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1日，长沙解放前夕。陈明仁起义部队已全部撤离湘江东岸长沙城区，开赴河西待命。

　　此时，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已大军压境、兵临城下，湖南和平解放局势已经明朗化，中共长沙市工委和党的各秘密外围组织（新青社、工人解放先锋队等）进入半公开活动状态。

　　在即将解放的紧张岁月里，市工委原来分散办公、定时碰头的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为此，市工委决定从8月1日起集中办公，办公地点就设在原长沙特别支部机关所在地――火后街8号（八十年代初改为2号）。地下党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书记周里（化名唐先生）特派原中共成都地下市委书记洪德铭协助、指导市工委工作。

　　1949年8月2日，长沙市工委在火后街8号召开会议，决定成立迎接解放的指挥机关——“长沙市各界迎接解放联合会”党组（简称“迎解联”党组）。由刘晴波（化名王益林）任“迎解联”党组书记。

　　从8月2日起，进入半公开活动状况的长沙市工委的主要力量分为三拨：沈立人、洪德铭坐镇火后街8号负责指挥全盘工作。刘晴波、邹德心等在省参议会（现湘江宾馆）负责指挥迎接解放工作。市工委策反工作组曾昭森等6人与省工委涂西畴一起，坐镇设在长郡中学校长办公室内的“长沙人民治安指挥部”，指挥起义的原国民党宪兵10团、湘东师管区补充4团、省会警察局长刘人爵所部的保安警察武装、伪长沙市政府常备自卫总队队长胡之趾及所部，以及地下党组建的工人武装，各方一起维护了起义部队撤出、解放军尚未进城的短暂“真空”局面的城区治安。省会交通事业工会联谊会（简称交联）组建的工人纠察大队，配备长短枪42支、梭镖300支和步话机，由袁佩卿、周荣光、张树潘率领，分乘3辆大卡车，亦昼夜不停地在市内巡逻。

　　“迎解联”党组成立以后，刘晴波立即召集了党组成员会议，决定：以省会交通事业工会联谊会（交联）、长沙市学生联合会（学联）、长沙市妇女联谊会（妇联）、小学教师互助会（小教）、新闻界从业人员互助会五个社会团体的名义，出面发起成立全市迎解组织。

　　8月4日，在省参议会会址正式成立“长沙市各界迎接解放联合会”以及以曹国枢任主席、刘晴波任秘书长的“迎解联”主席团；唐生智任主任委员的顾问委员会。“迎解联”的工作由没有对外公开的“迎解联党组”负责组织指挥。

　　前来省参议会迎解联办公地点报名入会的各界人士川流不息、昼夜不停。次日，入会的团体和单位即达到230多个。一些单位和团体亦先后成立了自己的“迎解”组织和“迎解”分会，有组织的群众5万多人。

　　8月3日，宪兵10团驻长沙的刘元凯营长根据 “长沙人民治安指挥部”的指示，将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毛健钧（军统局毛人凤派来的特务）扣留。陈明仁知道后表示反对。我方为顾全大局，同意按陈明仁的意见将毛释放。8月4日上午9时，宪兵团将毛健钧解押至协操坪（现东风广场）释放，毛跑到大托铺机场，乘专备飞机去衡阳。当日下午，毛为报复，调动3架敌机由衡阳起飞轰炸长沙。炸弹多落在陈明仁麻园岭住宅附近，当时陈明仁并不在住宅内 ，因而毫发无损。

　　敌机在陈明仁住宅附近投弹后，又在长沙市区连续投弹、扫射，并在“迎解联”办公地点省参议会投下1颗炸弹，幸无人员伤亡。“迎解联”发言人当即在被敌机投弹的办公地点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愤怒的痛斥了敌人的新罪行。

　　当晚，刘晴波在返回火后街途中的一条巷子里，突遭潜伏特务行刺，特务开了3枪，刘晴波的警卫人员立即开枪还击。特务见势不妙仓皇逃跑，刘及警卫人员都安然无恙。

　　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领衔发出起义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