委书记会议。仲勋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中新区的工作方向》的报告，论述了大西北的剿匪斗争任务和战略战术。他指出：“剿匪是当务之急，但应把追剿股匪和普遍清剿散匪，收缴反动武装两者结合进行。不要打击溃战，而要打歼灭战，要严密侦查、充分准备，长途奔袭，包围聚歼，已击溃者，要追歼搜捕，务求消灭干净。”
1950年6月，西北局经过对匪情的认真分析研究，根据中央的方针，提出了以下7点剿匪的政策和策略：
一、对土匪要坚决消灭，但要采取适当的步骤和方法；要集中力量打击匪首，把其罪恶公布于众；要把一般群众同反革命分子区分开来，坚决保护群众利益。
二、在新区，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对于土匪事件，都要先防御，后进攻；先分化，后打击；先争取，后进剿，在必要情况下，实行剿抚结合。
三、在肃特问题上，着重宽大以争取、分化，动摇敌人，并把宽大和镇压相结合。
四、对一贯道，要展开全面的群众工作，广泛宣传教育群众，争取广大群众脱离其影响，在此基础上，有准备地打击道首，清查特务，达到摧毁其组织的目的。
五、要善于区分不同问题的性质。有些问题是我们工作中的官僚主义造成的，如固原县强行划分行政区界，引起群众不满；县长不察民情，固执已见，导致群众骚动。这不能同土匪特务问题混为一谈。
六、要提高警惕，及时清理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坏人与匪特勾结的问题。
七、在剿匪斗争中，为孤立敌人，要主动争取团结一切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包括地主、阿訇、喇嘛、王公、千百户等等。甚至应该争取已脱离敌人组织、今天不再反对我们的敌特人员。
按照以上的政策和策略，从1950年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到西北全部解放，共消灭土匪六七万人。同时顺利地解决了敌特武装，打垮了甘青两省的马家军残部，处理了临夏事件、平凉事件。
在剿匪斗争的整个过程中，西北局和仲勋同志特别注意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匪和叛匪的政策和策略。
1950年春夏之交，平凉、海原、固原、皋兰等地回汉关系紧张，匪特主要利用回汉民族间的历史隔阂，以及我们的干部执行民族政策工作中的缺点，挑拨民族关系，并在回民中散布恐怖情绪，致使西北四五万回民逃往绥西地区。形式非常严峻。面对这种情况，西北局首先着重缓和民族矛盾、改善回汉民族关系。然后根据中央的指示：（一）在回汉两族群众中进行揭露匪特及解释我党民族政策；（二）先在汉族地区剿匪，回民地区暂以防御为主，政治上分化瓦解和招抚相结合；（三）待回民明白我们对回民的政策后，再清剿其中的顽匪；（四）在剿匪时严格区分匪和民，严禁乱打乱杀，肉刑逼供；（五）对该地区的无极道、一贯道、大刀会等反动团体，如只是汉人的组织或只有很少回人，则公开宣布其为非法，对挑战民族仇杀的汉族匪特头子，进行公开镇压。总之，我们围绕着民族问题这个核心，把复杂的矛盾层层解开，集中打击一小撮匪特，稳定了这一地区的革命形势，取得了剿匪斗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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