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聂荣臻1919年末至1921年初留法勤工俭学期间的家书,真实记录了青年聂荣臻从“实业救国”探索逐步走向寻求社会革命的心路历程。这些家书既呈现了他在异国勤工俭学、做工求学的具体遭际,也折射出五四前后中国先进青年“与国家一起成长”的典型精神轨迹:把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紧紧捆绑,在比较与实践中修正救国方案,最终走向马克思主义。本文以聂荣臻留法家书为核心史料,结合当时国内外背景,梳理其思想演变脉络,并阐释“与国家一起成长”这一命题的历史内涵与当代意义。
关键词:聂荣臻;留法勤工俭学;家书;实业救国;与国家一起成长

聂荣臻(1899—1992),四川江津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家国情怀”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层精神基因。人民日报曾刊文指出:“和国家一起成长是最好的选择,既是一种自信,又是一种情怀。”百年前,大批青年走出国门勤工俭学,他们在家书中写下的所思所行,正是这一命题的早期注脚。1919年11月聂荣臻从重庆赴法,至1921年底转入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前,留下了多封写给父母、舅父等的家书。这些家书不仅具私人情感价值,更是研究留法勤工俭学群体心灵史的重要史料:从中可见一个青年如何把“个人勤工求学”与“国家改良振兴”勾连,如何在西方现实冲击下重构救国理念,如何逐步从“实业—教育救国”论者成长为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者。

一、远渡:求学志向与家国责任的交织(1919—1920年初)
1919年9月,聂荣臻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11月1日与周子君、唐家修、桂万年合影“聂、周、唐、桂四君留法临别摄影”;11月下旬同钟汝梅、桂万年、周子君等乘船东下至上海;12月7—8日出席环球中国学生会、上海华法教育会欢送会;12月9日作为第八届留法勤工俭学生乘“司芬克司号”(凤凰号)赴法,蔡和森、向警予等送行。
漫长的航程成为他观察世界与反思国情的窗口。12月21日抵新加坡,见侨宅对联“皇恩春浩荡,文字日光华”,认为除反映守旧思想外,“主要表达了他们强烈的思乡爱国之情,深感欣慰”;途经科伦坡、吉布提、苏伊士运河,他注意到每次登岸“总有人因种种原因弃船回国,而聂荣荣同四川十多位同学始终坚持”。这些细节折射其沉稳坚毅性格。
1920年1月31日,聂荣臻在法国德洛中学(独鲁公学)写给三舅、幺舅的信中说:
“别时菊放篱边,遽尔梅开岭上,转瞬又将贺新春矣。甥兹隔重洋,能不浩叹……虽云男儿志在四方,何时得见?祗望大人洋烟禁脱,债账把(还)清,恢复原业,则甥归来相见之日久,快乐之日长矣!”
同期致父母信中坦言:“男来法国又将一月,日日研求法文,尚不能一语……前乞大人兑来数(钱),谅亦兑来矣,男切望之。”同时表明志向:“欲考化学大学……此种学校学费很贵……在法做一年工,可供一年求学之用。男与国平老表(唐家修)磋商,非实行此志不可……在法做一年工,可供一年求学之用。”
可见此时聂荣臻的诉求是典型“勤工俭学—实业救国”模式: 半工半读,先学法文,进工厂做工积攒学费,再入理工科大学学化学或机械,回国“有利国利民之责任”。他在3月18日信中向父母剖白责任意识:
“既曰出国,则负有无穷之责任焉。对于自身,则有求生活之责任;对于家,则有侍父母蓄妻室之责任;对于社会,则有扶救之责任;对于国,则有利国利民之责任。故甥无时可得稍懈。”
这种“四维责任观”把个人、家庭、社会、国家贯通,是留法青年“与国家一起成长”的观念基石:个人求学不是孤立的,而是嵌入民族自救的宏大叙事中。

二、做工与观察:西方现实的冲击与思想调整(1920年)
1920年上半年,聂荣臻在德洛中学、胡乃尔中学继续法文与基础学科补习。6月13日致父母信提到:“觅得一机械工厂(名三代田),共有工人不知几千,而(华法)教育会送有四五十人去,伊等笼衣拖袖,做起斯文的样子,教他锉点什么铁器反依然手套戴起,恐污其手,为厂主所见,甚不满意,此亦无价值之学生也。惟男则安于此事,断不至伊等之糊涂。”
这里他批评部分勤工学生轻视体力劳动、摆留学生架子,而自己“安于做工”,体现出朴素的劳动平等观与务实精神。
8月上旬,他进蒙塔尔纪橡胶厂任轮胎检验工。10月6日致父母信说:“入厂将近一月了……初学时虽无大技艺可学,但工资每月15方(法郎),闻面包涨价又增2方,除伙食用度外,可剩10方之普,工作亦不甚苦……男此次之出洋,以外面观之,觉得一时说起,其实男早已有出门之意。”
做工所得虽微,但使他直接接触法国工人阶级状况与战后社会疲敝。3月18日信中已观察到:“法国经欧战后,虽极图恢复,然不无一般凄凉境况……一般人民,除老弱妇女外,即见断手缺足之(残)废人……以甥现住之独鲁公学而论,八个教员五个跛,三个教员四只手。”
这种直观见闻,使他质疑“西方=富强完美”的简单想象,转而思考制度层面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他在法中接触《学生周刊》等读物,了解“各国之大势”。6月30日信提及:“川中情形,男早有闻,川虽得战胜,而已被滇黔之牺牲蹂躏不浅……惟望熊、刘诸将领,外同抵御,内共整顿。”
此时他仍寄望于“实业+良政”救国,但西方内部矛盾(如法国社会党与旧党之争、工人运动)与中国军阀混战的现实,推动他后来重新审视“改良”路径的可行性。

这是2021年4月20日在比利时南部城市沙勒罗瓦拍摄的沙勒罗瓦劳动大学建筑。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 摄
三、转折前夜:从“实业救国”到倾向社会革命(1920—1921)
1920年12月5日致父母信透露未来规划:“男与数友欲事矿务。但此项事业,亦非易易,非由国家之建设,人民总难具资本,但我国之所以未有实业,因内乱不息之故,苟稍太平,实业不得不兴……观中国者,讲理论者甚多,而实行者绝少……现在世界之新潮流,及留法勤工之组织,皆尚实行。”
这里已点出关键:实业发展须以国家统一安定为前提,而军阀内战阻碍资本积累与实业兴办。这实为后来抛弃“单纯实业救国”的内在逻辑铺垫。
1921年春,华法教育会因经费枯竭宣布停发学生补助,引发“二二八”请愿、拒款运动、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等斗争。聂荣臻投身这些运动,在集体行动中与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邓小平等深入交往,阅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书。
虽然1921年家书未直接论及信仰转变(现存多致亲属谈生活学业),但1922年6月3日从比利时沙洛瓦写给父母的信标志世界观定型:
“男也,虽不敢云以天下为己任,而拯父老出诸水火,争国权以救危亡,是青年男儿之有责!况男远出留学,所学何为?决非一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有食也。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此男素抱之志,亦即男视为终身之事业也!”
此信明确放弃“个人学科技回国办实业”的旧思路,提出“争国权、救危亡”必须先解决政权与社会制度问题,“四万万同胞均能享安乐”只能通过社会革命实现。家书从此前的“责任分层”(个人—家—社会—国)升华为“阶级—民族解放”整体叙事:个人求学意义完全从属于国家民族解放事业。
四、“与国家一起成长”的历史内涵与当代启示
聂荣臻留法家书呈现的“成长”是双重的:个人成长:从懵懂中学生→勤工学生→工科志向者→职业革命家;与国家同向成长:个人路径选择始终以“国家需要”为校准仪,当发现“实业救国”在军阀割据、列强压迫下无法实现时,敢于自我革新,转向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
这与人民日报文章《与国家一起成长》的主旨相通:“和国家一起成长,就是要一起去经受成长的艰辛和跋涉……一起去经历成长的纠结与阵痛……一起去享受成长的幸福和快乐。”百年前留法青年的“艰辛跋涉”是远洋颠簸、工厂苦工、政治斗争;“纠结与阵痛”是救国方案试错与信仰重塑;“幸福快乐”来自找到正确道路并与同志并肩奋斗。
对当代的启示:家书是微观史载体:私域书写反而更真实反映时代精神,聂荣臻家书的“责任话语”是五四青年共通语言;个人与国家“一起成长”不是盲从,而是基于实践比较的理性选择:聂荣臻不是先天“马列教条信奉者”,而是在勤工、做工、观察西方、参与斗争后,认识到旧路不通才转向新路;留学人员始终是国家发展的特殊力量:当年留法群体成长出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陈毅等革命领袖;今天留学生同样面临“学成何为”的追问,家书中“有利国利民之责任”仍应是核心坐标。
结语:聂荣臻留法勤工俭学期间的家书,细腻记录了一位青年如何在异国土地上把“个人勤工求学”与“国家救亡振兴”焊接为一体。从最初“学化学、办实业”的朴素设想,到经历西方社会矛盾、中国军阀混战、留法学生运动,最终确立“社会革命—共产主义”终身志业,这一过程既是个人精神成长史,也是一代先进中国人“与国家一起成长”的缩影。每年高考结束后,青年学子不知选择什么学校什么专业,今天重读这些家书,不仅为史学补全细节,更为回答“个人与国家关系”提供历史答案:真正的“一起成长”,是始终把个人前途植入民族命运,在实践中校正方向,在奉献中实现价值。正如周恩来所言:“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家书纸短,家国路长;与个人成长同频,与国家命运共振,仍是跨越百年的青年命题。聂荣臻的这段历程对于当今的学子们仍有重要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 聂荣臻留法勤工俭学期间家书(1919—1921),见《聂荣臻元帅书信选》《聂荣臻年谱》 [2] 中国组织人事报新闻网. 负有无穷之责任,无时可得稍懈 [3] 人民网. 青年聂荣臻的信仰之路 [7] 人民网. 聂荣臻入党:为四万万同胞均能享安乐 [12] 中青在线. 同学少年瀚海艰辛 唯家与国不可辜负 [5] 人民网. 透过家书看家风传承·爱国情(转引人民日报文章《与国家一起成长》核心观点). (长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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