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征中的“密电”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长征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不仅在学界，而且在社会上一定范围内也都议论纷纷。这些观点见诸于近年来发表的一些文章和专著中，如去年发表的范硕的文章《红军长征中的“密电事件”揭密》(载《中华儿女》2004年第1期)，刘统的专著《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广西人民出版社版)等，都对这个问题作了分析。综观这些文章，可以看出争论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有没有1935年9月9日的“密电”；二是“密电”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对于第一个问题，双方争论十分激烈。一方说有，一方说没有，甚至闹到当事人都出来作证，收电人说有，发电负责人说根本没这回事。涉及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各讲各的。讲有“密电”的，对接电情况、向中央领导汇报情况都说得非常具体。对此有异议的，不谈此事。在负责编修中共党史第一卷时，讲过我的观点。我以为：

　　第一，应当承认，有“密电”，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1937年3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批判张国焘的错误时讲过此事。第一个看到“密电”的叶剑英，多次说过此事的具体情况。我相信毛泽东、叶剑英的人格，他们不会杜撰此事。张国焘坚持“南下”的思想很顽固，电报很多，这不过是一个具体情节。再则，张国焘的要害是另立中央，因此，也没有必要杜撰此事。说没有此事的同志，没能讲出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没有此事。仅以中央档案馆没有这个电报，不能说明没有此事。因为此后战事频繁，丢失是有可能的。还有，若要讲保存电报，首先应查收电人和发报机关。该电不是发给中央和毛泽东的，在党中央的文电档案里找不到“密电”没有什么奇怪。一些人津津乐道的这个论据不能成立。

　　第二，关键是“密电”的内容。收电人员最初讲的“武力解决”之类的话，曾产生轩然大波。经过考证，这个说法没有文字根据。这样重大的事，不拿出确凿证据就讲是不对的。现已得到澄清。目前对此都以毛泽东1937年3月在延安批判张国焘的会议上讲的为准。其核心内容是“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有会议记录，比个人记忆准确。这是一个教训。由此，使我对目前风行的口述历史不能不持谨慎态度。凡是党史上的重大问题，都不能仅凭个人记忆，一定要查档案，找文字根据，不能轻信脑袋瓜子。这应当成为研究党史的一条准则。

　　第三，对“密电”问题不宜“炒作”。上面已经说了，张国焘的第一大错误是另立中央，搞分裂主义。第二大错误是坚持“南下”路线，使四方面军遭受不应有的许多挫折，也影响了中央的北上进军。尽管从时序上讲，“密电”南下错误在前，另立中央错误在后，但像张国焘这样拥兵自重，公然扯起第二“中央”的旗号，在党的历史上还没有第二例。再则，“密电”只是坚持“南下”路线的一个具体情节。这不是“本”，而是“末”。有的同志往往本末倒置，对“本”不大关注，对“末”却兴趣浓厚。这是研究党史的“猎奇”倾向的反映。事实上，“密电”是密而不奇。杨尚昆对此事有个说明。他也是当事人之一。他说：“密电”问题，凡军用电报“都是以专用的密码拍发的，而且不止一套密码，还有不同的密级，也可以说都叫密电。我虽然没有见到那份原电，但最早收阅电报的叶剑英当时亲口告诉过我，毛主席和周恩来多次讲到这件事，后来我又问过当年收抄这份电报的吕黎平，对有这样一份电报是没有疑问的。原电毛主席看过后，要叶剑英立刻送给陈昌浩他们，以后没有再找到。但中央北上后给张国焘等的电报仍可找到证明。”(《杨尚昆回忆录》，第144页)这说明，这份电报跟在此期间的其他许多电报一样，不是说只有它是“密电”，其他不是。“密电”说法，若不作正确理解，会给人产生误导。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