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中所说的“孙寓所及孙中山故屋发生几次误会”的确是令中共中央十分尴尬的事。上海刚解放，进驻上海的下级军官就冒犯了宋庆龄。

　　1949年5月27日，住在林森中路1803号(今淮海中路1843号宋庆龄故居)的宋庆龄迎来了上海全市解放。对上海解放宋庆龄是满怀喜悦的，在25日解放军先遣部队进入上海后，宋庆龄曾兴奋地向长期协助她工作的友人王安娜表示：“感谢上苍，我们现在总算可以自由地呼吸了！”但是，不久就发生了意外。据华东局事后于6月1日向中共中央的汇报，以及宋庆龄本人和时在解放军三野二十军军政治部工作的姜宿回忆，那天，六○师一七八团一个营进驻淮海中路。连长指定武康大楼对面一所宽敞房子，要排长带一排人去宿营。谁也不知道这是宋庆龄公馆。当敲门要进去时，遭到了门房的拒绝。门房没有说明缘由，只是笼统地说“这里不能住”。双方争执相持不下时，宋庆龄亲自下楼来，当着战士们的面说：“我是宋庆龄。这里是我的公馆，你们部队不能住。要住，请陈司令打电话给我。”

　　陈毅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生气，批评了师、团干部。他亲自打电话向宋庆龄表示歉意，随即又与潘汉年一起亲赴宋庆龄寓所，除当面致歉外，还向宋庆龄征询了接管和建设上海的意见。5月31日，在陈毅、史良，以及长期在沪从事情报工作的吴克坚的陪同下，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和第二书记饶漱石，亲自登门拜访道歉，并派卫兵在宋庆龄住宅警卫。

　　孙中山故居所发生的“误会”一度鲜为人知，可能因为这次误会只是一件小事，不是针对寓所本身而发生的。 

　　据周恩来7月1日致邓颖超的电报，史良告诉他孙中山故居中的一个老仆人曾被拘留，但她不知道详细经过。史良是1949年6月初离开上海去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所以事情应该是在她临走前才发生的。但不管怎样，被拘留者是孙中山故居的老仆人，周恩来恐怕会引起宋庆龄的不满。

　　他指示邓颖超：“如尚未释放，望市委速开释，并查明理由。如系错在我方，应正式向其认错道歉，并对老仆人的损失予以赔偿。如系错在彼方，而错并不大，应予以释放，勿使孙夫人为此介怀。”就邓颖超7月5日致中央电来看，这只是一件小事，老仆人当日就释放了，“所发生误会已向宋庆龄解释”。

　　其时，对于孙中山故居，中共中央在解决“孙寓所误会”的同时就表示了高度重视，曾明令上海市委“要保存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旧居，以资纪念”。8月中旬，上海军管会及市人民政府在征得宋庆龄同意后，拨出巨款对故居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大修。

　　“嘱上海铁路备头等卧车”

　　在7月1日的电报中，周恩来又细致地关照邓颖超：长途旅行，宋庆龄病体难支，“可嘱上海铁路管理局备头等卧车直开南京，然后再换卧车，由浦口直开北平，并附餐车，大约三天可达(淮河铁桥已直通)”。

　　宋庆龄患有严重的荨麻症，这是宋家的家族遗传病，她每遇过度紧张或过度劳累，此病便会剧烈发作。1949年上半年，宋庆龄几乎是在病痛中度过的，先是重感冒，继而是剧烈的神经痛、高血压。大夫令她卧床休息并放弃所有的工作和活动，当她病得只能抱着热水袋呆在床上时，由于“那些处于绝望挣扎中的人，在逃脱即将来临的局面之前”，仍在对她施加“巨大的压力”，所以她被迫下床去会见一些不得不见的人(宋庆龄1949年1月下旬致王安娜函、2月7日致耿丽淑函、2月24日致阿莉函)。形势最为紧张时，正值春季，恰是皮肤病高发季节，正患肠胃病的宋庆龄荨麻症大发。在给王安娜的信中，她无奈地说：“在过去两个星期中，焦虑和麻烦成了我全部的生活，苦苦缠住我不放。我已经不再年轻了，不能像以前那样可以轻易地把那些影响立即消除……”(宋庆龄1949年5月26日致王安娜函)巨大的精神压力使宋庆龄急欲放松自己，所以她还未等邓颖超开口，就向邓提出“希望能到苏联疗病，并在国外工作一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