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0月24日，八路军太岳军区王近山部在山西省洪洞县韩略村歼灭一支“日军战地观战团”，一战成名。此战地下情报人员起了巨大作用，“日军战地观战团”的情报是由太岳军区情报处外线联络员、临汾日军情报系潜伏的我军特工袁之平（建国后任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副总经理、交通部远洋局副局长）。持日军路条连夜出城上报太岳军区情报处，情报处副处长刘桂衡（柳雨峰,建国后任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驻布隆迪大使，驻加蓬大使兼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大使）。获悉后立即呈报太岳军区司令员兼情报处长陈赓，陈下令就近的二分区王近山部16团伏击，要求“速战、速决、速离”。笔者岳父马克勤是太岳军区情报处情报员，与袁之平是多年战友，曾一起执行二野命令赴台湾执行绝密任务，因此笔者对此事多有所知。

    但少为人知的是：早在1938年9月1日到3日，高敬亭将军率领的新四军四支队就在安徽桐城的范家岗/棋盘岭伏击战中歼灭了一支日军的观战团，而且这个观战团是由意大利、德国、日本军官组成的“联合观察组”。

    1、 消灭“意德日军联合观察组”之过程  

    1938年8月，新四军四支队在舒城西港冲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四支队八团开赴寿县、合肥、全椒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政治处主任胡继亭）在安合、六合公路一带破坏敌人运输线，一营（营长艾明山、教导员邓少东）负责出击舒（城）合(肥)公路和六（安）合（肥）公路段公路；二营（营长余启龙）出击舒（城）桐（城）段公路；三营（营长雷文学、教导员张宜爱）负责出击桐（城）安（庆）段公路。七团三营奉命在桐安公路龙河杨西桥至新安渡附近公路活动，寻机伏击日军运输车队。   

    据报道：9月1日上午9时左右，由桐城南开范家岗日军汽车三辆进入七团三营伏击地，头两辆汽车被战士用手榴弹炸毁，车上日军利用公路东侧水沟进行顽抗，敌人大部被歼灭，仅少数日军逃走。第三辆日军汽车在听到手榴弹爆炸声和密集枪声后，急忙掉头回窜，三营随即打扫战场，迅速撤出战斗。

    据叶挺、项英发给蒋介石的电文中记载：“职部高司令该支队第七团一部，于东日（一日）在桐潜公路间之范家岗，伏击敌由桐城南开之汽车三辆。该处有敌步骑兵百余掩护，当截获敌先头汽车第一辆，毙敌十余人，内有五人为白种人不明国籍。”

    叶挺、项英发给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电报也记载了相同内容：“高支队第七团一部东日（一日）伏击由桐城南开汽车三辆，毙敌十多，内有五人为白种人不明国籍。”

    6日，新四军驻汉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发给军令部的电报记载：“接叶军长项副军长鱼电，我新四军在叶项指挥下，四支队一部，一日在桐城潜山公路之范家岗附近，伏击敌南开汽车数辆。当经两路猛烈突击，除先头车辆狼狈兔脱毙伤不计外，当场击毁敌车一辆 ，内有敌官兵十余人，并有形似意大利人者三人。”  

    从电报中得知，鱼日（六日）叶项二人将击毙白种人的战报发至新四军驻汉办事处处长钱之光，确认是击毙了意大利人三人，钱之光后又将电报内容转到《新华日报》。9月7日《新华日报》登载：“我新四军在叶项指挥下，四支队一部，一日在桐城潜山公路之范家岗附近，伏击敌南开汽车数辆。当经两路猛烈突击，除先头车辆狼狈兔脱毙伤不计外，当场击毁敌车一辆，内有敌官兵十余人，并有形似口口口人者三人。” “口口口人”，《新华日报》中并未注明是何种人，但《新华日报》应该已知是意大利人，但并未直接公布。

钱之光给军令部电报

    曹恩民《新四军二师（淮南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的重大贡献》中记载：“当年八九月间，在合肥至安庆的公路线上，连续截击日军军用兵车队二十余次，共打死日军1100余人。内有大佐联队长1名。还击毙了意大利观光团三人。”

    最后，为什么叶项电报里开始提到的是五个白种人，后来其他资料统一是三个意大利人呢？

    据安徽桐城爱国人士姚孟振著《桐城两次沦陷纪略》第四部分《纪新四军抗敌事》称：“9月3日，新四军在“敌第二次由安庆来桐肆无忌惮，初不意有人狙击也。新四军由舒（城）潜（山）开来，瞰是时有重要军人及辎重载汽车经过邑西棋盘岭，乃伏兵险要处隐蔽不见，汽车猝至，枪炮齐发，毁其车数辆，复登车挥刃杀数十人，俘军官四人，一日人，一福建人及隶日籍者一意人、一德人，余多伤亡，掠其军装衣物无算。乃驱四人至舒，不肯行，杀一人仍不肯行，因雇夫舁之，一人身肥重，且以三人舁至西沙埂司令部（注：四支队司令部）讯之，言语不通，其一人粗解中文，给以纸墨以笔供，有曰吾皇军至中国，最惮者有一种神兵，不知其出没之所向，实皇军之劲敌耳。”

《新华日报》登载新四军战报

    这两个被俘的日籍意人和德人应该就是五个白种人之一。棋盘岭与范家岗直线距离4公里，两次伏击战间隔一天，而且，棋盘岭（现属桐城范家岗镇）本身就在范家岗南边，故两战之结果中的外籍俘虏有合为一起上报之可能。有文称：“击毙三名意大利军官”，又文称：“五名白种人均被击毙”，又又文称：“活捉两白人（日籍者一意人、一德人）”。为何如此，尚待有关资料探讨。不过，总数五名白种人是对的。据此，笔者将其统称为“意德日军联合观察组”。

    2、为什么在日军中会出现意大利军官呢？

    二战前夕，意大利和中日双方都有广泛的军事合作，中方曾多次派遣海军员生前往意大利学习潜艇指挥和枪炮、水鱼雷等专业，同时向意方购买空军战机及武器弹药。其时，中意关系还不错。1937年7月17日，意大利访华特使艾尔伯妥·德·斯坦法尼（ Alberto De . Stefani ）作为中国政府聘请的高等顾问，应蒋介石之邀来到庐山与蒋会见。此刻，中日战争刚刚爆发，蒋介石在庐山庄严宣布中国全面抗战开始，他与斯坦法尼在当日举行了简短的会谈，意图摸清墨索里尼政府对于中日事变的态度，争取意大利的调解来制止中日事变扩大化。      

    但在1936年底，意日间密切关系已经在政治及外交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日本在亚的斯亚贝巴（意占埃塞俄比亚首都）的公使馆降格为领事馆，意大利在 Mukden（今日中国沈阳）的领事馆则继续开馆。后者明显表明意大利是朝着承认“满洲国”方向去的。与此同时，意大利与德国间“同盟协约”( Collaboration Pact）签字（10月24日）。组成了“罗马﹣柏林轴心”(11月1日）。11月25日，德国与日本签定了“反共产国际协定”( Anti -Comintern Pact )，为晚些时候的德日意“三方协约”成立轴心国集团奠定了基础。

    意大利“远东问题”外交政策的这一“大转变”发生于1936年下半年到1937年底、1938年初这一段时间内，并以1937年11月29日意大利正式承认“满洲国”而达到顶点。意大利在占领了埃塞俄比亚后，派遣军官前往中国学习日军作战经验，准备进攻地中海、北非、东非等国，但没想到“军官组”会在桐城被新四军歼灭。

    3、“联合军官组”中的德国人又是怎么回事呢？

    1937年7月7日，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国际社会对中日战争的爆发现出了各不相同的态度，其中最为尴尬的则是夹在中日之间的德国。一方面，当时中德关系正趋高潮，中国政府特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刚刚结束在德国的访问（1937年6月13日），在沙尔兹堡的“鹰巢”别墅会见了德国元首希特勒，得到了关于维护德中合作与友谊的亲口承诺。德国军事顾问正在马不停蹄地帮助中国训练国防军，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也在德国进修军事。另一方面，德国与日本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政治上的盟友关系已奠定基础，德日外交亦热闹非凡。 

1937年国民政府代表团访德（前排左起：桂永清、翁文灏、孔祥熙、阿道夫·希特勒、陈绍宽、程天放、沙赫特，后排右二：赫尔曼·戈林）

    日本对华开战，并不符合德国的希望，一旦日军陷入中国战场，日本也就失去了作为德国战略盟友的意义。因此德方在内心中是对日本侵华很不满意的，不过为了“盟友”面子，只能宣称“中立”罢了，但暗中依然同情中国。

    日本政府对德国的这种态度很不满意，在日本的压力下，德方暗中同情中国的立场正在悄然改变。1937年8月16日，德国元首希特勒对其部下就中日问题表明了他的态度，他“原则上坚持同日本合作的观点”。这一观点在8月21日中苏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后显得更加坚定。因为远东问题并非首要，德国也没必要冒险支持中国，得罪日本。

    1938年，中德关系出现了逆转。2月初，希特勒改组政府。希特勒认为日本是德国的政治与战略盟友，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2月20日，德国宣布承认“伪满”政权。随着德日关系的不断紧密，日本继续向德方施加压力，逼德撤退在华军事顾问与停供中国军火。4月27日，德外交部国务秘书召见中国驻德大使，通报了德准备召回赴华军事顾问团的意向，与此同时，德方也向其驻华顾问团发出了威胁，如还不尽速离华，“即认为公然叛国，国内当即予以取消国籍及没收财产处分”。迫于此种压力，1938年7月5日，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率最后几位德国顾问离汉口赴广州，然后取道香港回国。

    范家岗/棋盘岭伏击战是在1938年9月1日至3日发生的，赴华德国军事顾问人员早已撤离中国（文载仍有几名德国军官留在国军参加抗战）。这次战斗在日军中出现德国军官是官方派出、还是个人行为尚不清楚，但与其后的德日意“三方协约”之情势应该是有密切关系的。

    范家岗/棋盘岭伏击战为新四军抗战史写下辉煌篇章，新四军四支队不仅对日首战，首俘日军，又歼灭了“德意日军联合军官组”，这在中国抗战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后记：

    高敬亭是红28军政治委员，是鄂豫皖党政军的领导人。笔者父亲（张辉、原名张新民）在红28军时期就跟随高敬亭将军在大别山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战开始，红28军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东进抗日。经中央批准，高敬亭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委员、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兼军政委员会主席。1938年12月张辉调任四支队司令部机要译电员，在高敬亭司令员身边工作，亲身领略了一代战将的风采和气节。一起工作的有机要译电员江腾蛟（开国少将）、警卫员万海峰（开国大校/上将）等。随后不久，张辉和这些红28军老战士一起经历了新四军历史上极为悲壮的“高敬亭事件”。

    1939年6月24日原红军第28军政委、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被新四军军部以所谓“反党、反中央、反军部、反革命”的罪名枪决于皖中，令新四军全军和中共中央高层震动，这就是“高敬亭事件”。高敬亭之死被称为新四军“第一冤案”，最终由毛泽东决定平反洗冤。

    今年6月24日是高敬亭将军牺牲87周年，特撰文纪念这位伟大的抗日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