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习近平《给爸爸八十八周岁生日的贺信》中对习仲勋高尚品质所总结的五条，谈谈自己的学习体会：

    一．习仲勋做人

    与人为善，待人真诚。习仲勋对犯错误的同志批评是很严厉的，但又是真心爱护，热情帮助。1943年2月，习仲勋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在整党和审干中，抵制和纠正“左”的偏向，保护了许多干部和群众。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在长期的工作中，他从不整人。正因为他不整人，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有人攻击说他包庇“历史反革命”，袒护“特务”。

    忠于情义，雪中送炭。原青海省省长孙作宾，1957年被打成右派，降为省图书馆馆长，处境极为困难，当时党组织要求人们要同右派划清界限。习仲勋于1958年来到青海视察工作，特地不避嫌地看望了孙作宾，在急需人帮助的时候，给了他以莫大的精神安慰和鼓励。

    宽容大度，以德报怨。“文革”期间，造反派对习仲勋万般凌辱。他对红卫兵不但无怨无恨，还开脱说：“他们年轻幼稚，革命道理懂得不多，单凭一股热情，容易受蒙蔽上当，不能怪罪他们。”对于当场揭发问题的人，习习仲勋也不计较，并帮助他们解决困难问题。表现了一位政治家的大度和宽广胸怀。他的言行感动了红卫兵小将孟德强，两人成为忘年之交的朋友。
诲人不倦，不计前嫌。习仲勋的一位亲密战友，曾因一些政治见解不尽一致，他从不说人家一个不字，反而总是念叨他的长处和优点，生活方面继续关心他及家人。他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经不起政治压力，违心地写过揭发他的材料，他复出后十分宽容，关爱依旧。至今许多党内外朋友谈起习书记，都念念不忘他们合作共事的深情厚谊，并异口同声地称赞说习仲勋是个好领导。

    胜友如云、高朋满座。习仲勋在西北、中央、广东工作期间，都结交了各族各界各阶层的许多朋友，特别是党外知名人士，如张治中、傅作义、张奚若、邓宝珊等，还有少数民族及宗教界的上层人物，如十世班禅大师、黄正清、喜饶嘉措等，真正做到同他们坦诚相见，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成为挚友。他不仅在国内广泛地联系和团结党外人士，模范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还交了很多海外朋友和国外朋友。

    实事求是，直言切谏。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习仲勋出席了在米脂县杨家沟举行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实事求是地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对边区土地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和形势发展的看法。毛泽东听得非常专注，随后会议作出的一系列指示和决定，更充分吸收了习仲勋等人的意见建议。党中央的及时制止，使土地改革运动“左”的偏向得到纠正。

    1948年1月4日，习仲勋以《关于陕甘宁边区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为题致信西北局，就调查研究中发现绥属各县土地改革工作出现的问题，向中央作出汇报。毛泽东看了习仲勋的信后，非常高兴。立即向习仲勋发来电报，电文说：“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1948年1月19日，习仲勋就陕甘宁边区近期的工作特别是防止和克服土改中“左”的偏向问题，再次致电毛泽东，十分痛心地指出：“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坏得精光。”毛泽东立即复电，望坚决纠正“左”的偏向。不久，毛泽东又将习仲勋的电报内容转发全国各解放区，并批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

    1948年2月8日，习仲勋又就“分三类地区进行土地改革问题”致电毛泽东。习仲勋的意见和建议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亲笔修改校订了电报稿，并批示转发全国各解放区。1951年初秋，毛泽东对林默涵和胡乔木说：“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无私无畏，唯民是保。1958年秋，习仲勋对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运动中的浮夸风、瞎指挥，很有看法。在批评这方面冒进蛮干的同时，也对地方工作提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1960年春，习仲勋向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报告河南信阳饿死人事件。1961年4至5月，习仲勋带领中央调查组到河南长葛县调查，就农村食堂和公社存在的问题向中央写了报告，引起中央的重视，也导致了他个人命运的灾难。所谓“《刘志丹》小说反党问题”仅仅是个借口。

    坚持真理，光明磊落。在陕甘、陕北苏区建设问题上，刘志丹、习仲勋与脱离群众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其它苏区实行“左”倾关门主义的时候，陕甘苏区在刘志丹、习仲勋领导下，对地方武装既联合又斗争，争取开明人士的支持，保存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真是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1934年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和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当时21岁。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根据地，面见习仲勋后，感到惊讶：“这么年轻”。

    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刊登后，一石激起千层浪，逐步形成全国性的大讨论。在解放思想与“两个凡是”的交锋中，习仲勋态度鲜明，最先公开表示支持和赞成实践标准观点。6月30日，他强调：“离开实践，理论一文不值。马列读得多，但不同实践结合，那有什么用处呢？”。尽管当时他复出不久，地位未稳，心有余悸，但他很早就作了表态，不怕再次被打倒，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胸怀全局、以人民利益为重的高贵品质。

    二．习仲勋做事

    习仲勋做事一向认真，实事求是，善于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实际起来，工作中富有创造性，这是习仲勋最显著的特点。

    1937年12月，习仲勋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团成员。1938年，习仲勋贯彻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策，巩固和扩大了关中分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区的各项建设取得了很大发展。1944年，习仲勋在绥德分区发动群众开展大生产，自力更生，战胜困难。

    1939年1月，习仲勋当选为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议员；5月，兼任新正县县长。创立了“三三制”的雏形。经过中央的总结，1940年初，“三三制”正式提出，首先在延安县中区五乡试行，效果非常好。毛泽东对这一经验非常重视，批示指出：“共产党员只有与多数非党人员在一道，真正实行民主的‘三三制’，才能使革命工作做好，也才能使党的生活活跃起来。如果由党员包办一切，则工作一定做不好，党员也会硬化不进步”。

    1945年6月11日，习仲勋当选为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中央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在遴选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1950年10月，彭德怀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全面主持西北党政军工作。1952年初，毛泽东收到习仲勋从西安发来《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包括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等等，内容丰富，论述精辟，为中央领导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社会复杂的大西北政治改革各项工作提供出一个蓝本。毛泽东欣悦异常说：“如今已经‘炉火纯青’”，在延安时，毛泽东经常赞誉习仲勋“年轻有为”。

    1952年7月，习仲勋受毛泽东之命，亲赴新疆妥善地解决了一场民族纠纷事件，稳定了当地的政治形势，使各民族重归于好，和睦如初。习仲勋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的方针进行，“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争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后去发动，不可颠倒过来”。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是习仲勋在西北地区解决众多民族问题中一个典范。事后，毛泽东见到习仲勋时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1952年9月，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为“进京五马”之一。他主持制定“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16字方针，指导了建国初期的文教工作。

    1959年4月，习仲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当时46岁。在国务院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长达10年，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厉行节约，勤俭办事，树立了为人民当家理财的优良作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称赞。他一贯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博得了周总理的赞许。

    1978年4月6日，刚被“解放”、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仅仅一个月的习仲勋，便接受中央任命，南下主持广东省委工作。他认为广东有独特的人文地缘优势，建议中央给广东特殊政策，提出改革开放要“杀出一条血路”，得到邓小平的支持，同意在广东搞特区。

    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广东发生了群体性偷渡外逃香港的风潮。事态之猛烈、之严重，是大家难以想象的。习仲勋对问题的根源有了明确的判断：制止群体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他对方苞关于搞小额贸易、过境耕作的请示当场拍板：“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

    习仲勋一贯反对形式主义，讨厌摆谱。几次出国访问，或是下基层调查研究，既不带警卫员，也不带医生护士，只带必要的工作人员。下乡时，不事张扬，轻车简从，只允许少数地方官员陪同，绝不前呼后拥，尽量减少地方麻烦。

    1958年秋，他到陕西省基层视察工作，代表国务院到蒲城等县探望下放劳动锻炼的机关干部。地方干部好心组织群众及小学生打着小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他发现后非常恼火，严厉地批评他们这种做法，说干部搞特殊化是不正之风，此风绝不可长；又说他虽然“官”做大了，也只是一个人民公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何必兴师动众搞这一套。说得他们都不吱声，欢迎的人群也偃旗息鼓悄声散了。

    1978年秋，习仲勋在广州开完干部会以后，随即到粤东地区搞调查研究，每到一县，都有县委书记、县长一班人远远地在边境迎接，最后离开时，县委原班人马又远送出境，好像是早已有的一种礼仪，大家不以为然，习仲勋却非常反感，认为劳民伤财，脱离群众，影响很坏，坚决制止了这种做法。

    后来，他在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期间，都始终保持了这种优良的工作作风。真是：精心工作成习惯，精辟总结入经典，精彩汇报传佳话，主席总理连声赞。

    三．习仲勋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执著追求

    习仲勋的老伴齐心老人总结得好，他们的一生是“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是的，习仲勋的一生是坚持真理、主持正义的一生，是救国救民，富民强国的一生，是为民族解放、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一生。习仲勋命运坎坷，一生有四次大的灾难和挫折，能够逢凶化吉，历经数次政治风浪而不败，源于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执著追求。正如习近平所说：“无论是白色恐怖的年代，还是极左路线时期；无论是受人诬陷，还是身处逆境，爸爸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仍坚定不移，相信我们的党是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

    1926年5月，习仲勋在富平县庄里镇立诚学校高小读书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1月，在富平县立第一高小，因反对封建教育制度，年底被迫休学；1928年3月，在三原县第三师范读书时，因参加学潮被捕，关押于三原县看守所，4月在狱中转为中共正式党员，5月被转送西安国民党军法处关押，10月，保释出狱，回乡秘密从事农民运动。1932年4月2日，与刘林圃等在甘肃省两当县组织发动兵变。后来参加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参与领导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1935年9月，习仲勋和刘景范等到保安县瓦子川迎接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在甘泉县王家坪被“左”倾路线的执行者逮捕送瓦窑堡关押，营以上干部大部分被错杀；10月，中共中央、毛泽东率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纠正了陕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习仲勋和刘志丹、高岗等一大批被迫害、被拘捕的干部获释。1936年1月，习仲勋任关中苏区特委常委、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党团书记、关中工委书记等职，在关中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使关中苏区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后来习仲勋主持西北局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密切配合彭德怀，打下了半壁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