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抗日战争导致了一场作家运动。许多著名的中国作家，如熊式一离开中国远赴欧洲，为争取欧洲人对中国的支援而作战。西方作家则进行了方向相反的旅程，他们被战争吸引访问了中国，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诗人奥登，以及他的旅伴克里斯多夫·伊舍伍德，还有美国人玛莎·盖尔霍恩和厄内斯特·海明威。

　　诗人奥登及其旅伴的“通向战争之路”

　　英国诗人奥登于1937年西班牙内战时期短暂地访问过西班牙。同年，他和克里斯多夫·伊舍伍德受两家出版社的委派，撰写“一部有关东方的游记”。他们合写的《通向战争之路》虽然很风趣，但却是一部对战争和政治以及生存努力的比较均衡的记述。在序言中表达的致谢名单里，有他们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人士，从传教士到外交家，从国民党官员到知识分子，包括邵洵美、左翼活动家如阿格尼丝·史沫特莱和路易·艾黎，这显示这项计划的严肃以及方法的平衡。

　　在汉口的一天，1937年4月22日，他们接受了叶君健的拜访。叶君健是朱利安·贝尔的得意门生之一，他曾在日本遭到过逮捕，罪名是无政府主义者嫌疑犯。他遭到日本警员的残酷殴打，他要求奥登和伊舍伍德原谅他，如果他“有时显得有些愚蠢”。“你看，他们那时时常打我的头部。”他给奥登和伊舍伍德留下的印象，“就像所有这些令人惊讶的坚强的革命者……是那么的温和、紧张及柔弱”。

　　他们正在交谈时，“冲进来一股泉水般的幻觉——阿格尼丝·史沫特莱身穿一件浅色的女孩般的连衣裙”。阿格尼丝·史沫特莱是美国记者，更多时候身穿战士的迷彩服，剪着短发。

　　在汉口时，他们遇见了大摄影家罗伯特·卡帕，并在阿格尼丝·史沫特莱的寓所遇见了周恩来。他们还拜访了冯·法尔肯豪森将军的总部，他是国民党军队的顾问。另一次访问是去杜月笙“防卫森严的堡垒”，他是一位黑帮头子，在1927年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时帮助了蒋，不过他现在是“政府高级官员，在红十字会委员会里占据很重要的位置。听说他完全是个文盲……我们谈论的完全是红十字会的事”。杜长得“又高又瘦，脸上的五官像是用石头雕刻出来的，真像一座中国式的斯芬克斯。特别突出而又无法解释的是那双令人恐惧的脚，穿着丝袜以及那对欧洲时髦尖头式皮靴，从长缎袍子下面露出来”。

　　当盖尔霍恩和海明威因为没法满足接近前线的欲望而倍感气馁时，奥登和伊舍伍德却成功了。他们接近了一场战斗的前线，被涂成绿色保护色的白色战马逗乐了。伊舍伍德报导说:“据说运河对岸的最后一幢房子里都是士兵，但是奥登把头探出战壕，又拍摄了两张照片，没有遭到射击。他轻声对我说，‘我不相信这里有任何日本人。’他的话语被三声颤抖的口令打断。”他们离开了，“迈着沉重的步伐”，穿过田野，随着轰炸的持续，“田野在阳光下显得荒芜空旷。”“更多中国人从东方开火，日本人还击，轰炸着我们刚撤离的壕沟”。

　　他们的旅程中有许多时候是坐火车的，由于轰炸或军队转移，火车有时一停就是数小时，甚至几天。“我们坐在河岸上，看着十九师的士兵们从舢舨上爬到岸边，还带着马匹、机关枪和灶具。他们有着真正战士的真实而又坚强的神色，像流浪者那样顽强而务实。经验教会他们究竟该携带什么设备——一个热水瓶、一顶草帽、筷子、一把伞及一双备用的胶鞋。每个人的腰带上都挂着一条洗脸巾，像洗碟布，系在一起的是两三颗手榴弹，它们看上去像微型的意大利吉地安酒的酒瓶。”

　　海明威夫妇的所谓“蜜月”之旅

　　玛莎·盖尔霍恩和海明威于1941年开始报导中国战争，和奥登及伊舍伍德的形式多变的历程以及他们对于中国未来的希望都很不相同。

　　玛莎·盖尔霍恩看来很想去中缅公路，到中国的前线，但是她不是她的杂志的首选人物。“《柯勒支报》已经派了别人，派别的姑娘去了，派一个自由身的，我猜想。这几乎令我心碎……”她于1940年10月30日写给母校老师的信中这样说道。幸运的是，另一位记者拒绝了这项任命，于是玛莎得到了这份工作:“报导中国军队的军事行动，以及在南中国海周围对于日本人进攻的抵抗。”海明威对这趟旅行以及东方的战争感到某些兴趣，因为海明威在启程前往中国之前，在纽约会见过哈里·迪斯特·怀特，他是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的助理。美国财政部很有兴趣知道有关中国对盟军的支持，及反对日德轴心的情况，并准备提供财政支援，而海明威同意向他们汇报中国的情况。

　　他俩共同“去中国前线”的旅行是一次彻底的失败。他们在危险的状况中飞行，蹲在狭窄的小船上，骑着矮马在雨中穿行。海明威的马实在太小，当他坐上去时，仿佛那马长了六条腿。有一次，那马被他压垮了，所以他只得扶起它，背在身上。玛莎，她似乎永远处于盛怒状态，“朝我吼叫，要我把马放下，她担心背马也许会触犯中国的戒律”。他俩爆发了一场争吵，海明威坚持认为他的首要职责是对马负责，玛莎则担心这种举动可能被视为侮辱中国人。最后，她坚持要他把马扔下。海明威对马道了歉，把马放在地上，在马身边行走。

　　他们从一个军事基地辗转到另一处军营——“士兵的护送，祝酒，很快部队检阅接着是大摆宴席”——估计是由高层安排的，也许目的是保护他们重要的客人，他们身上带着的介绍信，不是别人，而是来自美国总统的夫人。无论他们到哪里，他们的名声总是先到一步，欢迎横幅到处可见，并且“有一次，一位男子跑步与我们的车队平行，他问我们的下一站是什么地方，这样政治部就可以搭起一座拱门”。海明威看来比玛莎·盖尔霍恩更加能够忍耐，后者永远对于肮脏的住所，以及他们没能看见军事行动而怒气冲天。他作为美国的代表向士兵演讲，意识到这些士兵从来没有被国民党的军官接见过，还意识到他们赤着脚，口粮也不足。他们观看了一系列慰劳士兵的爱国戏剧。最后，他们被带到一处设防的山脊，那里他们通过双筒望远镜观察据说是日本人的军营。他们很快觉察到这是一座“伪造”的日本军营，日本人是在山的另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