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敦白

　　“我追求某种理念，中国把这种理念变成了现实。在中国，我对生命有了新的看法。我是美国人，但我是中国的美国人。”这个美国人Sidney Rittenberg，二战后来到中国，在昆明一家开明书店老板的建议下，在“李白”中间加一个“敦厚”的“敦”，取了中文名字“李敦白”，并沿用终身。从1945年到1980年，李敦白在中国生活了35年，深度参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始终对中国一往情深。

　　对中国共产党心存向往

　　李敦白于1921年8月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犹太家庭，少年时期就嫉恶如仇、追求正义。在大学读书时，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积极争取黑白平权、男女平等、劳工权益和学术自由。在此期间，他在美共机关报上看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也阅读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和卡尔逊的《中国的双星》，对中国革命有了初步印象。而他第一次对中国产生浓厚兴趣，是21岁一次偶然机会听到《义勇军进行曲》时。“我的感受可以用‘震撼’来表达！”这首激昂的歌曲在年轻的美国男孩心中播下了一颗种子，他与中国的缘分就这样开启。

　　1942年，李敦白参军，后被派往斯坦福陆军语言学校学习中文，授课老师中有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培训班的师生绝大多数喜欢中国共产党而不喜欢国民党。李敦白在这里听到了解放区村庄豆选的故事，了解到八路军战士批评军官的民主作风。他还了解到，共产党抗战积极，讲民主，八路军在关心亚洲问题的人里面名声尤其响亮。于是，他对共产党进一步心生好感。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李敦白作为美国陆军新兵抵达昆明，担任美军军法处赔偿损失部中文专员，负责民事赔偿。此间，一个昆明小姑娘的案件给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12岁的李木仙被醉酒的美国士兵撞死后，负责赔偿的美军上校居然只给她的家人26美元赔偿费。李敦白非常气愤，替受害者及其家人申辩，但是被军法处驳回。李木仙的父亲是一个贫穷的人力车夫，他没有再申辩，而把这种灾难当作宿命来接受。李敦白被这种沉默和麻木深深地刺痛，他当时“心难受得抽搐，胸闷得无法呼吸”。后来，每当他面临人生选择的时候，“木仙总会出现在我的面前，让我选择与那些我认为能够给他们公平正义的人站在一起”。

　　那些能够改变中国老百姓命运的人，就是李敦白一直好奇而向往的、廉洁且充满理想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木仙们就是安全的。”于是，两个月后，本该复员回国的李敦白却决定留下来，并设法到美军的上海陆军总部工作，还与上海的地下党“接上了头”。

　　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上海，李敦白结识了宋庆龄，并成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华办事处的救济观察员。1946年春，李敦白奉命押运救济粮食到中原解放区。当时，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将李先念率领的共产党军队重重包围。

　　到达中原解放区的首府宣化店后，李敦白感觉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天地，好像来到了另一个中国，这里人的精神面貌，与昆明和上海完全不同，他们相互之间的亲切，他们严肃认真的举动中体现出来的庄严感让他起敬。在这里，李敦白结识了李先念、王震、王树声等共产党的高级将领。

　　1946年5月8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王天鸣和美方代表白鲁德组成的军事停战三人小组到宣化店进行“和平调处”。颇具戏剧性的是，当天李敦白在厕所里巧遇了白鲁德，而白鲁德无意中透露了国民党将进攻中原解放区的消息。这让李敦白大吃一惊。李敦白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李先念，李敦白对革命的这次贡献，让李先念一直念念不忘。

　　1946年10月19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李敦白终于到达了红色圣地延安。那是一个周六的晚上。在延安的周末舞会上，李敦白见到了景仰已久的毛主席，也见到了传说中的朱老总。“在昆明时，有个人跟我讲过许多有关‘朱毛’的英雄故事，他把朱毛当成一个人了。”李敦白的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这些共产党的领袖为人随和谦逊，对他礼貌有加，李敦白迅速爱上了这里。在延安，李敦白担任新华总社的英语专家，负责翻译和修改稿件。斯特朗第二次访问延安时，新华总社负责人廖承志委派李敦白任翻译。1946年底，毛泽东在同几个西方记者谈话中表示：现在有两种美国人，马海德、李敦白、史沫特莱都是好的美国人。

　　这一年，经李先念、王震介绍，中央批准，李敦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当时唯一的外籍中国共产党员。

　　在中美之间架设桥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即，李敦白却卷入了所谓的“斯特朗国际间谍案”。直到斯大林时代的一些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后，他才于1955年结束了牢狱生涯。出狱后，他没有任何怨言，一如既往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在广播事业局，李敦白负责对英语广播稿件进行润色、把关，后来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定稿工作。在这里，李敦白还觅到了他的终身伴侣——王玉琳。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李敦白读后泪流满面：“他是共产党员，我也是共产党员，可我们之间却有天壤之别。”于是他要求组织把自己的工资减半，不再享用单独的办公室和专车待遇，以实际行动向焦裕禄学习。这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的庆典上，斯特朗、李敦白等6位外国友人应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