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依不舍 今可死亦

    对黄埔这所新型革命军事学校，孙中山寄予厚望且倾注极大精力，在思想建设、物质支持、方针政策等各方面都给予充分指导和关心。

    1924年10月，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倒大总统曹锟。直系吴佩孚兵败南逃，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北方呈现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三派联合局面，但又相互隐藏着猜忌和利益争夺。直系旧军阀政权被打垮，新军阀的政权还没完全建立起来，冯玉祥为维持政局，特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张作霖、段祺瑞为巩固政权、收买人心，也趁机先后邀请孙中山北上商讨和主持解决时局问题。

    孙中山认为北京政变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不能错失良机，必须亲自去北京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

    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了《时局宣言》（即《北上宣言》），决定扶病北上，通过《时局宣言》来阐明此次北上的目的，沿途路上广为宣传。宣言指出：

    北伐之目的，不仅在覆灭曹吴，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换言之，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翻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

    本党于此，敢以热诚告于国民曰: 国民之命运，在于国民之自决。本党若能得国民之援助，则中国之独立、自由、统一诸目的，必能依于奋斗而完全达到。凡我国民，盍兴乎来！

    《时局宣言》是孙中山生平最后一篇政治宣言，表明了孙中山的立场与北上的坚定决心，其主张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力支持和全国民众的拥护。

    《北上宣言》提出应先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统一与建设。中国共产党支持孙中山北上，并于1924年11月发表宣言，指出在全国正式政府未成立前，国民会议预备会议应该是号令全国的总机关。这个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于是国民会议运动汇合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在全国范围开展起来。

    此时，远在湖南嘉禾县读书的17岁少年萧克(开国第一上将)随即写下一首《孙中山北上》，表达他对社会的深深关切：

    军阀作恶 远甚幽厉
    争城夺地 民生凋敝
    北国深秋 风云变异
    段冯相促 奉张言义
    愿商国事 共谋大计
    中山北上 大局所寄

    临行前，孙中山最后一次来到长洲岛，在军乐队的乐曲声中，他发表了一番感人肺腑的讲话：

    本校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必能继续我之生命，实现本党主义，今我可死矣。

    随后，他离开了黄埔军校。极为不舍的黄埔师生们纷纷列队欢送，蒋介石登上即将出发的永丰舰，与孙中山话别。

    11月13日，孙中山带病偕夫人宋庆龄等人由广东乘轮船启程北上，途经香港、上海，转道日本，在日本停留数日，于12月14日，由日本抵达天津，孙中山先生到天津的消息一经传开，受到两万群众的热情接待和欢迎。12月31日，孙中山一行人由天津抵达北京，受到北京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孙中山在车站发表书面谈话《入京宣言》，重申此次来京不是为争地位和权力，而是特来商讨救国。

    1925年1月，孙中山抵达北京后肝病发作，被确诊为肝癌晚期。一直为中国民主和平事业呼号奔走的孙中山先生，在弥留之际留下了“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遗言，这句话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黄埔军校师生。

    首次东征 生死恶战

    1924年冬孙中山离粤北上，陈炯明认为大元帅府群龙无首、有机可乘，即于12月7日，在汕头重任”粤军”总司令，以援助商团为名，发兵进攻广州。

    针对上述形势，苏联军事顾问加伦提出了东征的建议，认为只有出兵东江，打倒陈炯明，才能改变广东局势，完成以胜利支持孙中山北上的政治使命。在中共广东区委的推动与帮助下，广州革命政府将所辖各军组成东征联军。

    第一次东征于1925年2月1日开始。2月1日，东征军分左、中、右三路出发。打着拥护国民革命旗号但实际上却是地方军阀势力的杨希闵部滇军和刘震寰部桂军分别负责左路和中路；刚刚组建的黄埔军校校军二个教导团和许崇智部粤军，参加右冀作战。

    是时，军校设立了前方和后方两个政治部，前方为周恩来，后方由共产党员包惠僧代理。

    东征军很快地攻克龙岗、淡水、平山、海丰、陆丰等地。3月3日右路军在里湖击败洪兆麟，7日顺利占领潮安和汕头。正当右路军乘胜前进之时，担任左、中两路的杨希闵滇军和刘震寰桂军却心怀鬼胎，进至惠州后按兵不动，使盘踞在五华、兴宁一带的陈炯明手下林虎部得以养精蓄锐。他们集中主力2万人，开进河婆，抄袭东征军右冀之后路，企图于揭阳、潮州之间一举消灭东征军。

    以第一期生为基层指挥员的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是棉湖战役的主力军。1925年3月13日，在广东省揭阳(揭西)县与普宁县交界的棉湖地区，黄埔军校校军与陈炯明的部队进行交战。他们在此役伤亡达1/2强，如该团第三营党代表章琰(中共党员)、副营长杨厚卿(第一期生)英勇牺牲，3名连长2死1伤，排长9人中7死1伤，此次战役牺牲时担任排、连长的黄埔军校第一期生还有：林冠亚、王家修、樊崧华、陈述、胡仕勋、袁荣、于洛东、余海滨、刘赤忱等，该团385名士兵仅余111人。

    棉湖战役，对于中国国民党及其黄埔军校校军具有重大历史作用和意义。蒋介石在战斗危急关头曾对何应钦说：

    必须想办法挽回局势，我们不能后退一步，假如今天在此地失败了，我们就一切都完了，再无希望返回广州了，革命事业也得遭到严重的挫折！

    棉湖战役指挥官何应钦称：

    此次战斗，为时虽不过一日，但战斗之惨烈，实近代各国战争所少见，其关系革命成败亦最巨。

    周恩来率领政治部人员参加第一次东征，政治部总是走在队伍前面，而周恩来又总是走在政治部的先头。政治部在鼓舞官兵士气，瓦解敌军的战斗力等方面，很快树立起政治工作的信誉，使东征军的实力大增。周恩来领导政工人员，常在宿营地组织军民联欢，他亲自出席了东莞、海丰等县欢迎东征军的群众大会，并发表讲话。他在东莞市民大会上讲话指出：

    黄埔军校的力量太小，“若无人民援助，仍不足负重大责任。故本校极希望东莞人民通力合作，以促革命成功。”

    东征军开展对群众宣传工作，对于保证东征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保障了军队本身及军队与人民的团结。周恩来回顾这段历史时说：

    政治力量超过了敌人，提高了战斗力，保障了军队本身及军队与人民的团结。

    棉湖大捷 告慰总理

    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1889-1938)，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传奇式的英雄，红军的优秀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列宁近卫军著名军事政治活动家，中国大革命时期，曾化名加伦（源于其妻子的本姓“加林娜”)，两次奉命来华，领导和主持驻华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工作，协助孙中山及革命政府主持军务和军校、制订北伐战争作战计划，是北伐战争的组织者、指挥者之一。加伦将军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和棉湖战斗。

    棉湖血战，经过广大官兵的浴血奋战，军校教导团终于以第一团、第二团两个团3000多人的兵力，打败了敌军六个师20000多人的精锐部队，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基本奠定了第一次东征胜利的基础。

    苏军首席顾问加伦将军感叹指出：

    这次战役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很少的，苏联十月革命时，处境非常困难，但作战是非常英勇，也很少有可以和这次棉湖战役相媲美的！

    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称赞说：

    我们军队，现在现出光彩来了！

    棉湖大捷是具有革命意义的、里程碑式的战役，堪称军事史上以少胜多之典范。

    孙中山先生于棉湖大捷前一天在北京病逝，黄埔军校第一期生在此次战役中，发挥了校军骨干与主力军作用，以棉湖大捷的胜利深情告慰孙中山先生在天英灵。

    第二次东征，在攻打惠州战斗中牺牲的东征军官兵

    1925年9月，原已被打败的广东军阀陈炯明残部，乘东征军主力回师广州，平叛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之机，再次叛乱，重占潮州、汕头；盘踞广东东南部的军阀邓本殷也与其配合，企图向广州进攻。广州国民政府为彻底消灭广东省的军阀势力，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遂决定进行第二次东征。

    9月，实行校、军分离，周恩来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但仍以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的身份，继续领导军校的政治工作。

    第二次东征期间，周恩来任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在他的统率下，组织了庞大政治宣传总队，进行演讲、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及一切宣传工作。周恩来为政治宣传总队制定《战事政治宣传大纲》，明确规定东征军宣传工作的基本任务，对本军，对民众和对敌军的政治宣传工作，都做了详细部署和安排。经过政治宣传，参战的广大官兵，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周恩来除指挥和鼓动部队作战外，还指挥各地农民协会武装配合，使东征军捷报频传，连克东江地区各县。

    攻打惠州城，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周恩来以党的名义，密令共产党员组织敢死队，终将惠州攻下。参战的苏联军事顾问夸奖说：

    惠州要塞实际上是共产党人拿下的，他们的意志比攻不破的城墙还要坚硬。

    在两次东征中，周恩来都是亲临前线，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与广大官兵同甘共苦，身先士卒，言传身教，成为黄埔军校广大师生学习的楷模。

    周恩来在军校第三期开学典礼上，高度赞扬以共产党员为代表的黄埔军校师生们的光辉业绩，并表示：

    军校的精神，“从诸位的思想行动上，传到全国革命青年的身上，我相信将来中国的革命，一定有成功的可能。”

    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首届代表大会

    青年军人联合会

    黄埔军校成立之初，广东革命根据地尚不巩固。一方面，驻粤的滇、桂、湘、赣、川等各军，竞相争夺地盘，扩充势力，对孙中山大元帅的命令阳奉阴违。另一方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买办集团头目陈廉伯勾结陈炯明，从英国运进十万枪支准备阴谋暴动，妄图推翻广州革命政府。

    为联合革命军人，稳定时局，周恩来遂指派一期学生蒋先云和二期学生周逸群、王一飞等(均为共产党员)，分别到驻粤各军校、机关、部队积极联系，很快成立了青年军人代表会议(会址在国民党中央党部)。

    当时，这一组织甚为简单，每星期开一次会，由每个单位派两名代表参加，并轮流担任主席。此后，感到这种组织有如下缺点：

    (一)系一个代表的集团，而不是有实际组织的团体；

    (二)只限于团体的进行，多不方便，上星期的工作与下星期的工作，没有连续；

    (三)因上二种关系，只有开会，没有工作；

    (四)组织的分子以军事学校或军事机关为单位，不以军人为单位，使个人无从加入。

    鉴于上述情况，周恩来与蒋先云、周逸群、王一飞等商定，提议将青年军人代表会议改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得到了黄埔军校广大师生的赞同，也得到了青年军人代表会议全体代表的一致通过。1925年2月1日，以黄埔军校教职员和学生中的共产党员为核心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在广州大学正式宣布成立。

    联合会成立初期由包括黄埔军校，滇军干部学校、粤军讲武学校，桂军军官学校的全部学生在内的2000余名会员组成。

    “青军会”成立之时，“中国现役军人号称二百万”，大多是军阀压迫人民的工具。为了启发其觉悟，团结他们的大多数在革命旗帜下，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周恩来领导“青军会”“竭力以在军队中从事文化政治工作为己任”。在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和周恩来领导制定的“青军会”宣言、总章中，明确地把“联合军队中的革命分子，不分等级，以拥护革命政府，实现三民主义”，“建立军队与民众间的亲密关系，建立各军队中相互的亲密关系”等，作为该会的宗旨。积极开拓革命军人运动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先后出版了《中国军人》、《青年军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三月刊》、《兵友必读》等刊物及小册子。这些刊物和小册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思想和革命道路，宣传统一战线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深受广大军人的欢迎。

    贺龙元帅曾回忆说:

    我在旧军队当旅长驻扎贵州铜仁时，看到周逸群从黄埔军校寄给他亲友的《中国军人》《兵友必读》等，受益很深，这对我是第二次思想上的推动。

    “青军会”还积极向外扩大组织，发展会员。曾秘密派人前往上海、青岛、烟台、北京、天津、保定、洛阳等地以及长江一带的军队中进行联络，建立通信处；除了已经建立的华北组织部外，还计划在东北、西北、中原、长江、西南等处，设立组织部。经过年余时间，该会会员即发展到2万余人，遍布于海陆空各军之中。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为中国革命军人运动的中心。

    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第一次东征作战中，黄埔军校的全体会员积极参战，并组织政治宣传队，广泛向军队和民众宣传。由于以中国青年军人联合全会员为骨干的东征军纪律严明，杀敌勇猛，被东江人民誉为“为民众而奋斗牺牲的先锋”。

    在平定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斗争中，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发行《兵友必读》小册子，在滇、桂军中广泛散发，教育士兵群众不要为杨、刘所利用。滇、桂军中的该会会员带头脱离叛军，许多官兵积极响应。由于该会的政治宣传和革命军的英勇作战，叛军被迅速消灭。此外，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还与广东各界群众一起，积极参加五卅运动和反奉倒段运动。

中国青年联合会印发的传单

    与孙文主义学会作斗争

    “青军会”成立不久，为了排斥和打击共产党人和进步力量，指使王柏龄、贺衷寒、缪斌等，组成了以反对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反对三大政策为宗旨的“孙文主义学会”，同“青军会”相对抗。他们打着孙中山的旗号，反对孙中山的政策，鼓吹所谓“戴季陶主义”。王柏龄是安插在黄埔军校的亲信，担任教授部主任，被称为在黄埔军校的“第一只手”。在王柏龄等的指使和怂恿下，“孙文主义学会”肆意制造谣言，恶毒攻击“青军会”，到处寻衅挑起争端。

    有一次，王柏龄纵容“孙文主义学会”头目林振雄，殴打了“青军会”的一个领导成员，引起革命师生的极大愤慨，坚决将林振雄撤职查办。王龄借机向共产党人发动猖狂攻击。他派人监视共产党人和进步师生的行踪，限制共产党人的活动，甚至在深夜偷盗共产党员的文件。

    蒋先云遵照中共特别支委会会议的指示，发动军校革命同学和“青军会”会员，公开揭露王柏龄及其一伙的罪行，使王柏龄等“孙文主义学会”成员威风扫地。11月，林森、邹鲁等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公开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国共合作，蒋先云即以“青军会”的名义发电声讨，指出西山会议是反革命的充分表现。

    1925年9月，蒋先云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题为《怎样做革命派》的文章，准确地预见到:

    由于“各阶级合作的中的分子，当然各有其特殊的阶级性”，因此要警惕“帝国主义除利用军阀勾结买办阶级外，还要利用中一般游移分子，逐渐养成内部的反革命势力，与帝国主义及军阀作成里应外合的阵势”，而要“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必要全国各阶级一一尤其是农工阶级一一有坚固的联合”。

    要做革命派的，要做孙文主义的信徒，便上前去工作去；要做反革命的要做孙文主义叛徒的，便退后去捣乱。

    那些“聪明的人员，千万不至于打着孙文主义的大好招牌和老党员正统派的非常资格，无意的去做帝国主义所要做的工作……”

    有一次在火车上，蒋先云与“孙文主义学会”的另一个头目贺衷寒等展开了一场关于三民主义的大辩论，彻底撕开了“孙文主义学会”的所谓“孙中山的信徒”的假面具，揭露了王柏龄一伙的阴谋。对于贺衷寒极力吹嘘戴季陶的所谓《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的理论，蒋先云一针见血地指出:

    戴季陶的“中心思想”，只不过是反对共产党，反对日益增长的工农革命势力罢了。你们高喊民族斗争是假，破坏阶级斗争是真。

    贺衷寒等哑口无言，连车厢里的其他乘客都纷纷服膺蒋先云。

    为了控制“青军会”的活动，1926年2月2日，蒋介石召集该会和孙文主义学会负责人联席会议，提出四条规定：

    (一)两会干部准互相加入；

    (二)两会在党校及党军须承本军校校长及党代表之指导；

    (三)团长以上高级长官，除党代表外，不得加入两会；

    (四)两会会员彼此有不谅解时，得请校长及党代表解决之。

    对于蒋介石这一阴谋诡计，“青军会”洞察其奸，概不采纳。

    1926年初，国民革命军统一了广东省。在国民革命的影响和广东国民政府的争取下，以李宗仁、黄绍竑等为首的广西当局表示拥护国民政府，并希望从广东方面得到财政支援。2月间，两广几经磋商，达成统一协议。拥兵近四万的广西军队编入国民革命军，连同广东方面原有的9万军队，使国民革命军的总兵力达到十三万余人。两广的统一和当地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改变了中国南部的形势，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创造了后方基地。

    国内的三大军阀集团和其他中小军阀集团与帝国主义相勾结，长期实行封建割据，相互间又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战争，使得国内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日益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全国各阶层的人民群众都热烈盼望结束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早日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国内和平，因而欢迎国民政府的北伐。各军阀集团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也削弱了他们自己的统治，为国民革命军以各个击破的方式打败各军阀集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尽管总的形势对北伐有利，但是，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却日渐尖锐。

    中山雄舰 威名显赫

    中山舰，原名“永丰舰”，是1910年清政府向日本三菱长崎造船所订购的，1913年完工返国，被编入北洋政府海军 。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李1鸿章主导建设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其后，清朝政府再筹巨款重建海军。

    1910年7月，满清海军大臣载洵、海军统制萨镇冰以特派专使的身份前往日、美考察海军。回国后，经清廷批准，分别向英、德、美、意订造军舰18艘。其中向日本订造的有两艘，名曰“永丰舰”、“永翔舰”。

    “中山”舰虽然吨位不大，但却以它特有的历史而成为名舰：1915－1916年，“永丰”舰响应孙中山先生的号召，参加了护国讨袁运动，首创义举，随后它又经历过“护法运动”、“东征平叛”、“孙中山蒙难”等重大历史事件。

    中山舰事件

    国共合作后，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影响和作用日益加强，引起了蒋介石的嫉恨。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指使其手下，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传达给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一个命令：

    转蒋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

    李之龙接到命令后，决定派中山舰和宝璧舰前往。不久，宝璧舰长接到军校驻省办事处调遣该舰的公函，并持函请李之龙下达命令。李当即写了两道命令，一交宝璧舰长，一请代交中山舰代理舰长章臣桐。中山舰遵照命令到达黄埔后，蒋介石竟否认有此命令，反诬李之龙擅自将军舰开进黄埔，“显系有阴谋暴动”，并大造反动谣言，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要劫持蒋介石。

    1926年3月20日3时，蒋介石以共产党有“阴谋暴动”为借口，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派亲信陈肇英、欧阳格率兵占领中山舰及海军舰队，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派刘峙指挥军队包围省港大罢工委员会，以缴工人纠察队枪支；派吴铁城率部监视汪精卫，包围苏联顾问团驻地，断绝交通；拘捕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全体共产党员；密令监视军校教育长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

    事件发生后，中共方面团结国民党左派，给蒋介石以坚决地回击。刚从东江前线回来的周公于事件发生的当天上午，当面质问蒋介石。

    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也主张给蒋以回击。但是在广州的苏联红军布勃诺夫使团不赞成反击，认为左派力量不足以同蒋介石抗衡。陈独秀受其妥协态度的影响，看不清事件的本质和蒋介石的阴谋。

    许多国民党人士也对蒋表示不满，蒋一时间受到来自各方的责难，处境非常不妙。但蒋介石确实有高超的政治手腕，为掩人耳目和平息众怒，大耍两面手法。他一方面释放被拘捕的共产党员，表示中山舰事件只是一所“误会”；他甚至还向各方表示“悔过”，于3月25日向军事委员会提出呈文，说：

    惟此事起于仓卒，其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

    蒋介石还向国民政府提出“自请从严处分”的呈文。蒋又把引人注目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作为替罪羊，将王柏龄、陈肇庆、吴铁城免职，送虎门监禁，对欧阳格、陈策等均给予处分。另一方面，他却以加强革命军人间的团结为借口，解散了黄埔军校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并强迫共产党退出第一军。两党先前良好的合作氛围已被完全破坏了。

    共产党员被迫撤出第一军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建议把这批力量派到其他军去，中共中央没有接受他们的正确主张。

    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尝试，通过这次阴谋事件，他不仅达到了打击、排挤共产党，还因此达到了控制第一军的预期目的。事件事实上也严重打击、孤立和分化了国民党左派，这为他后来全面篡夺领导权作了准备。中山舰事件，大大破坏了国共两党的精诚合作局面，是我国近代历史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件。

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左）、翻译张太雷。1925年5月中共中央调张太雷担任鲍罗廷的翻译兼助手，直到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张太雷一直伴随鲍罗廷左右

    整理党务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即策划从中国国民党的领导机构中排挤共产党、全面控制中国国民党的党权。1926年5月15日至22日，中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蒋介石借口改善两党关系，扬言为避免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力量发展引起“党内纠纷”，应有一个“消除误会的具体办法”。于是，他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其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全体执行委员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等等。

    会前，蒋介石曾同鲍罗廷数次商谈，要他接受这个要求。鲍罗廷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要中共党员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的方针，对蒋介石采取退让的态度，在未同中共中央协商的情况下，同意了蒋介石的要求。

    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成员，对是否接受《整理党务案》的意见并不一致。指导中共党团的张国焘根据鲍罗廷的意见，要大家接受，使《整理党务案》得以顺利通过。于是，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和代理部长的共产党员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等只得辞职。蒋介石当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兼军人部部长，随后又当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这样，蒋介石的权力迅速膨胀，一手控制了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大权。

    蒋介石背离孙中山“联共”政策

    通过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蒋介石赶走了当时国民党的左派领袖汪精卫，打击并限制了中国共产党，扩大了个人权力。6月1日，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长，掌握了党权。5日，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掌握了至关紧要的军权。其后，蒋介石又陆续取得军人部长、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升到了此前从未达到过的权力高峰。

    根据《整理党务案》，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等共产党人退出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但蒋介石不以此为满足，又超出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决议的范围，进一步提出新的反共要求。5月27日，他在由退出军队的共产党人组成的高级训练班讲话中，宣称革命成功，“必须要有一个党、一个主义来专政”，要求共产党员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唯一指挥者”。同时，他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退出共产党，以便“集中革命势力”。

    6月7日，他在黄埔军校发表演讲称: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必须受第三国际指导，但他同时声称，只有中国国民党才是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统一革命势力的“唯一的党”。他并称: 为了“辅助国民党强大起来，小党就不能不暂时牺牲”；因此，他再次要求参加国民党的中共党员，“暂时退出共产党，纯粹做一个中国国民党的党员，免得中国国民党同志的猜忌、猜疑”。8日，他向鲍罗廷明确提出: “共产分子在本党应不能跨党。” 蒋介石的这些要求，完全违背了孙中山联合共产党的政策。

    面对蒋介石的进攻，鲍罗廷继续采取以妥协求团结的方针，力劝共产党人接受《整理党务案》。他认为:

    绝对团结，于革命方有希望。现在四面八方均是敌人，各派一定要联合起来。敌人既推倒之后，方再讨论革命的原理。否则先事分裂，必影响于革命前途。

    当时，中共内部虽仍有不同意见，但总体上已经同意鲍罗廷的方针。5月23日,中共广东区委为《整理党务案》发表宣言，认为:

    为巩固革命基础和为革命前途起见,需要一部分革命利益牺牲。

    如果国民党的领导机关认为此种办法能减去国民党内疑虑与纠纷，而又于国民革命有所裨益，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是不宜有所异议的。

    6月4日，中共中央致函国民党中央，强调联合战线的重要，说明现时中国革命势力，实在危险至于极点，两党共同的职能，在于努力巩固革命战线，肃清内部，反抗以至推翻帝国主义军阀的统治。函件表示:《整理党务案》与中共的合作政策并无根本冲突。

    在宣布接受《整理党务案》的同时,中共也通过陈独秀致函蒋介石,批驳他的关于中山舰经过事实的讲话,说明共产党并无“倒蒋阴谋”,“我们的革命工作,好像撑破船于大海巨浪之中,乞求友助还来不及,岂有自毁桅舱之理!我们对冯玉祥尚且要爱护,何况蒋介石!”信件反驳蒋介石所称国民党内不能有两个领袖、两个主义的说法,说明国民党是多阶级合作的党,除“共信”之外,应该容忍有多阶级的“别信”[7]。陈独秀此函算是表达了中共方面的一点微弱的抗议。

    陈独秀长期对与国民党“党内合作”的形式想不通。7月12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陈独秀和彭述之联合向会议提出，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与国民党左派建立联合阵线。会议否定了陈、彭二人的建议。会议认为，当时国民党有四种力量: 共产派，以冯自由为代表的右派，以汪精卫、甘乃光为代表的左派，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派(新右派)。会议指出了当时国民党右派积极进攻的局势，但认为其原因是此前指导国民党的方式有包办代替等错误，因此提出今后应积极发展国民党左派，扩大左派，与左派密切联合，共同应付中派，公开的反对右派。

    会议提出: 只能扶助左派，而不能代替左派；只能联合左派，控制中派，使之左倾，必要时还要扶助中派。会议同时提出，今后“应当更加加紧在政治上表现自己的独立”，“与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

    但是，当时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式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会议并没有提出在这一形式中取得领导权的具体途径和办法。在整个国民革命期间，中共始终未能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同样，会议也未能明确提出对蒋介石的方针。会议认为，当时的紧要任务在于开展反右斗争，通过斗争，使中派与右派隔离。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请周恩来转问上海中央:

    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

    上海中央的回答居然是:

    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

    蒋介石要求跨党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的主张受到抵制,因此,他不得不貌似公正地作了某种程度的让步。7月26日,发表《留别本校全体官长学生书》,提出以后共产党员不得批评三民主义,而国民党员亦不得有排斥共产党之态度。他声称与共产党合作的原则不变。无论退出CP,而为纯粹国民党员,或退出国民党,而为纯粹CP,都“一视同仁,无分畛域”[11]。同年8月,他派邵力子代表国民党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要求国际接纳国民党,同时命邵转达:承认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领导,但共产国际应承认国民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不需要的”。邵并带着给共产国际的一封信,要求共产国际和国民党互派代表。

    以蒋介石为一方,以中共党人为另一方,都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领导权问题,但是,蒋介石已经权力在握,而共产党人则还在纸上谈兵。这样,北伐战争的形势就变得分外艰难、复杂起来。

    工农兵联合起来！
    向前进，万众一心！
    工农兵联合起来！
    向前进，消灭敌人！
    我们勇敢，我们奋斗，
    我们团结，我们前进，
    杀向那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大本营，
    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工农兵！

    大革命高潮 擎义旗北伐

    辛亥革命失败后，北洋政府腐败无能，军阀内部派系林立，军阀割据一方。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24年秋，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贿选”的大总统曹锟，邀请孙中山北上。等孙中山北上抵达时，冯玉祥已经与张作霖商定，接受段祺瑞进京任“临时执政”摄行大总统，并废除了曹锟宪法，终止《临时约法》和取消国会。孙中山主张召开民选的国民会议，段祺瑞主张召开军政商学实力派组成的善后会议。1925年2月1日善后会议召开。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1925年7月1日国民党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同年10月爆发反奉战争，1926年4月反奉战争失败。张作霖奉军占领北京，并与吴佩孚修好联合。段祺瑞下台。

    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特别会议，明确指出党在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推动广东革命势力向北发展。

    1926年7月4日，为完成总理孙中山的遗愿，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陈述了进行北伐推翻北洋政府的理由：

    本党从来主张用和平方法，建设统一政府，盖一则中华民国之政府，应由中华人民自起而建设；一则以凋敝之民生，不堪再经内乱之祸。故总理北上之时，即谆谆以开国民会议，解决时局，号召全国。孰知段贼于国民会议，阳诺而阴拒；而帝国主义者复煽动军阀，益肆凶焰。迄于今日，不特本党召集国民会议以谋和平统一之主张未能实现，而且卖国军阀吴佩孚得英帝国主义者之助，死灰复燃，竟欲效袁贼世凯之故智，大举外债，用以摧残国民独立自由之运动。帝国主义者复饵以关税增收之利益，与以金钱军械之接济，直接帮助吴贼压迫中国国民革命；间接即所以谋永久掌握中国关税之权，而使中国经济生命，陷于万劫不复之地。吴贼又见国民革命之势力日益扩张，卖国借款之狡计，势难得逞，乃一面更倾其全力，攻击国民革命根据地，即使匪徒扰乱广东，又纠集党羽侵入湘剩本党至此，忍无可忍，乃不能不出于出师之一途矣。

    国民党国民政府发动北伐的时候，段祺瑞已经下台。当时，北洋政府控制在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手中。直系军阀吴佩孚沦为附庸，占据两湖、河南三省和河北、陕西，控制京汉铁路。直系军阀后起之秀孙传芳占据长江中下游。

唐生智（1889-1971），字孟潇，湖南东安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

    唐叶开战 北伐军先遣入湘

    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认为面对北洋军阀向国民军的进攻，根本的解决在于北伐的胜利。还认为，农民是工人阶级最需要最靠得住的同盟军。

    3月9日，湖南省工团联合会等公法团体联合召开湖南各界代表会议，通过拥护广州国民政府等24项主张。会后，以李维汉为书记的中共湘区委派易礼容、夏曦等到唐生智驻地衡阳，动员劝说湘南督办唐生智转向参加国民革命，出兵讨伐赵恒惕。3月13日，为了进一步推动唐生智转向国民革命的坚定信心，决计参加倒赵民众联合阵线，衡阳市总工会筹备处等公法团体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成立湘南临时人民委员会，并通过请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线、敦促唐生智督军出兵讨赵（恒锡）伐吴（佩孚）等21项决议。次日，湘南临时人民委员会致电唐生智尽快出兵伐赵。18日，唐生智出席衡阳驱逐赵恒惕万人誓师大会。会后，唐生智电令熊震率部由宜章、郴县转移至衡山。随即，唐军挥师进攻长沙，在沿途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下，战斗节节胜利。

    3月下旬，中共中央派董必武秘密前来长沙，与国民党党部商讨争取唐生智及鄂军夏斗寅部参加北伐。3月24日，湖南区委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名义举行15万人参加的“反英日讨吴大游行”。24日，唐生智部攻克长沙。

    湘局变化触动吴佩孚的利益，他立即调兵遣将威胁湖南，任命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4月20日，唐（生智）叶（开鑫）战争正式爆发。中共湖南区委大力发动群众援唐驱叶。24日，在长沙召开的4万多人参加的讨吴市民大会上，夏曦、徐特立发言，号召各界人民积极参加讨吴伐叶战争。战争开始时，形势对唐生智不利。30日，唐部放弃长沙，撤退至衡山、攸县、安仁一线。唐部南撤时，中共湖南区委派出夏曦、何叔衡、郭亮、王基永、熊亨瀚、曾三、曹羽仪、凌炳等8人组成代表团，随唐生智到衡阳，继续做唐的工作，帮助唐军进行政治训练和宣传鼓动，夏曦还出任唐的政治顾问。

    北伐军正式出师前，中共湖南区委就发动工农群众投入援唐（生智）反叶（开鑫）的斗争，坚定了唐生智反叶（开鑫）反吴（佩孚）的决心，鼓舞了唐军的士气。4月底，退守衡阳的唐军三面受敌，形势岌岌可危。如果唐军战败，不仅给北伐出师增加很大困难，而且会危及广东根据地，但此时北伐准备工作尚未就绪。唐向广州国民政府表示愿意加入国民革命军，为北伐前驱，请求立即增援，还急电广西李宗仁求援。李接电报后，立即派钟祖培率部兼程向衡阳进发。广东国民政府迅速作出援助唐生智的决定，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并派第七军第八旅钟祖培部和第四军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协同唐生智击退当面之敌。北伐军先遣队进入湖南衡阳，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

    由于叶唐战争不仅是湖南的内争，而是旧北洋军阀势力和广东革命政府支持下的进步力量之间的战争，国共两党在湖南省的组织大力支持倾向革命的唐生智。唐生智就任代理省长后，有限制地允许各进步团体活动。中共湖南区委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仅4月份一个月即在27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同时工人运动也得到很大发展，从而为支援唐生智作战和后来支援北伐奠定了有力的基础。唐生智在民众团体的支援下也提高了应战的决心。

    4月23日，唐生智发出对叶开鑫的讨伐令，同时布告省民，声称“誓以身家性命，保此河山，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他随将所部三个旅投入汨罗江一线，迎击叶开鑫的进攻。

    叶唐之战开始时，唐生智部原有的三个旅，加上4月中旬投附唐生智的鄂军混成旅夏斗寅部，总兵力虽号称五万，实际上不足三万人，少于叶开鑫的湘军和吴佩孚的援湘军的总数。驻在湘西的湘军第一、第二师见叶开鑫势力强大，组织“护湘军”，通电讨唐。

    4月25日，唐生智部在湘阴、平江、浏阳一线击退叶开鑫部，但湘军第二师和叶开鑫部北撤时留在湘西的第六旅邹鹏振部已经出动，邹鹏振旅并于4月28日攻占宝庆，威胁唐生智的后方衡阳。同时，赣军唐福山部也向湘东醴陵一线进攻。面对三面受敌的不利形势，唐生智于4月30日下令放弃长沙，全军南撤醴陵、湘潭一线。他一面急电广西当局求援，一面派刘文岛为代表赴粤，表示愿加入国民革命军，作为北伐前驱，请求广东国民政府出兵。

    1926年5月2日，叶开鑫率“讨贼联军”进占长沙，随即向湘潭、株洲追击。唐生智率军后撤，主力退到湘南。

    广东国民政府原则上同意援唐。但对于出兵问题，各军领导人意见并不一致。与唐生智有旧怨的谭延闿、程潜主张暂不出兵，坐观唐生智失败。蒋介石、李济深则主张出兵援唐。李济深并表示愿派第四军独立团先行出发，随后再派出第十、第十二师。

    5月11日夜，军事委员会开会，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程潜、白崇禧等出席，新自广西来粤的李宗仁和湖南请援的代表刘文岛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出兵入湘。其后，又陆续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兼理湖南民政事宜及第八军军长等职。

    北伐战争的序幕逐渐揭开。

    叶唐之战开始后，李宗仁即命第八旅钟祖培部向湘桂边界的黄沙河进发，同时，命令全省动员，各地部队向桂林集中。5月12日，第八旅第十五团尹承纲部赶到衡阳，正值衡山前线吃紧，唐生智马上将该团调往衡山参战，巩固了涟水前线的阵地。吴佩孚得知广东政府出兵援唐后，增派鄂军三个旅入湘作战，并调拨大批枪械弹药支援叶开鑫部。

    5月20日，唐生智部反攻湘乡、湘潭，叶开鑫调集援军由宁乡向湘乡包抄。23日，唐生智部被迫向衡山、宝庆撤退。叶开鑫部和吴佩孚的援湘军随即再度向衡山一线进攻，遭唐生智部和广西援兵抵抗，双方形成对峙。与此同时，叶开鑫指挥下的原粤军谢文炳部和赣军唐福山部共六个团向唐生智部的右翼攸县、长岭一线包抄进攻。由于当地守军只有六个连，难以抵御，唐生智的湘南交通线面临被切断的严重威胁。29日，叶开鑫部又攻占衡山，向唐生智部的主要基地衡阳推进。

叶挺（1896-1946)，原名叶为询，字希夷，广东归善县客家人。北伐名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

    5月20日，正当唐生智亟需援助之际，第四军独立团叶挺部担任广东政府援唐北伐的先遣部队，奉命出动。

    第四军独立团以原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基础，1925年11月组建于广东肇庆。起初番号为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全团共有2100人。团长叶挺、团政治指导员吴季严、团参谋长周士第和大部分军官都是共产党员。它虽属第四军建制，在作战上归第四军指挥，但是团内的干部都由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调配，并建有中共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该团由于从建团起就实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和纪律教育，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形成了良好的官兵关系并善于做群众工作，具有很强的战斗力。独立团出发途经广州时，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周恩来召集连以上干部会议，鼓励独立团“饮马长江”，“武汉见面”。5月27日，独立团越过南岭，进入湖南。

    5月31日，叶挺率独立团进抵湘南永兴。同日，因原粤军谢文炳部已迂回到攸县，唐生智电催独立团赴援。6月1日，独立团改以强行军前进，次日赶到安仁。3日，叶挺率团主力进入渌田、龙家湾前线。该处守军兵力薄弱，在北军六个团的进攻下已丢弃阵地后逃，因此，独立团刚进入阵地，第二、第三营即遭北军包围。叶挺战前动员: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又是北伐先锋。我们不但代表革命军，而且代表中国共产党。这是我们北伐中的第一仗，我们一定要胜利！

    独立团激战至天黑，给北军以大量杀伤。北军进攻连连受挫后，发现守军是广东政府的援军，且战斗意志十分顽强，深感震惊，慌忙于午夜撤退。4日拂晓，独立团向逃敌发起猛烈追击，北军仅作了轻微抵抗即逃向茶陵、攸县。5日,独立团在当地农民武装引导支援下占领攸县。

    此役为北伐军出师的第一战，第四军独立团凭借旺盛的士气和良好的军事素质，仅以63人伤亡的代价，即取得了胜利。

    在衡阳正面战线上，援湘的第七军第八旅钟祖培部会同唐军何键部也于6月1日反击叶开鑫部，在金兰寺一带激战获胜。6月3日，唐军刘兴、周斓部继起反攻。叶部退守涟水以北。

    先遣队初战告捷，不仅稳定了唐军湘南战线，也提高了广东方面各军首领出师作战的勇气和信心。

    北伐出师及其论辩

    北伐是孙中山的遗愿。东征结束后，蒋介石即有意于举起北伐旗号，1925年12月28日日记云:

    预定明年8月克复武汉。

    1926年1月4日，他在国民政府春酌中发表演说称:

    敌人“崩溃一天快似一天，本党今年再加努力，可以将军阀一概打倒，直到北京”。

    两天后，他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军事报告，声称:

    我们的政府已经确实有了力量来向外发展了。

    4月3日，他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以三个月为准备，6月底出兵北伐。

    苏联在华顾问反对过早行动。还在1926年初，苏联军事顾问团就向苏联驻华使馆报告说:

    国民党中央缺乏团结和稳定，它的成员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成分，经常摇摆不定。

    军队缺乏完善的政治组织，将领们个人仍然拥有很大的权力，在有利的情况下，他们中的部分人可能反叛政府。

    3月2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决议，广东政府应该竭其全力进行土地改革、财政改革、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动员广大人民参加政治生活，加强自卫能力。决议明确声称:

    在现时期，应当着重抛弃任何军事讨伐的念头，一般说来，应当抛弃任何足以惹起帝国主义军事干涉的行动。

    鲍罗廷积极贯彻苏共中央的这一决议，他在中共广东区委会议上力陈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以保证北伐的结局有利于革命。5月1日，他和蒋介石进行了一次长达四小时的谈话，对北伐多所争执。但是，蒋介石坚持己见，争论仍然以鲍罗廷的妥协告终。

    蒋介石的主张得到部分中国将领的拥护。当年3月18日，军事委员会即议决进行北伐准备。同月30日，冯玉祥的代表马伯援到达广东，表示国民军愿与国民党合作，希望集中革命力量，向长江发展。此事加强了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将领的决心。4月10日，国民政府复函冯玉祥，表示:

    正积极筹备北伐，期能于相当时期，与贵军会师中原。

    其间，江西方本仁的代表蒋作宾也到达广州，声称国民政府倘能于近期北伐，江西可不劳而获。16日，政治委员会与军事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时议决，由蒋介石、朱培德、李济深三人筹拟北伐准备计划，由宋子文筹办军垧。同月20日，陈铭枢、白崇禧回粤，向军事委员会报告赴湘联络唐生智成功:

    将来实行协同出师北伐,当收事半功倍之效。

    这些使原来对北伐持谨慎态度的将领也乐观起来。29日，李济深、陈铭枢催请出兵。5月10日，李宗仁自广西来，参加讨论北伐计划，李宗仁也积极主张迅速出师。29日，李宗仁又面见蒋介石，批评“北伐出师迂缓”，而蒋介石则认为李宗仁“不识政治复杂情形”。当日，军事委员会开会，李宗仁、刘文岛再次强烈要求出师北伐，会议决定先拨给广西军费20万元，命第七军克期出发援湘。

    处心积虑 军事独裁

    尽管北伐大计已决，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尚未确定。中山舰事件之后，苏联军事顾问团即决定满足蒋介石追求个人“尊荣”的欲望，协助他取得“比较现实更为伟大之权力与实力”，其具体位置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二届二中全会后，由蒋介石掌握包括军权在内的各种权力的局面已经形成。6月3日，蒋介石与张静江、谭延闿商量总司令人选问题，张、谭二人推蒋，蒋则推谭，谭自然不肯应允。蒋介石再与鲍罗廷商量，鲍力劝蒋介石“勉担艰巨”，并称:

    如蒋不出任，我将辞去总顾问一职。

    6月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及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奉命后，即着手组建总司令部: 参谋长李济深，副参谋长白崇禧，秘书长邵力子，兵站总监俞飞鹏，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其他人员为: 参谋处长张定璠，副官处长张治中，秘书处长马文车，参事局长钮永建，政务局长陈公博，审计处长徐桴，军法处长戴任，训练处长严重。

    1926年6月23日，蒋介石对总司令部政治部工作人员讲话，提出:

    战事期间，“无论前方后方，通用集中的原则来办理，”一切团体组织、言论，都必须受总政治部的指导和监督，“不准他们自由”。

    “在本党和政府之下，罢工就算是反革命的行动。”

    29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第37次会议，同意蒋介石的要求，决定赋予总司令部以特权，可以监督、检查、支配宣传、印刷、运输机关，指导农会、工会、商会、学生会等各团体。7月2日，公布总司令部组织大纲。大纲规定:

    凡国民政府下之陆、海、空各军，均归总司令统辖；总司令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出征动员令下后，即为战事状态，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机关，均须受总司令之指挥，秉其意旨，办理各事。这样，蒋介石就建立起以他个人为中心的军事独裁体制。

    从1926年初起，蒋介石就在考虑北伐战略问题。他在1月11日日记云:

    先统一西南，联络东南，然后直出武汉为上乎？或统一湖南，然后联络西南、东南而后再进规中原为上乎？抑或先平东南，联络西南而后长驱中原乎？殊难决定也。

    最初，他倾向于同时攻占湖南和江西，但加伦将军则主张各个击破，先取两湖。6月9日，蒋介石与张静江、加伦商谈北伐战略。21日，军事委员会接受加伦提出的北伐计划。7月1日，蒋介石下达北伐部队动员令，声称:

    继承先大元帅遗志，欲求贯彻革命主张，保障民众利益，必先打倒一切军阀。

    命令宣布其进军计划为:

    先定三湘，规复武汉，进而与我友军国民军会师，以期统一中国，复兴民族。

    随令颁发《集中湖南计划》，规定:

    以第七军李宗仁部、第八军唐生智部、第四军陈可钰部集中于永丰、衡山、攸县一线，相机进攻长沙；以第二军谭延闿部、第三军朱培德部、第六军程潜部集中于酃县、茶陵、安化，防备江西，以第一军何应钦部集中衡阳，为各方策应。

    7月4日至6日，根据张静江提议，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会议决定的重要事项有:

    一、常务委员会主席张静江因足疾请辞,改选蒋介石为常务委员会主席，但在北伐期间，仍由张代理。

    二、承认蒋介石任党的军事部长，具有指挥各军的全权。

    三、补选何香凝、彭泽民、于树德、顾孟馀、李济深、王法勤、丁惟汾7人为常务委员。

    此外，会议讨论并大体通过了《出师宣言》及对全体党员训令等文件。

北伐军在给广州东效们誓师(站立者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

    1925年7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在广州成立，组建国民革命军。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校场举行总司令就职及誓师典礼，以推翻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为目的的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吴稚晖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授孙中山遗像、党旗、国旗，谭延闿代表国民政府授印。各界参加者五万余人。据报道:

    “欢声雷动”，“民众拥护政府，渴望北伐成功之热情，蒸若霞蔚”，“军容甚盛，为民国以来绝无仅有之盛典”。

    蒋介石在就职宣言中称一一

    以三事为国人告:

    第一，必与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为不断之决战，绝无妥协调和之余地。

    第二，求与全国军人一致对外，共同革命，以期三民主义早日实现。

    第三，必使我全军与国民深相结合，以为人民之军队。

    在《告全体将士书》中，蒋介石并称:

    如中正有一毫自私自利类于军阀之行径，则凡我将士咸得举发其事实，中正甘受党与政府极严厉之制裁。

    这一时期，蒋介石诸事如愿以偿，春风得意。25日晚参加中央党部欢送宴会后，他曾在日记中写道:

    演讲略带骄矜之色，戒之！

    7月27日，蒋介石率领总部第二组人员离开广州，赶赴韶关。

    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

    中国人民之困苦至今日而极矣：以言农人，则血汗所获，尽供兵匪之掠夺，预征特捐，有加无已，终年辛苦，不得一 饱，鬻田卖牛，寝成失业，此犹侥幸者也。至如直鲁豫京兆等省区之农人，则兵匪所过，村里为墟，老弱死於沟壑，壮年多被俘掳，男为牛马，女被奸淫，其或能逃出虎口，幸保馀生，亦不过惶惶如丧家之狗，不操下贱之业，即作他乡之鬼而已。以言工人，则终日劳作所获，仅能苟延性命，既无馀资，又鲜保障，平时日日有失工之虑，灾患一至，不免沦为流氓之列；此时欲商无资，欲耕无地，不降为苦力，以逐渐消耗其性命，则直成饿殍而已矣。以言商民，则外被洋商售卖洋货、贩运土货之压迫，内受大小军阀土匪、苛捐重税及明抢暗索之剥削，鲜能获什一之利，而频蒙亏本之灾；驯至小资生意不堪损失，倾家荡产，比比皆是。以言知识界，则教者恒以薪金久欠，徒忧哺啜，而不能传其智能；学者每以匪患兵灾，断绝资斧，而无以进其学业；加以百业凋敝，虽属聪明才智之士，难免徬徨失业之忧；至於直鲁豫各省，年年烽火，学校关闭，小学教员沦为苦力，青年学生多成饿殍，更无论矣。其他各省军阀部下之军人，则多数本系农人工人，为求生计而投军者；然而投军之後，不但生计仍无可托，且为野心军阀驱而置诸死地，大好热血，不用以靖国难、救人民，乃徒以受军阀豢养之故，反用以屠杀人民，为军阀争功名、求富贵，世间惨事，孰有过於此耶？至於经营工业企业家，在从前固为社会上之富裕者，然至今日，则销场不佳，利益全无，工厂停闭，成本呆滞，即或勉强开工营业，而困於苛税勒捐，无法支持，即不投降於军阀，即乞灵於洋商，不但事业已非我有，资本则丧失大半矣。

    广州人民欢送国民革命军北伐

    总而言之，居今日之中国，除少数军阀、官僚、买办、财阀之外，全国人民入则有老弱待哺之忧，出则无立业谋生之地，行则逢掳身丧命之变，居则罹举家冻馁之祸，灾害深於水火，困苦甚於倒悬，凡此皆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实国军阀之窃权之所致也。帝国主义经济上之侵略，其剥削之巨，岁辄万万，数十年来未尝或息也。迄中国之人民膏血已尽，仅存皮骨，彼为债主，我为债户；彼不劳而坐获，我终日充牛马；彼为经济的主人，而操命令指挥之全权；我为经济的奴隶，而居被驱使之地位。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剥削中国之不足，更在政治上利用万恶之卖国军阀，造成笔难尽述之罪恶。帝国主义者既使军阀窃取政权，又使军阀盗卖国家；既使军阀永演阋墙之争，令吾民受尽兵刀之苦，更嗾使军阀压迫革命运动，欲吾民永无自决之日；既使军阀式的政治发生土匪，更使土匪变成军阀，军阀生生不已，人民困苦无穷。以军阀为刀俎，以吾民为鱼肉，如此则无怪乎中国农民不能安於乡，工人不能安於市，商民不能安於行旅，知识界不能安於校舍，军阀下之军人恒辗转惨死於连年之内战，甚至经营工业之企业家亦惴惴不能一日安其生也。

    帝国主义侵略之程度日益加深，军阀之暴虐日益加重，则中国全国人民之困苦，自然日益加重。近者北方军阀混战经年，北京政府已不存在，我中国中部及北部人民，不但无好政府，而且亦无恶政府；不但无从减少既有之痛苦，亦且无法减轻新痛苦增加之速度。继此以往，指顾之间，不难使数千里土地变为荒墟，数万万人民化为虫沙，岂但政治的及经济的奴隶而已。本党於此时机，熟察前因後果，深知中国人民困苦之根本原因，在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卖国军阀；深知目前中国之唯一需要，在建设统一政府。统一政府成立，则外足以抵抗帝国主义之恫吓压迫，内足以杜绝军阀之祸国殃民。统一政府不成立，则外祸益烈，内乱益甚，中国人民之困苦，亦将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中国人民将无噍类矣。

    本党从来主张用和平方法，建设统一政府，盖一则中华民国之政府，应由中华人民自起而建设；一则以凋敝之民生，不堪再经内乱之祸。故总理北上之时，即谆谆以开国民会议，解决时局，号召全国。孰知段贼於国民会议，阳诺而阴拒；而帝国主义者复煽动军阀，益肆凶焰。迄於今日，不特本党召集国民会议以谋和平统一之主张未能实现，而且卖国军阀吴佩孚得英帝国主义者之助，死灰复燃，竟欲效袁贼世凯之故智，大举外债，用以摧残国民独立自由之运动。帝国主义者复饵以关税增收之利益，与以金钱军械之接济，直接帮助吴贼压迫中国国民革命；间接即所以谋永久掌握中国关税之权，而使中国经济生命，陷於万劫不复之地。吴贼又见国民革命之势力日益扩张，卖国借款之狡计，势难得逞，乃一面更倾其全力，攻击国民革命根据地，既使匪徒扰乱广东，又纠集党羽侵入湘省。本党至此，忍无可忍，乃不能不出於出师之一途矣。本党敢郑重向全国民众宣言曰：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而过去数年间之经验，已证明帝国主义者及卖国之军阀，实为和平统一之障碍，为革命势力之仇敌；故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之势力不被推翻，则不但统一政府之建设无希望，而中华民国唯一希望所系之革命根据地，且有被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联合进攻之虞。本党为实现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统一政府之建设，为巩固国民革命根据地，不能不出师以剿除卖国军阀之势力。本党为民请命，为国除奸，成败利钝，在所不顾，任何牺牲，在所不惜。本党为求遵守总理所昭示之方略，尽本党应尽之天职，宗旨一定，生死以之。愿全国民众平日同情於本党之主义及政纲者，更移其平日同情之心，进而同情於本党出师，赞助本党之出师，参加本党之作战；则军阀势力之推倒，将愈加迅速，统一政府之建设，将愈有保障，而国民革命之成功，亦愈将不远矣。

    统一政府建设万岁！

    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中国人民自由解放万岁！

    中国国民革命军万岁！

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

    北洋军阀 兵力布署

    当时北洋军阀直系吴佩孚军约30万人，控制湘（湖南）、鄂（湖北）、豫（河南）等省和直隶（河北）保定一带；

    从直系分化出来自成一派的孙传芳军约20万人，盘踞赣、闽、浙、皖、苏五省；

    奉系张作霖军约35万人，占据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京津和山东等地。吴、张勾结，控制北洋政府，在北方，向南口、多伦等地倾向革命的国民军进攻；

    在南方，吴佩孚增兵入湘，企图联合西南军阀，进攻广东革命根据地；孙传芳在赣、闽伺机行动。 湖南湖北是主要战场。

部分在北伐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在南昌合影

    北伐大军 战斗序列

    国民革命军8个军10万余人北伐战争（战争过程中发展到40多个军近百万人），蒋介石任总司令，李济深任总司令部参谋长，白崇禧任参谋次长代理参谋长，邓演达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任政治部副主任。

    何应钦、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李福林、程潜、李宗仁、唐生智分任第1军至第8军军长。

    缪斌、李富春(共产党员）、朱克靖（共产党员）、廖乾吾(共产党员）、李朗如、林伯渠（共产党员）、黄绍竑、刘文岛分任第1军至第8军党代表或副党代表。

    除第8军驻湖南衡山、安仁地区，第7军驻广西外，其余6个军均驻广东。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以V.K.布柳赫尔（化名加伦）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建议下，根据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和军阀之间的矛盾，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首先消灭吴佩孚军，然后歼灭孙传芳军，最后消灭张作霖军。部署以主力进军湘、鄂，另以第1军大部在广东汕头、梅县地区对闽警戒，第1、第4军各一部和第5军大部留守广州。

攻克武昌，武汉军民联欢大会

汀泗桥战役北伐军缴获敌人的武器

    毛泽东谈黄埔军校

    毛泽东曾专门指出黄埔军校对于“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

    我们党虽然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但是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

    历史证明，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思想教育，对建设一支革命军队起着决定性作用。黄埔军校的一大特色是有了政治工作制度并进行革命的政治思想教育，使得军校领导的教导团发展壮大，并组建成一支革命党军。后来，政治工作扩大到国民革命军。1927年后，这支军队的一部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加了红军，继承和发展了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制度。后来，红军发展为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真正的革命军。

    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说到人民军队的建设，对于黄埔军校的教育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

    八一南昌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人民军队的创建历程，毛泽东非常重视黄埔军校的经验，他说：

    北伐时期有个黄埔，我们要办一个“红埔”，搞个培养干部的基地。

    在此思想影响下，早在1927年12月，毛泽东亲手创办了红军第一个教导队。1931年秋，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和红军队伍的壮大，中共中央于瑞金创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1936年创办“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初时称“红大”）。“抗大”是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创办的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军事学校，就是仿效了黄埔军校的建校原则和革命精神。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说：

    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黄埔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成为主导力量。

    抗大的领导人和教员中，有大批黄埔军人作为骨干，他们以“爱国、革命”精神为基础，培养和造就了大批抗日救国的军政人才，以黄埔军校为榜样并加以改进创新，与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一脉相承并发扬光大，形成了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军人的抗大精神，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故毛泽东在《抗大三周年纪念》一文中高度评价道：

    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

    1954年10月18日，在国防委员会第一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将中国军队的近代化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代是清朝末年搞的新军……第二代是黄埔军……第三代是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其前身是红军。

    关于黄埔军，毛泽东指出：

    它曾经是一个革命军，革了前面所说的那个军队的命。

    毛泽东以此对黄埔军校革命精神的传承和沿袭进行了总结。

    通过上海招收的黄埔一期学生有100多名，占当期学生总数的百分之20。在第一期录取生中，约有共产党员近60人，占学生总数的1/8。除蒋先云、徐向前外，还有在上海已经被录取而最终没有赴广州报到的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领导人方志敏等。国民党方面则有胡宗南、桂永清、黄维等，他们的录取应该都和毛泽东当时在上海主持的军校复试有关。国民党将领黄维曾回忆说：

    当时我与方志敏大哥、同乡桂永清等来到上海参加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招考，接待我们的便是年轻的毛泽东主席，这么说来我算是很早就认识主席了。

    对于毛泽东参与并负责上海地区的黄埔军校招生，曾有人评价说，

    当年的毛泽东，就是黄埔军校的“招生办主任”。

    黄埔军校的光辉史迹、黄埔师生的英勇事迹值得我们铭记，毛泽东支持黄埔军校招生、在校演讲、培养英才、宣讲“爱国、革命”精神，并吸取黄埔军校经验，创建人民军队、培养军事政治人才的丰功伟绩，同样值得世人景仰和深切缅怀。

1949年9月，毛泽东陪程潜、陈明仁（左1、2，黄埔军校校务委员和黄埔1期同学）游览北京天坛公园。

1960年10月19日，周恩来总理和部分特赦人员、杜聿明、王耀武等黄埔师生在北京颐和园介寿堂合影。

1963年12月6日晚，周恩来最后一次晋谒广州黄埔军校旧址。

    黄埔精神 光辉不朽

    黄埔军校自1924年成立后，在广州共办了4期，学生总计近5000人。黄埔军校不仅为北伐军培养了大批骨干，对北伐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巨大作用，还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独特的作用。黄埔军校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大批高级军事人才，解放军十大元帅中黄埔出身的就有5位（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林彪），十位大将中黄埔出身的有3位（陈赓、许光达、罗瑞卿），除此之外，军中还有许多出身黄埔的高级将领，他们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做出了卓越贡献。

    黄埔军校前6期出身的解放军高级将领，在人民解放军的成长过程中，始终起着中坚的作用。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很多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的领导和高级将领。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军官学校，广大师生在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中英勇奋战，流血牺牲，创造了中国现代革命军人的新精神，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提供了宝贵借鉴。这种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优秀品格，在新的历史时代，我们将其诠释为“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是国共两党的宝贵财富，也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

    黄埔岁月，伴随着中国历史进程，跨越世纪沧桑巨变，成为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是两岸共同的宝贵财富和情感纽带。黄埔精神也已经融入到中华儿女的血脉。展望未来，“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必将成为凝聚两岸人心的精神力量，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小平同志关怀下，经中共中央批准，1984年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

    黄埔军校同学秉持“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会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的宗旨，大力宣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各项对台政策，充分发挥自身特色优势，广泛联络海内外黄埔组织、黄埔同学和亲属，大力促进海峡两岸交流交往，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做出重要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发展，明确了军校同学会使命定位和发展方向，为军校同学会改革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提供了有力保障，开辟了广阔天地。

    胡山，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会员，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青年部部长，苏联飞鹰寻访团副团长，原国家外经贸部干部、外交官，世界反法西斯和平文化中心倡建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