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金中央女红军石联星1980年深情追忆缅怀伟大革命先驱瞿秋白同志。

    一九三三年，在红色首都瑞金，一个简陋的办公室里，聚集了几位同志，在我记忆里有李伯钊、沙可夫、钱壮飞、胡底，还有两位留苏的同志，他们在那里交谈着什么。

    忽然门口出现一位身材高高的，戴副深边眼镜的同志，他身着合身的灰色中式棉袄，面容清癯，风度潇洒而安详，约三十余岁。

    他象春天的风，带来温暖与欢乐。刹时间，整个屋子沸腾起来了，大家激动地呼唤着：“秋白……秋白……”还有人用俄语叫他的名字。

    大家把他包围起来了，与他拥抱握手，握手拥抱，问这问那，不少同志用俄语与他交谈。

    我来到中央苏区一年半，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相会的场面。当时我也跟着激动，不知是谁在我耳边低声地说：

    “他，就是瞿秋白同志。”

共和国摇篮一一江西瑞金

    瞿秋白同志是我们的教育部长，同时也是苏维埃中央政府委员。当时徐老与沙可夫同志也在教育部负责工作。平时晚会上常见到沙可夫同志，自秋白同志来瑞金后就少见到他。他们为编教材一天忙到晚。教育部下属的艺术局工作也要管。秋白还参加《红色中华报》的编辑工作，所以他要常常带病工作到深夜。

    秋白同志住在沙州坝。当时在瑞金的中央机关和学校住得很分散，一般都相距十几二十里，大都住在祠堂里。一来尽可能少占民房，二来便于防空，三来节约。因此秋白同志要学会骑马。他的肺病虽然很重，有时也骑着马来看我们的演出。

    他来后不久，就参加第二次“全苏”大会。他继续被选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委员并兼任教育部长。

    大会期间他对为庆祝大会而演出的节目很重视，很关心。不少同志为这次演出出了很大力量，排演了不少节目。

    铁血“龙潭三杰”

    钱壮飞、胡底、李克农同志参加了编导，克农同志还在话剧《沈阳号炮》里演了个很重要的角色呢！

    李伯钊（1911-1985），戏剧家。原名李承萱，曾用名戈丽。四川重庆人。1925年，在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读书，加入共青团。1926年赴苏联学习，1928年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1929年与杨尚昆结婚，1931年入党；同年11月，和钱壮飞等人共同组成文艺小组，承担起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娱活动组织以及节目编导重任

    伯钊同志，日夜忙着写剧本呀，编活报呀，写歌词呀，还要演戏导戏，还要刘月华和我编了《工人舞》、《农民舞》、《红军舞》。

    我们还集体创作了一个大型的歌剧《我——红军》，还演了《粉碎敌人乌龟壳》等活报剧。

    1934年1月24日，《红色中华》专门刊文《一个精彩的晚会》，报道以李伯钊、刘月华、石联星表演的舞蹈深受官兵们的欢迎

    秋白同志对高尔基戏剧学校的工作非常重视，亲自参加剧校工作计划的制定。他提出剧校要设有剧团，并要到前方演出，要培训艺术干部和演员。

    不久高尔基戏剧学校成立了一个剧团叫“蓝衫剧团”。伯钊同志任剧校校长兼剧团团长。

    伯钊同志带领剧团到前方去巡回演出了三个多月，受到红军指战员热烈的欢迎，并促使红军的戏剧运动迅速开展。当他们从前方回到瑞金时，个个晒得黝黑，精神抖擞，还带回来许多新的剧目。

1939年，杨尚昆和李伯钊在山西武乡

    要说培养演员和培训艺术干部，那真是不容易的事呵！工农剧社分社需要艺术干部；红军部队同样也需要这种人材。可教员从那里来呢？

    首先伯钊同志自己要教课。保卫局有这方面才能和经验的钱壮飞、胡底同志在百忙中也常来教课。他们能编能导还能演。胡底同志是个很好的演员呢！

沙可夫（1903—1961），原名陈明、陈微明，又名维敏，艺术教育家、剧作家。浙江省海宁县封建世家出身。1926年去法国学习音乐。1927年受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2年到中央苏区，任中央苏维埃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中央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主编，中华苏维埃大学副校长。1934年参加长征

    沙可夫同志虽在教育部当副部长，可他曾在法国专门学过音乐，在苏联东方大学担任过俱乐部主任，他不仅很会唱歌，而且还会跳海军舞呢！他懂得艺术方面的理论也不少，因此也请他来教课。

赵品三（1904—1973），1925年入党，曾任中央军委秘书厅副秘书长、中国革命博物馆副馆长等职。他参与组织建立晋中第一个党小组，是第一个党支部的领导人之一；他参与策划了周恩来赞扬的“模范的大冶兵暴”；红军统一的小八角帽军服的设计者；中央苏区文艺工作尤其是话剧工作的开拓者、领导者和实践者之一，主持成立了中央苏区的第一个剧社“八一剧社”并任团长，被誉为“红军话剧之父”；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指画家，被誉为“红军一支笔”；是中国共产党卓有成就的文化工作者，在教育、书画、剧作、摄影、漫画、演艺等方面均有很高造诣和很多建树。1941年，在延安担任中央军委秘书厅副秘书长时的赵品三

    还有赵品三同志，他是红军大学俱乐部老主任，他会演戏，会画中国画，会书法，他是个多才多艺的同志，他来教书也是很好的。

    朝鲜小提琴家崔音波同志和台湾籍的沈乙庚同志来教音乐课。

洪水（1908—1956），原名武元博，越南河内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越南人民军少将。1926年入黄埔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广州起义。土地革命时期，任广东省东江游击队连政治委员，红军学校工农剧社社长。参加了长征

    越南同志洪水来教文学和政治方面的课程，他参加中国革命多年，虽然中国话讲得还不十分好，可他很爱中国的文学，写了不少中国诗歌。

在湖北黄梅老家中学时与同学合影，中为石联星

    另外在红军学校文化教员中调来台湾籍的同志，有刘月华、施英、施月娥，还调我到剧校来。

    我是个高中肄业生，不懂得什么，为了革命的需要，我在高尔基戏剧学校边学边教，边教边学。

1920年8月，瞿秋白(后排左四)来到莫斯科采访，见到列宁同志，并与列宁进行了简短交谈。不久之后，瞿秋白担任东方大学的教师，他的学生就有后来的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人

    剧校的学生都是工农分子，农村来的多。有一些是从粉碎三次、四次“围剿”中，从敌人烧杀虏掠中营救出来的孤儿。学员的年龄相差很大，有七、八岁的，也有三四十岁的。文化程度也不齐。有能看书看报，可也有一字不识的。如何教呢？如何提高我们自己呢？如何完成教学任务呢？

    秋白同志以身作则地自己也来上课，他用鲁迅的话来鼓励我们：

    路是人走出来的。

    道路是多么坎坷呵！走一步也是不容易！当时生活苦，缺盐，吃不到什么，这都不在意，不知怎么确实也不觉得苦；可要得到知识，要当老师，这对我来说真是太难的事了。我恨自己过去在学校怎么不好好学点东西呢？再加上学员文化水平和年龄都悬殊很大，我感到苦恼，急躁。

石联星（1914-1984） 湖北黄梅县人，1932年参加革命，红军革命老文艺战士，中共瑞金和延安时期教育和红色戏剧的开拓者

    后来秋白同志来校时看到我的情绪不太对劲儿，就和我谈心。当他了解到我的苦闷时，他严肃地说：

    “对工农要热心，耐心。”

    后来我在工作中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和缺点。有许多事我请教伯钊同志，还和几位台湾的同志商量着做，逐渐弄出点关于训练演员的粗浅的基本动作。

    又如扫盲问题，也是和大家一起想办法。如何利用墙报这块好的园地呢？当时各方面条件差，不可能出版很多的图书与画册，我们就发动大家来写诗，画画，写小品文等。会写会画的不但自己要写要画，还要帮助不会写、不会画、不识字的同学们。这样我们的墙报就活跃起来了。

    瞧！咱们学校的礼堂(也是课堂和饭厅)的墙上多么热闹呵，前后左右都有墙报，还装饰得鲜艳夺目。这不但在政治上起了很好的作用，就是在文化提高上，扫盲工作上，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红军长征走出的女干部。中排左五为李伯钊

    秋白同志来剧校见到伯钊同志，他们爱讲俄语，他们的关系很好。对我们呢？也是很亲切的。秋白同志对幼小的学员，象丘兰和郭的海，是很喜爱的。

    丘兰这孩子，是红军打下龙岩时，她的父母被国民党杀害了，红军将她从火中救出来的，她的左手腕上一大块烧伤，还是红军给治好的。她到剧校时沉默寡言，很少见她笑，从她的眼神中能看出她对敌人怀有刻骨仇恨。

    郭的海是贫农的孩子，天真活泼，对丘兰象兄妹一样。还有从漳州、龙岩来的女青年以及兴国县来的民歌手刘秀章等。

    秋白同志来剧校时总是要和他们谈这谈那，看，丘兰笑个不停。他每来剧校一次总给我们很多教益。

    一九三四年，在国民党向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较紧张情况下，高尔基戏剧学校搬到梅村，不久，与原工农剧社的一部分同志，以及红校的一部分同志，共编为三个剧团，分成三路到红军中去进行慰问演出。不久伯钊同志随中央长征了。

    我和王普青带了不到三十人的剧团，经过三天的行军，到雩都三军团去慰问演出。在那里等了三天，说战士没空看戏，每个战士要打五双草鞋。我们思忖着，发生了什么事了？大概是要打大仗了吧！演员围着我和王普青问，我们哪儿答得出什么道道来呀？通讯员送来一份电报，是秋白同志打来的，要我们立即回瑞金。并派来一位同志领我们走。我们在路上又走了整整三天，到了瑞金县地界。

    那时已经天黑了。看到在不远的山脚下，整整齐齐的铁的人流在行进着，那深沉有力的脚步声震撼着大地，那铁器的撞击声，形成庄严肃穆的感觉。圆形的军锅紧紧贴在炊事员的背上，我们能看得清清楚楚的。真想飞奔过去问问，

    “红军哥，你们要开到哪儿去呀？到哪儿去打仗？我们跟着你们走吧……？！”

    可这不行呵……不行，红军铁的纪律我们是知道的。呵，他们在出发，在行军，要打仗！我们这二十几颗心哪，跟着那铁器撞击声一块儿激烈地跳动。可是他们行进的方向与我们完全相反，那支铁流，仍在向前流着。

    带路的同志并没有把我们带回梅村，也没有把我们带到一个什么机关或学校，而是把我们带到一块菜园地的一座孤零零的茅草屋前，这是不是瑞金下肖区呢？当时没顾得去问，现在看资料，这就是秋白同志最后在瑞金居住的地点——瑞金下肖区三十里的地方。

    这时已是漆黑的夜晚了，大约是借助于星光，或是由于我们急切盼望见到秋白的心灵之光吧，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秋白同志仍然穿着他来苏区时那套合身的棉袄，态度仍然是那样安详，站在屋檐下在等待我们。

    我们这二十几个孩子上前把他紧紧围住，抱着他，拉着他，望着他……。

    他安详而平静地说：

    “中央红军大部队走了，党中央走了，毛主席走了。”

    我们听到这里，禁不住都嚎啕大哭起来，哭声震动着田野。秋白同志继续说：

    “不要难受。将来我们一定会再看到他们的。”

    他的话音是那样坚定有力，使我们不觉逐渐收住了眼泪。这时仍然听到从山脚下传来的沉重、有力而急切的脚步声和铁器撞击的铿锵声。这时秋白同志的秘书庄东晓同志也在一旁，她将我们引到屋里去。炊事员来不及安慰我们，忙去做饭给我们吃。

瞿秋白和杨之华。他曾为她刻下一枚四字印章：秋之白华

    饭后，秋白同志拉着我到他的房间去，他将油灯的灯芯拨了拨，让我坐下来，然后将我爱人钟伟剑留下来的被子、帐子和他从白区带来的毛衣和一套灰呢子衣裤给我，并将伟剑给我用红墨水写的信和几张苏区票交给我。

    我接到这信和东西后感到很难受。秋白同志再三安慰我说：

    “你们将来一定会见面的。”

    他接着又说：

    “我们还有部队呢！还有中央同志留下来。你们也留下来，到群众中去，能演出就演出，不能演出就做些口头宣传工作也好呵！”

    听到他这一席话，我的心逐渐踏实下来，不是那样茫然了，感到自己肩上有担子，有任务要去很好地完成，有许多工作在等待我们去做呵！

    那时战争情况是那样的紧张，大批的干部和女同志下到地方上去了，有条件或身体不好的同志能转移到白区或上海的就迅速转移。而秋白同志居然把我们这些演员坚决留下来，并委派红军大学俱乐部主任赵品三同志为中央局宣传部下属的艺术局局长(当时秋白是宣传部长和中央工农政府委员)。

    他的用意很明确，就是文艺也是战斗的武器。要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因此他不论我们年龄大小，是男是女，他都留下来，组织了三个剧团。赵品三、宋发明带领战号剧团，刘月华、施月娥带领红旗剧团，我和王普青带领火星剧团。

    开始行军时我们是跟中央局、跟秋白同志一起行军的。在走之前我们要轻装，开始不知丢什么好，觉得这样东西也舍不得，那样东西也有纪念意义。

    后来是赵品三同志提议将跳舞服都穿在身上，女演员将红背心、黑短裤穿在里面，男演员将海军服穿在里面，将做道具用的假红缨枪换上真红缨枪。还有同志带了手榴弹和大刀。每人一定要背几斤粮食。这粮食，没有命令决不许动一粒。剧团的幕布等，大家分着背。就这样我们跟着秋白同志行军了。

瞿秋白(后排右四)在俄国

    秋白同志的身体不好，有时还发烧，公家给他一匹马，可是他能走时总愿和大家一起走。有时还和我们一道爬山呢！还提议要刘秀章唱兴国山歌。

    “哎呀咪……”唱起来了，一个接一个地唱。沈乙庚吹起口琴来了。我们有时集体唱山歌，唱苏联革命歌曲。哎，这样还真鼓劲，上山也不觉累了。

    到了一个目的地，我们可以休息，崔音波同志，取下他背上的小提琴拨拨琴弦，拉上几下，可秋白同志他们还要忙着审稿写稿，为《红色中华报》的出版紧张地辛苦地工作着。

瞿秋白在江苏常州的一个逐渐衰败的书香门第里降生，父亲瞿世伟是个老派的读书人，妈妈金璇也挺有文化，诗词歌赋样样精通

    我们与秋白同志走了一段路程后，剧团为了深入群众不得不离开他。临行时他对我们叮嘱又叮嘱，要我们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演出。宣传工农政府的政策，发动群众支援前线，支援红军，给红军送粮，要实行坚壁清野，还要扩大红军支援前线。要求红军家属带头起模范作用。向群众宣传与敌人进行斗争的决心和胜利的信心。

    秋白同志还要求我们发挥剧团的每个人的智慧和力量。他说：

    “你们会写字的要帮那些不会写字的同志写歌，写戏。我们没有作家、戏剧家和作曲家，可我们可以搞集体创作，可以向山歌、民歌学习，把群众中好的东西记录下来……”

青年瞿秋白

    我们三个剧团的同志们带着秋白同志的叮嘱随军下到地方上去了。当时是冬天，地里没有活，我们帮助群众晒白薯干、晒其他的粮食和打柴等。同时就进行口头宣传。

    等群众去赶集(一般赶集总在有庙台的地方)我们就编了新的内容的话剧、歌舞剧和新的山歌、民歌歌词进行演出。布景较简单，大都用树枝和布条结合组成室内与室外景，桌椅等在附近老表家借。

中共五大留影。瞿秋白身着中山装，杨之华身穿旗袍，两人表情愉悦。照片右上方书“青天白日中山装，赤色大会已是第五次”，左下方是“最可纪念的一日，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武昌第一小学”

    在这几个月里，我们火星剧团创作了话剧《女英雄》、《牺牲》、《李保莲》和大鼓词《王大嫂》，以及一些活报、舞剧、歌剧和山歌、民歌。歌词有二百多首。大鼓词《王大嫂》是经秋白同志略加修改后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的，是袁血卒同志编写的。

    我们还寄了山歌、民歌歌词约有二百多首给秋白同志，他都亲自看过，有的也在《红色中华》上发表过。能产生这些作品与秋白对我们在方向上、方针上的指示与具体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这几个月与群众接近，真感到有学不完的东西。群众是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党：送丈夫、儿子当红军，送粮送草支援前线，给红军做军鞋。她们日夜纳鞋底，一针一线、千针万线地纳呀，在鞋底上纳上各种花纹、图案。还有的将自己的名字纳上去。她们的心呀与红军连得那样紧。

    苏区的妇女儿童很勇敢，有一次我看到一位不到三十岁的妇女和一个儿童团团员拿着梭标押送着三个坏蛋在路上走着，这位妇女和那位儿童团员是那样自信和坚毅，真是无所畏惧！

    这些具体的实事深深教育了我们，并且使我们永远忘记不了。我想这就是秋白同志所指出的要到群众中去的用意吧！也就是作为文艺工作者所需求的创作的源泉吧！

1920年10月，瞿秋白（右）赴俄前夕与李宗武（左）、俞颂华（中）合影

    一九三五年元宵佳节前，秋白同志来信要我们三个剧团回到总部，也就是中央局驻地进行会演。我们立即整好行装与当地群众告别。经过几天的行军到达雩都县小密附近的一个山村，在农舍里见到秋白同志。

    他看到我们回来了，而且带了许多新的创作，非常高兴。并将我们寄给他的山歌、民歌都拿出来给我们看，上面有不少地方有他亲自修改过的笔迹。他要我们休息两天，然后将节目整理出来会演。

瞿秋白1921年摄于莫斯科

    他对节目的排练很重视，认为排演是一次修改与提高的过程。在我们三个剧团整理与排练时他是时常来看、来提意见的。当时在这茂密的深林里真是热闹。又是唱，又是跳，又是排戏，到处是我们的排练场地。

1921年瞿秋白(右)与李宗武在莫斯科

    群众对我们的排练也很感兴趣。老表嫂和姑娘们抱着小孩来看我们的排练，她们站在旁边总是笑眯眯地。总部的工务班，加上一些群众帮我们搭了一个不太大，但是有顶棚的舞台，战士们与老表们砍了些树枝为搭景用，还借了几块木板与桌椅。有简易的门窗和美丽的外景，把总部办公用的两盏煤汽灯也搬来用了。汽灯点燃后挂在台前的两侧。嗬，真是亮呵！真新鲜呀！痛快呀！

    我们用红纸泡成水当胭脂，用墨炭当眉笔。那时已是数九寒天了，山风和小雨吹打着我们。说起来算是够冷的吧，可是我们这些演员们一个个内心像一团火在燃烧，我们兴奋得什么样的冷都忘了，脱下外衣、跳舞服、红背心、黑短裤，一个个穿得整整齐齐地跳起舞来了。海军舞也跳开了。还有新创作的游击舞也大显身手了。还有台湾同去跳的《台湾人民反抗殖民主义者》的草裙舞也上台了。

    山上村子里的群众大都来了，还有从十几里地来看戏的群众呢。依然是过去老习惯，请他们占最好的地方。这次没有坐位，大家都是站着看戏。

    中央局的领导都来了，站在人群中间。秋白、陈毅、毛泽潭、陈潭秋、何叔衡、刘伯坚、项英……等同志都来了。台上台下对唱山歌、民歌。除了江西歌、民歌外，也有福建的山歌、民歌。

    雨越下越大了，观众没有一个走的，有的穿上雨衣、蓑衣，披上油布，有的戴上斗笠、草帽。也有个别打着伞的。

    每个节目演完后在雨中仍听到鼓掌声。幕间刘秀章的“哎呀咪”，唱了一个又来一个。台上台下对唱，台下与台下对唱。唱的是“想念北上的红军”、“想念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想念她们的亲人红军呀，同志哥呀“，唱“保卫苏维埃”、“保卫土地革命的果实呀”、“坚壁清野”、“支援红军哪”……，歌声一浪高一浪。

    群众和中央局的领导同志一直坚持着看完我们的演出。

    这次我们三个剧团演出的大小节目有：

    话剧：《牺牲》、《女英雄》、《李宝莲》、《非人生活》、《我们的队伍来了》、《游击》、《堡垒中的士兵》、《追击》、《你教我打枪》、《摸哨》、《抢粮》、《埋伏》、《地雷》、《菜刀下的营长》、《收租粮》、《不要脸》。

    舞剧：《搜山》、《突火阵》、《缴枪》、《冲锋》、台湾土风舞《台湾人民反抗殖民主义者》等。

    大鼓词：《王大嫂》等。

    还有崔音波的小提琴独奏、与沈乙庚的合奏、沈乙庚的口琴独奏，等等。

    秋白和其他中央局领导同志以及群众战士，一直在雨中看到节目完，时已过午夜，接近拂晓。

1963年8月31日，应石联星请求，赵品三手书感怀诗句赠石联星留念(赵品三之子赵于平供图)

    四十多年过去了，这个晚会还深深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一九六二年赵品三同志作了一首诗以志怀念，诗如下：

十里听歌冒雨来，
辉煌灯火照山台。
军民同乐逢佳节，
星月联华叹妙才。
东边唱罢西边和，
前幕收场后幕开。
披蓑张盖通宵立，
三度闻鸡不肯回。
元宵结采赣江春，
壮舞高歌洗战尘。
夜雨绵绵弦韵急，
红灯冉冉掌声频。
蒸豚煮酒劳军旅，
磨剑擦枪待敌人。
三十年来谁记得，
雩都情景宛如新。

    这次演出后的第二天，秋白同志还亲自给我们评了奖，并给整个演出谈了意见。他认为我们在群众中生活、学习了几个月，能创作出这样多而且较感人的多样的节目，无疑地能鼓舞群众与战士。说我们基本上做得不错，学习的不错，而且发动了剧团的所有同志写了几百首歌词，他很高兴。他还说把这些节目整理一下，可以出专集。还有那么多的山歌、民歌，想办法带到上海去出版。

    虽然他也认为我们所写的这些东西是粗糙的，比较简单，艺术性不是很强。但是健康的。本来他还想再谈，后来战争情况更紧张了，他亲自给我们发了奖，第三天他就收拾行装要离开我们了。

    在他出发之前，他将上面提到的要出版的戏剧集，名为《号炮集》，里面收集了话剧《牺牲》(韩进作)、《李保莲》(韩进作)、《非人牛活》《游击》(赵品三作)、《不要脸》等，油印了三百份发到全区，在我印象里，秋白同志写了序言。还有一些大家创作的东西，他临行前交给赵品三同志一部份。后来在游击战时，品三同志将这些东西藏到群众家的阁楼上，已记不清是谁家。

狱中秋白

    秋白同志是在会演完毕后的第三天晚上走的。那天晚上，我和品三，还有剧团的两位同志去看他。他住在农民家的一间茅屋里，有一个不太大的窗，窗前放了一张不太大的桌子，桌上堆满了文件和书籍，小警卫员在帮他收拾东西，他自己也在灯下收拾文件和书。

    他对我们说：

    “你们要正式到部队里去了，一定要好好工作，有机会能演出就演出……”

    总之他谈了许多希望我们好好跟着队伍走的话。

1923年初回国留影

    就在与我们谈话时他还发着烧呢！后来听人说前不久他还吐了血。我们明确知道他马上要走，不便多停留就向他告辞了。

    在告辞时，我们没有任何的伤感之情，总认为秋白同志能平安转移到什么地方去，将来会见面的。没想到这次是与他永别了。

瞿秋白、杨之华与女儿瞿独伊

    秋白同志走后，我们分到红军中去。我是在刘伯坚同志的那个团，有两千多人。经过一段时间，汀州前线传来捷报，我们打了大胜仗，前方的部队调下来整编，有的部队马上要上前线。

    老百姓杀猪宰牛慰劳红军，红军也将无用的骡马杀了。大会餐后就在一片树林旁开晚会。我们时刻记住秋白同志的话：

    “到红军中去要好好地工作，争取尽可能的机会演出，要宣传群众……”

    这次晚会开得很热闹，战士们看完戏后点燃火把，有的到宿营地去休息，有的就直接开赴前线。他们那健壮昂扬的歌声震荡着大地。

    漫长的火龙、铁流，穿过山林与田野，他们在行进，勇敢地去迎接新的战斗。

    又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与战斗，在牛岭与几倍于我们的敌人遭遇了，队伍打散了，刘伯坚同志被俘后英勇地牺牲了。我们只剩下六十多人，冲过敌人层层包围。有一天夜里在一个深山中休息，被AB团告密了，我们被敌人包围了，在战斗中又牺牲了许多同志。我与赵品三、韩进等二十余人被国民党广东军俘虏了。

    敌人将我们二十余人关在一间小屋里，敌人在外间堂屋里，将老百姓的桌椅门窗劈了架起来烧着取暖。敌人狰狞地笑着，那豺狼的心肠！这时我们面临着很大的困境，看起来是难以逃脱虎口了。不，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逃出虎口。

    这时靠在我身旁的韩进同志轻轻地，但是有力量地在我耳边说：

    “我们想办法，能够出去，就到上海北四川路内山书店找鲁迅先生，你就说你是从秋白那里来的，他可能会给你帮助。”

    我听完他的话后，感到很大力量，我马上看到了光明的前途似的。我想，对！要想办法，要斗争。

    我们终于找到敌人的一个缺口，就是看守我们的是一个湖北人，被国民党拉壮丁拉来打红军，他三次被红军俘虏，三次被红军放了，每次还给他三块大洋。我们二十几人做他的工作，终于做成了。在他的帮助下我们与敌人坚决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1937年出狱后的石联星南京留影。左起: 张琴秋、陶万荣、夏之栩、熊天荆、石联星、华萼、吴仲廉、李克农

    第二天敌人押我们到敌团部，我的心哪，早飞到上海了，我暗自思量，一定到上海找到鲁迅先生。我要告诉他，我是从秋白那里来的。一路上将韩进同志告诉我的每个字背了不知几百遍几千遍了。走了大半天到了广东军第一团团部。

    红军石联星的档案里，有两封周恩来总理于1947年9月写的亲笔信，这两封信都是周总理亲自关心她因被敌人逮捕过，需重新解决入党问题的证明，其中一封是写给当时中组部部长安子文的

    敌人用各种办法想从我们这里得到口供，经过与敌人斗争，敌人在我们身上未得到任何东西。

石联星档案的简历“证明人”中，徐特立，周恩来的名字就出现过两次，还有李伯钊、康克清、瞿白音、赵品三、童小鹏等

    敌人头天放了赵品三、韩进同志，那二十来位战士可能也是那天释放的。我是在他们走后第二天释放的。

周总理应邓颖超提议，1957年3月8日“妇女节”邀请当时正当红的电影明星在香山一起合影。左三位胡朋、于蓝、石联星均是革命队伍中培养的艺术家，其他均是上海、香港大明星

    我经过吉安、南昌到了九江。过江就是我的老家黄梅。这时我在矛盾着，自我斗争着，到上海呢还是先回家呢？

    很快我下决心到上海，找鲁迅先生，要向他说我是从秋白那里来的。我乘长江轮船，我的心哪，真是像波涛那样不平静。

    到了上海，我马上就去北四川路，很快就找到“内山书店”。我真是高兴得心都快跳出来了。我走进书店，看到有几位顾客在书架那里看书。

鲁迅、内山完造

    谁是书店的主人呢？鲁迅先生在哪里？我心急如焚；忽然看到书店小小的里间有一位近四十来岁模样，方方胖胖的脸盘的人在桌子上清理东西。我想这很可能就是书店的主人。

    我上前轻声地询问道：

    “先生，请问你，鲁迅先生在哪里？”

    这位先生听我询问鲁迅先生，他马上打量了我一番，那时我剪的是男式的短发，穿了一套中式的衣裤，穿得很单薄，晒得黝黑，我看这位书店主人并未把我看成是坏人。他对我说：

    “鲁迅先生每天中午十二点要到书店里来的，你再到中午来吧！”

    后来知道这位书店主人就是日本友人，鲁迅先生的好友内山完造先生。

    我连着到书店去了三天，第三次的中午，我在内山书店终于真的等到鲁迅先生了。真是跟照片上一样，穿着深灰色中式长袍，围了一条黑色围巾，腋下夹了本书，安详地走进书店来，走到里间正与内山先生在谈话。

    我的心蹦蹦跳，我鼓着极大的勇气，压耐住我激动的心情，走进里间小屋，我对鲁迅先生说我是从秋白那里来的，希望鲁迅先生帮助我在上海找个工作。内山先生说我来了两次了。

    鲁迅先生拿了一本书边看边打量了我一下，然后他又继续翻阅书籍，平静地对我说：

    “我跟什么人也没有来往，没有办法找到工作。”

    他说完后又翻阅书籍。

    我听了他的话后很难受，甚至很痛苦，当我一想，上海是那样复杂，白色恐怖严重，我没有任何证据能使鲁迅先生相信我确实是从秋白那里来的。

    鲁迅先生这样做是非常对的。我没有任何理由再要求他什么了。我千里迢迢能真看到鲁迅先生，是我终身的幸事！

石联星与赵品三于武汉“八办”

    一九三八年，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见到赵品三同志。

聂荣臻烦请曾任北方局秘书长的赵品三把缴获的日军大洋马骑回延安，作为向七大的献礼，送给朱总司令

    他说那次会演后，他与秋白等同志讨论了我入党的问题，秋白同志表示同意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因战争情况太紧急，未能来得及讨论完，这件事也就耽搁下来了。

    秋白同志不但关心我们的业务，还非常关心我们的政治生命！引我们走上正路。

1935年6月18日，福建长汀，瞿秋白就义前遗照

    秋白同志牺牲有四十五个年头了。他在死的面前高唱国际歌、红军歌。他牺牲的何等壮烈呵！

瞿秋白在长汀狱中亲笔所写的《卜算子》一一“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秋白同志关心同志，热爱党，热爱人民，勇于剖析自己，为革命献出了他的一切。

    秋白同志永生!

    一九八O年五月四日于北京

    石联星1914年4月29日生于湖北黄梅县，1932年参加革命后奔赴中央苏区，先后在列宁师范学校、红军学校看护连、高尔基戏剧学校、火星剧团担任文化教员和演员。‌‌‌在中央苏区，她因主演话剧《武装起来》、《海上十月》、《沈阳号炮》等，与李伯钊、刘月华被广大红军和群众誉为“三大赤色红星”之一。她还参与创作并表演了《农民舞》、《工人舞》、《红军舞》等革命舞蹈。‌‌‌

    抗日战争时期，石联星辗转于上海救亡演剧队、桂林新中国剧社等地继续戏剧工作，1940年曾在欧阳予倩领导的广西省立艺术馆演出。1944年抵达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任教。‌‌‌

    1945年至1946年担任华北联大戏剧系教员。1948年参加河北石家庄宣传部工作。

    艺术成就与代表作

    电影事业的里程碑‌：1949年，石联星在东北电影制片厂主演了电影《赵一曼》，成功塑造了抗日英雄赵一曼的形象。1950年，她凭借此片荣获‌第五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演员优等奖）‌，成为新中国首位在国际电影节获奖的女演员。‌‌‌

    其他影视作品‌：她还主演了电影《湖上的斗争》，并参与了中苏合拍片《风从东方来》的导演工作。‌‌‌

石联星的长女梅子(凌毅)1945年在延安(凌子风摄)

    话剧舞台的持续耕耘‌：除了电影，石联星在话剧舞台上同样活跃。在苏区和抗战时期参演了大量话剧。

    新中国成立后，石联星将重心转向艺术教育与管理。她先后在北京电影学校（后北京电影学院）任教，教授表演与导演课程；1961年起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担任导演，与欧阳山尊等人合作导演了《渔人之家》、《红岩》、《年轻的一代》、《生活的彩练》等多部话剧。‌‌

石联星、凌子风

    石联星的第一任丈夫是红军高级将领‌钟伟剑（又名钟纬剑）‌，两人在苏区结婚，钟伟剑于1935年在长征途中牺牲。

石联星、凌子风与女儿凌丽

    1945年，经周恩来批准，她带着6岁的女儿梅子前往延安，同年与八路军著名导演‌凌子风‌结婚。

    1950年，两人分别凭借电影《赵一曼》和《中华女儿》在国际电影节获奖，成为影坛佳话。‌‌‌

    胡山(右，红军长征天险腊子口)，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会员，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青年部首任部长，人民法治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原国家外经贸部干部、外交官、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中国货主协会(China Shippers Association)执行秘书长。世界反法西斯和平文化中心倡建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