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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同志在洛耐厂期间的简要情况（组图）  

习仲勋同志在洛阳的前前后后（组图）

习仲勋同志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的日子里（组图）

拥抱与热泪

习仲勋同志两次下放洛阳（组图）

（中共洛阳市委党史研究室授权中红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1962年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一伙诬陷习仲勋主持写作《刘志丹》是“利用小说反党”。从那时起，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就被栽上莫须有的“反党野心家”等罪名，受到批判、审查达16年之久，直到粉碎“四人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由中央彻底昭雪平反。

    因《刘志丹》小说受到诬陷停职审查

    1956年，工人出版社约李建彤创作一部描写刘志丹革命生平的长篇小说。当时，习仲勋并不知道此事。李建彤为了写这部小说，先后走访了原陕西省委和陕甘苏区以及红二十六、二十七军的老同志，大约有三百多人；同时还在山西省历史档案馆和西北党校党史资料室抄录了大量史料。后来李建彤拜访了习仲勋，讲到工人出版社约她写刘志丹之事。习仲勋表示可以写一些刘志丹革命活动的片段。1958年冬至1959年春，李建彤写出了《刘志丹》初稿和第二稿，全是真人真事。第三稿改写成小说，送给习仲勋审阅，征求意见。习仲勋看后当即对李建彤说：写这样大部头的小说可不是闹着玩的，牵涉的问题很多，特别是涉及有关西北党史上的一些问题，处理不好会引起意见纠纷，如果写一些片段的革命回忆岂不更好。李建彤不同意习仲勋的意见，表示要试试看。随后习仲勋又对刘景范说：你最好劝说李建彤不要写《刘志丹》小说，她不了解这段历史情况，不一定能够写好。加上你是刘志丹的弟弟，她是你的爱人，就是写得好，那些对历史有意见的人也不一定会放过不理。高岗反党，变坏了，写这样一部小说不涉及他是很难的。我很犯愁，难道你就没有顾虑吗?你认为我说的话有无道理?刘景范答应回去劝说李建彤。但李建彤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并要求习仲勋支持她脱产进一步修改小说。习仲勋就又把刘景范找来，希望他再劝说李建彤最好不要写这本书。刘景范表示：她要写，我也没办法。1960年春，习仲勋两次约李建彤、马锡五和工人出版社的两位编辑同志座谈《刘志丹》小说。第一次是询问写作计划和写作情况，主要听他们说，习仲勋只是插了些话，未讲系统意见。第二次，习仲勋讲了写好这部小说的意见，主要是强调写书“是教育青年一代”；通过刘志丹这个革命领袖人物，写西北革命，写整个一个时代，写毛主席领导革命的正确思想，没有这些就是没有写好。要根据西北党史把陕甘苏区写成是坚持执行正确路线的缩影、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缩影。谈到高岗时习仲勋说，他当时的主张是对的，那是历史，但书中不要写他。座谈会后，李建彤又回到陕甘革命根据地老区深入生活，访问了当年的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和农会会员，进一步查阅了史料。1961年春，李建彤又送来第四稿。习仲勋因工作忙，顾不上看，就委托秘书详细看了一遍。1962年夏，李建彤写成《刘志丹》第五稿，送给习仲勋和中宣部审查。同时在《工人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小说的部分章节。当时习仲勋提出将小说样本送给那些对西北党史有意见的同志审阅，宁可让他们把意见讲在出版之前，也不要讲在出版之后，如果真有问题，还来得及修改补救，否则就会引出乱子。李建彤说她已取得中宣部的同意，周扬同志还指定专人与她联系，作经常指导。习仲勋在李建彤的多次催促下，考虑到中宣部的态度，以及陕甘苏区的一些老同志也支持写这部小说，就同意出版了。有一次习仲勋到长安戏院看戏，见到周扬同志。周扬对他说，看了李建彤写的《刘志丹》小说样本，觉得写得不错，可以出版。习仲勋回来后便把周扬的话告诉了刘景范、李建彤。他们听了很高兴。后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有人提出《刘志丹》小说的问题，并说是习仲勋主持的，是为高岗翻案，美化自己。习仲勋便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这部小说不是他主持写的。康生在会上诬陷习仲勋“利用小说反党”，说习仲勋是“反党大阴谋家、大野心家”。习在会上据实力争，坚决不承认康生强加的罪名，后来就请假不参加会议了。9月22日，中央决定成立“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由康生负责。当时，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受党中央、毛主席的委托，找习仲勋谈了话。总理对习仲勋说，党中央、毛主席对你是信任的，让你代表政府做了很多工作，即使出了《刘志丹》小说这个问题，错了就改嘛!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习仲勋激动地表示：总理，您放心，这点我还不会。我准备回农村去做个农民，革命也不是为了当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陈毅副总理说，我犯的错误比你大，改了就好，要努力振作起来。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习仲勋就在家里“反省”，接受审查。这次突然袭击，在他的思想上一点也没有准备，每天呆在屋内沉默寡言，心情十分沉重。周总理特意打电话给习仲勋的夫人齐心同志，要她请假留在家里照顾好习仲勋的身体和生活，防备习仲勋有一念之差。由于对康生强加的“罪名”想不通，在很长时间内，习仲勋也没有动手写“检查”材料。直到1963年秋，他才口述由秘书记录，整理成一个“检查报告”，给自己扣了几顶空洞的大帽子，但没有任何事实。过了一些日子，党中央决定习仲勋和贾拓夫、刘景范到中央党校学习。习仲勋单独住在中央党校附近的一座叫西公所的院落，校内的学习活动一概不参加。习仲勋每天上午阅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下午在院内种菜养花，从不迈出大门一步，也从不与外人来往。中央党校的一位副校长负责与他联系，隔一段时间来西公所看望一下。1964年，习仲勋又写了一份“检查”，由那位副校长转送党中央。

    下放洛阳矿山机器厂

    1965年秋，中共中央组织部安子文部长找习仲勋谈话，宣布中央决定他到河南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副厂长。12月，习仲勋离开北京，来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在研究分工时，他表示自己过去长期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高高在上，一大二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工业生产和管理很少接触。这次下放到洛矿，主要是学习来的，希望直接到车间与工人一起参加劳动，先不要在厂部给他分工。厂领导见他言恳意切，态度坚决，便安排到二金工车间参加半天劳动。

    习仲勋到二金工车间上班的第一天，由车间支部书记修永章领到电工组，一一引见给工人师傅。全组的工人师傅见到这样一位大干部来劳动，都感到十分新奇。当时，习仲勋笑着对工人们说：我到车间参加劳动，要向同志们学习，拜工人为师，希望大家多多帮助，不要有什么顾虑。车间发给一套劳动服，他没有要，说穿自己的旧衣服就行了。从此以后，他每天上午到电工组，由老工人宋师傅和班长赵师傅带着，边教边干，先干轻活，再干重活。习仲勋干活很认真，不怕脏，不怕累，有时忙得满头大汗。经过一段时间，他慢慢学会了一些电钳工的技术，能够用自己的双手组装产品了。工间休息时，他与工人师傅们围坐在一起，边吸烟，边聊天，天南地北，无话不谈，非常平易近人。全班的班前会和班后学习，他也都参加。

    每天下午，他还抽出时间看报纸、读书、听广播，关心国内外大事，并向师傅们进行宣传教育。

    习仲勋的宿舍里没有洗澡设备，就经常在午休时拿着毛巾和肥皂，到职工浴室去洗澡。他脱掉了衣服鞋袜，一起泡在热水池里，边洗澡，边聊天，没有一点领导干部的架子，群众反映很好。在节假日，他经常到工人家里串门访问，谈生活，话家常。有时工人在家里给他煮面条，熬小米粥，他吃得香极了。晚上，他常到单身职工宿舍同青年工人亲切攀谈，非常融洽。有的工人还提出一些具体问题和要求，凡是他能够解决的，就帮助解决。对生活有困难的工人，他就从自己工资中拿出钱来进行帮助。他特别喜欢到工厂附近的农村去活动、散步，同农民交谈，问寒问暖，了解下情，心情非常舒畅。

    后来，厂领导决定让习仲勋分工管安全技术工作。他除了开会、学习、阅读文件，很少到厂部办公，每天仍然坚持到车间去劳动半天。安技科有事，科长往往跑到车间去向他汇报、请示。他对厂部、车间、科室的各级干部，都很尊重，积极支持他们抓好思想政治工作，抓好生产和安全，抓好技工培训，抓好职工生活。他有什么意见建议，就直言不讳，向有关方面提出，但决不强加于人。

    在洛矿的一年里，习仲勋通过与工人的同劳动、同生活，亲身感受到工人阶级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他说：工人是我的好老师、好朋友，是他们给我上了必要的一课。在这一年里，他结识了许多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医务人员和农民，有些还成了知心朋友。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在他的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