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易逝，不觉我离开老领导习仲勋身边已经十多年了。回顾我在他身边工作20年的日日夜夜，不禁浮想联翩，感慨万端。

　　1950年3月，我在西安由青年团西北工委调到中共中央西北局给习仲勋当秘书，直到1964年。由于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党内斗争的原因，他被无辜戴上了“反党分子”的帽子，随后下放到河南洛阳，我则全家下放到山东济南。从此我们天各一方，分开了14年。1978年4月他任广东省委书记，重又把我调到他身边继续当秘书，直到1984年5月。我内心一直深深感激老首长对我的莫大信任和关怀。我的成长与他的言传身教、亲切教导是分不开的。

　　在这前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他的职务变动过许多次，但是不管他工作怎么变动，担任什么职务，从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军政委会副主席，到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秘书长、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一直称他习书记。20年相处，他是我的首长，是我心目中的好书记，又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们建立了革命的深情厚谊。他的几个孩子自小就亲切地叫我张叔叔，长大工作了，也依然叫我叔叔，亲如家人。这20年是紧张战斗的20年，也是我与习书记亲密合作不断学习进取的20年。

　　我初当秘书的职责是收发文电、抄写文件、处理群众来信、接待来访，后来又兼管生活及保卫，参与起草文件等。多年相处，深切感到他忠于党中央、忠于党的事业，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对干部和人民群众极端地热忱。

　　在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期间，他是周恩来总理的好助手、好管家，无论大小事情，方方面面，凡安排会议、处理文件、解决问题等等，只要经过他的手，都办得妥妥贴贴；起草文件、写讲话稿，更是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甚至文件发出去了，还在思考有无不妥之处，有时竟要我取回来重新改过，周密仔细到如此程度！他一贯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博得了周总理的赞许。后来，他在担任广东省省委书记、省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期间，都始终保持了这种优良的工作作风。

　　待人以诚广交朋友

　　他一向对人诚挚宽厚。不论在西北、在中央，还是在广东，他在工作中结交了各族各界各阶层的许多朋友，特别是不少党外知名人士，如张治中、傅作义、张奚若、邓宝珊等，还有少数民族及宗教界的上层人物，如十世班禅大师、黄正清、喜饶嘉措等，真正做到同他们坦诚相见，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成为挚友。大家一致赞誉他是统战工作的典范。

　　原民革中央主席屈武先生，是他的陕西老乡，又是老朋友，一次去家里看望他，新上岗的门卫战士不认识，被挡了驾。这位老朋友进去后先不说缘由，见面头一句就对习书记略带讽意地说：“贵府真是侯门深似海啊！”习书记起初不知道这话从何说起，当弄明白是门卫慢待了他时，当即向他赔情道歉，两人一笑了之。

　　建国初期，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典礼局局长的党外人士余心清先生，和习书记共事多年。1958年秋，余心清和周总理的秘书许明、国务院秘书厅副主任丁乃光等一起去西北几省考察，一路深入基层、开会座谈、听汇报、参观工农业生产。习书记对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运动中的浮夸风、瞎指挥，很有看法。在批评这方面冒进蛮干的同时，也对地方工作提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文革”初期，余心清被造反派当成“牛鬼蛇神”揪斗，不仅身心受到摧残，人格也受到莫大的侮辱，终于不堪忍受而愤然自杀。事后习书记非常惋惜地对我说：“余心老是一位跟着党走的高级知识分子，刚直不阿，为人正派。‘士可杀不可辱’，他哪能受得了那种侮辱呢？我那时要是在北京，开导开导他，兴许就不会走这条路了。”

　　习书记的一位亲密战友，曾因在一些问题上意见不尽一致，一度疏于来往。但习书记却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