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曾中生是鄂豫皖苏区与红四方面军早期主要创建者与军事领导人之一，与周恩来有近十年的革命交集。二人始于1925年黄埔军校的师生关系，继而在1928—1930年中央军委共事，在抵制“左”倾盲动、指导红军建设等方面形成重要共识。1935年懋功会师后，周恩来与中央领导层关注曾中生被张国焘非法关押的冤案，多方设法营救未果。1945年中共七大为曾中生平反昭雪，其军事思想与实践得到历史承认。梳理这段关系，有助于理解土地革命时期党内正确路线与“左”倾错误、军阀作风斗争的复杂历程。

    关键词：周恩来；曾中生；黄埔军校；中央军委；鄂豫皖苏区；张国焘；平反昭雪

曾中生

    曾中生（1900－1935）男，原名曾钟圣，湖南资兴人，1900年，出生于一个破落地主家庭。7岁入私塾，后考入湖南郴州第七联合中学。1922年，他中学毕业后投笔从戎。1923年，离开旧式军队，走向革命道路。回顾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徐向前元帅在回忆录里盛赞这位战友：“能文能武，智勇双全”，是“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对党忠诚，待人诚恳，才思敏捷，浑身充满革命者的战斗激情和力量”。可见，他在近代革命史上的地位。

    一、黄埔相识：从青年军人到共产党员

    1925年，曾中生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受到他们的教育，提高了觉悟。编入第二队。此时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恽代英、萧楚女等共产党人主持政治教育与宣传工作。曾中生积极参加由周恩来支持的青年军人联合会，阅读《中国青年》《向导》等刊物，在讨论与斗争中逐步确立共产主义信仰。

    据其简历与党史资料记载，1925年底，经中共黄埔特别支部讨论，由周恩来等领导的党组织吸收曾中生为中共党员。这一时期，周恩来不仅是他的政治引路人，也是其革命生涯的起点。

    二、中央军委共事：协助指导全国红军与兵运

    1927年曾中生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列席中共六大。1928年冬回国后，他到上海任中央军委参谋科科长，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1930年2月12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改变目前中央组织机构问题。会议决定设立组织局，由向忠发、关向应、任弼时、罗登贤组成，并成立九人军委，周恩来、关向应、曾中生为常委，说明曾中生的组织才能及军事能力得到了高层军委的赞同与认可。

    此时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统筹各根据地红军发展与兵运斗争。曾中生协助起草文件、分析敌情、指导地方武装斗争，参与研究红军编制、政治工作与作战原则，其军事素养与务实作风受到周恩来高度评价。二人这一时期的工作，为后来鄂豫皖、湘鄂西等苏区的创建奠定了组织与政策基础。同年，10月17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会议最终确定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吴振鹏、余飞，再加上当地二人，组成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为书记，由项英暂时代理。会议并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决定由项英、毛泽东、任弼时、朱德、彭德怀、贺龙、黄公略、周逸群、叶剑英、张云逸、邓中夏、曾中生、邓发、邓小平、黄粱、袁国平、刘伯承、周恩来、关向应、恽代英、李富春等二十五人组成苏区军委。有如此殊荣，显示了他在周恩来心中的分量。

    三、共同抵制“左”倾盲动：南京暴动之争

    1930年，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南京暴动计划，任命曾中生为暴动总指挥。曾中生到南京实地调研后认为：南京驻有国民党重兵，反动武装约4万人；我党掌握的武装力量薄弱，群众基础不足以支撑城市暴动；强行发动必然导致党组织严重破坏。

    他向在南京的中央总行委代表如实反映，主张放弃占领南京的冒险计划，改为将部队拉出开展游击战争。这一主张与周恩来此前对类似盲动计划的保留态度一致，但在当时遭到总行委严厉批评，被斥为“严重右倾”。随后南京暴动仓促发动，迅速失败，近百名党员牺牲，南京党组织遭受重创。事后，江苏省委任命曾中生为南京市委书记，在危局中恢复组织、保存力量。

    这一事件中，周恩来与曾中生在实事求是、反对冒险主义上立场相近，体现出早期党内正确路线代表者对“左”倾错误的抵制。

    四、中央关注冤案：懋功会师后的营救努力

    1931年后，曾中生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领导第一次反“围剿”胜利，提出“飘忽战略”，发展红军至近2万人。张国焘到鄂豫皖后，推行“左”倾肃反与错误指挥，与曾中生在战略方向、作战部署上多次发生原则分歧。1933年8月，张国焘以“托派”“右派首领”等罪名将曾中生逮捕关押。

    遭受打击的曾中生并没有灰心、颓丧，在被囚禁的两年中，曾中生坚持真理，写下《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等重要军事著作，成为红四方面军干部的必读教材。他始终坚信，真理是湮没不了的，是非总有一天要澄清。徐向前评价说，曾中生是一个能够经得起打击迫害和忍辱负重的人。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得知曾中生仍在关押，指名要求见面。张国焘为掩盖罪行，谎称曾中生“逃往少数民族地区”，加以阻拦。

    1936年2月，周恩来与毛泽东通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以共产国际名义致电张国焘，明确指出：“鄂豫皖肃反颇多‘左’的错误，扩大化……廖承志、曾钟圣即使有反动嫌疑，亦须保全其生命，并给予优待。”

    此时距曾中生于1935年8月中旬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于川西北卓克基已过去半年。中央的关切与施压虽未挽回其生命，却在政治上对张国焘形成有力制约。

    五、历史结论：平反昭雪与军事地位确认

    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党中央正式为曾中生平反昭雪，追认其为革命烈士。1989年，中央军委确定曾中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3位军事家之一。

    从黄埔入党到中央军委共事，从抵制盲动到含冤牺牲，周恩来与曾中生的交往贯穿了土地革命前期党内正确路线与“左”倾错误、军阀作风斗争的关键进程。刘伯承曾说过：“中生同志很聪明、机警，说话也很尖锐，智力过人，写文章下笔如飞，又快又好”。曾中生“能文能武、坚贞不屈”的形象，既属于鄂豫皖与红四方面军的历史记忆，也成为中共党史中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分裂与迫害的典型象征。

    （长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