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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在1991年受花山文艺出版社所约,就定了要写的一但为了另外一本书的事情,本想办完了再动笔,可是办了和等了5个月,还没有完的希望,就于1992年4月初,抱着写了多少算多少的想法,开始动了笔。
11月中旬,写完最后一章。用去7个半月时间。按我的写作速度,这还算是较快的,因为这中间,有过数次10天或半月,停下来办那另外一件事情,那也是为了书的事,不能不办。
听说有手快的年轻作家,有了素材,两个月就可写出几十万字。我却不能,不仅手慢,总想反复琢磨,还有年龄和病的问题。开头几个月,只要连续写作超过了两小时,冠心病即有明显反应,所引起的不适和痛苦,至少要再过一两个小时才能减轻或消失。只能是写一会,歇一会。但每到晚上,又常常出现那种不适和病痛。所以,开始我预汁完成的时间要长得多。
一部纪实作品,所费的时间和精力,主要在素材收集上。我在上一部长篇纪实小说,即本书的姊妹篇《东行漫记》的后记里,记下了采访所遇到的艰难。用去38年时间,跑遍全国,采访在领袖身边工作过的120余人。书出后河北老作家李满天问我,收集了多少资料?我一下未能回答出。他说,30万字的纪实作品,至少也要100万字的资料。我计算了一下,只能多不能少。
所以,这一本书所用去的实际时间,要把7个多月再加许多倍。因为所用的大部素材,仍是那38年所积累,另外又加了4年的收集和采访,可以说是历时42年所完成的这一部长篇纪实作品。有人把写毛泽东,叫做"吃毛泽东饭气我相信确实有吃这个饭的。可是,我于1950年在我们西柏坡开始采访毛泽东事迹的时候,只想到应该写,却没想到吃这个饭。一直到了1986年初,我开始动手写《东行漫记》的时候,还有几个朋友劝我不要写,因为写出来没人敢出版。
我是冒着白写的决心,用去一整年时间,把它写出来了。果然没人敢出。放了一年,幸好遇上个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进驻西柏坡40周年,借着这个机会才出版了。书出后,在省作协召开个座谈会,还是前边提到的那位老作家,第一句话就是：“好你个阎涛,胆大包天,竟敢写起领袖来了!”省社科院文学所的老所长孙昌说：“过去都是外国人写中国领袖,《东行漫记》是第一部中国作家写中国当代领袖的长篇纪实文学,是纪实文学的新突破。阎涛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专家和读者,虽然给了这部书很高的评价,但以上这些事和这些话,都说明了一个问题:我是冒着很大的危险,又冒着白白浪费几十年的时间和精力,才完成这部书的。并没有想得到什么好处,更没有想到“吃毛泽东的饭”,一点都沾不上边儿。
那本书出版一年之后,才来了个“毛泽东热”,一大批此类书受到读者欢迎。作者及出版社都受益不浅。这时又有人劝我,“赶紧写吧,正是个好机会”我却没写。因为我把写领袖看得太严肃,也太慎重了。手头虽然还有许多资料,却认为没有100万字的一手素材,怎能动手呢?
这种“出大名又赚大钱”的机会,我并非视而不见。因为我已出版的书都被人"参考"去了很多。甭说我还有费尽几十等功夫,所得到的大量素材还有许多未写,即使仅取"参考"者的方式,我也照样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变出不少新的花样。但我不愿这么办,不想获这个利,吃这个饭。
又过了4年,我感到加上新增的素材够用了,才又动手写。不管那个“热”的程度如何,是升是降,还是已经消失,只要我备好砖石木料、钢筋水泥,我就动手盖我的房子。
这部书写得还是非常顺利的,跟上部书是同一时代背景——毛泽东获取胜利最大最多的鼎盛期。只不过上部书着重了领袖的大事,这本书侧重了领袖的生活。在写作中,除了另外那本书的事情的干扰,没有一次写不下的时候,拿起笔就停不下来,因而忘记时间,致使累得疾病发作。写得顺利,跟上本书一个样,得益于备料上的功夫。
有人问，42年备的料,这一次用完了吗?还有“三部曲”吗?不用我说,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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