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岁读“红宝书”、16岁参加西方共产党、18岁从西德去东德，之后到前苏联、最后来到中国。他就是一位近日迅速蹿红中国文化圈的“红老外”，名叫佳杰思。因为他迷恋红色文化，佳杰思将自己的这段“愤青”历史写成《我的愤青岁月》一书在中国出版，近日，“红老外”和他的“愤青”生涯成了媒体关注的热点。

　　佳杰思：我的名字像牙膏

　　日前，在北京举办的媒体见面会上，提起佳杰思这个名字，“红老外”笑着说；“中国朋友经常说我的名字是一个牙膏的名字。”

　　他非常高兴能与洪晃一起聊天。“其实洪晃的故事和我的故事可以说非常相似，也可以说是完全相反。因为洪晃是在文革的时候从东方到了西方，而我是从西方去了东方。我12岁的时候，看了毛泽东的语录，在西方大家都觉得我很叛逆。我16岁的时候参加了西方的共产党，18岁的时候从西德去了东德，然后是苏联和独联体，再后来就是中国。”

　　在《我的愤青岁月》里面，佳杰思写了去前苏联的故事，“我到的时候，那里是苏联，等我离开的时候，那里是俄罗斯。”但在他的眼里，中国给他的感慨更多一些，“我50年代来中国的时候，是非常革命的时候，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了，和以前很不一样。现在东西方年轻人的差别不太大，但是那个时候，我从一个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到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感觉差别太大了！所以我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感受也比较深。我在书中告诉中国年轻人，别做‘愤青’，应该全面地看待问题。”

　　洪晃：90后可以找到共鸣

　　“其实佳杰思就好像是一面镜子，我们现在的愤青们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在评价德国作家佳杰思先生的经历时，洪晃笑道，“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尤其是90后，是可以在里面找到很多共鸣的东西的。”

　　洪晃说，她是国家派出去的，而佳杰思是自己去投奔，“角度不太一样。个人的决定和政府的决定还是有彻底的不同。当然，经历本身所接受的文化冲击可能是相似的。我在美国呆的时候，佳杰思是在中国，现在他的思维方式都比较中国了，而我的思维方式就比较西方化。”

　　像佳杰思这样的人，在中国比较特别，比较传奇。洪晃认为，因为佳杰思是在文革的时候过来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在中国创业，开餐厅，做设计，像这样的现象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因为他们的确在改变我们社会的结构和元素，我们也在呼吁我们的新闻媒体对这样的新鲜事物多一些报道，因为他们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尤其是像佳杰思和他的这本书。”

　　《我的愤青岁月》自2007年在德国出版以来引起读者的极大关注。由新星出版社引进的本书中文版于2月正式面世。在这本自传体小说里，佳杰思以犀利生动且不乏幽默的笔触向我们展现了他所经历的风云变幻的三十年，从德国黑森林“惊世骇俗”的“毛圣经”粉丝，到青年干部学院里单纯青涩的学员；从覆灭的理想国度里的失意者，到媒体世界里创造收视率奇迹的领军人物；佳杰思的叙述，颠覆了对那段历史的刻板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