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之一，原名培国，1921年把自己的名字由“培国”改为“弼时”。“弼时”一名有何来历呢？

    一、父亲任裕道为任弼时取名“培国”

    1904年4月30日（清光绪三十年农历三月十五日），正处在南方的春雨季，这一天，任氏“新屋”的上空依旧飘落着绵绵不绝的雨水，潮湿的空气中夹杂着丝丝凉气。但在“新屋”大堂里，已经早早地汇聚了男女老少数十人，在众人的欢笑声，一位33岁的中年男子既欣喜又焦急，瘦削的脸庞竟然泛起一层薄汗。伴随着一声清脆的男婴啼哭声，这位中年男人一直提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任弼时同志故居（任氏“新屋”）

    当族中老人问起是否把名字取好时，这位名叫任裕道的中年男子微微一笑，不紧不慢地脱口而出两个字：“培国”。“培”是族谱辈序，但“培国”有什么特别含义吗？众人又不解地问道。任裕道解释说：“现在国势衰微，老百姓没什么活头。要改变这个局面，使国家强盛起来，需要一代代年轻人接续努力，真希望这个孩子将来能够成为国家需要的栋梁之材。《礼记·中庸》云：‘故栽者培之。’‘培’字既然有扶助之意，那么‘培国’一名的含义就是扶助国家。”众人皆认为这个名字好，简单、顺口，又有深意。

任弼时为父亲绘制的碳画像

    “培国”一名是在国势衰微、有识之士莫不希望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所起的一个名字。

    任弼时是“新屋”第五代子孙。任家是当地较有名的大家族，家族中读书氛围浓厚。到任弼时祖父这一代，已是19世纪中叶，清廷日渐腐败，统治逐渐走向衰亡。任氏家族牢记先辈“为官艰难，读书明智”的族训，子辈奋发求学。任弼时父亲这一代，五服以内兄弟姊妹共20人。有的赶上清末科举考试的尾巴，但大多数在“废八股，兴新学”的潮流中外出求学，就是年龄大一点的也纷纷到新式师范学校接受速成教育。

    任裕道，又名思度、扬烈，号振声，自幼读书，考秀才未中，在家乡开设一个蒙学馆“时中馆”，以教书为业，是亲朋眼中的“名师”。戊戌变法失败后，湖南省内各维新事项一律停办，但各地办新学、兴实业的潮流已势不可拦。1903年，长沙的明德学堂附设速成师范班，湘阴县师范学校也开办速成班，专门训练乡间的私塾教师。任裕道进了湘阴师范学校，他的小叔任岱云则进了长沙明德学堂的速成师范班。半年后叔侄俩结业回乡，在“新屋”里办起了一所求志学堂。思想开明的两人从此讲授的不再是诗云、子曰的旧书，而是国文、算术、音乐、美术、体操等新课程。当时，新学男女兼收，使村里的风气为之一新。

    因为长子培植、三子培达均早夭，所以任裕道在二儿子任弼时身上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不仅亲自取名“培国”，而且自任弼时三四岁时，便开始教他读书识字、绘画刻章。1915年，尽管家中经济日渐拮据，但为了使儿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节衣缩食的任裕道仍然坚持送任弼时到省城长沙投考“名誉优良、规模宏大”的湖南第一师范附属高等小学。被录取后，任弼时在省城接触到了更优质的教育，眼界更加开阔。

    二、任弼时逐渐萌发出忧国忧民情怀

    任弼时的忧国忧民情怀萌生于少年时代。他的忧国之情可初见于在家乡读初小时的作文《自立》《爱国说》。据老一辈人回忆，任弼时少年时期，对底层劳动人民便抱有深切的同情之心。在家庭拮据的情况下，也要从自家的米缸里挖一碗米给乞讨的老人。这种情怀在其少年时期生根发芽，随着其见闻的增长愈发浓厚。

    1918年，即将高小（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高等科）毕业的任弼时在作文《述湘省商业之近况》中写道：“今日一商业竞争之世界也，故商业发达与否可以观人民生计之难易。……百物昂贵，粮食将绝，民不聊生。……循此以往，不谋救济之法，则人民将无谋生之术。既不能谋生，则乱者必起。”字里行间充溢着对人民生活的关心，对社会发展的关注，而这时的任弼时只是一个不满14岁的少年！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宣告结束。消息传来，作为协约国集团成员的中国，也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长沙于11月28、29两日举行盛大的提灯庆祝会，各校放假三天。在明德中学求学的任弼时在作文《提灯会纪事》里记载了这次庆祝会的盛况。许多人都沉浸在这胜利的喜悦中，但心忧国家命运的任弼时却冷静地认识到这次庆祝会实不过是一场自我安慰罢了：“退而思之，我国之庆祝，止负协约之名，而无协约之实，亦可愧也！”所以，他警醒人们：“自后我国可不力自振刷乎！”

    任弼时忧国忧民情怀的形成与家族文化、家庭和学校教育、社会思潮的影响有着紧密联系。少年任弼时曾从叔祖父任鼎延那里听到不少他青年时代保家卫国的故事，例如远征新疆、抗击法国的从军经历。任弼时的伯曾祖父任应庚为官广西，深受百姓爱戴，“新屋”曾悬挂的匾额“遗爱在民”即为百姓所送。家族抗击外敌、体恤百姓的文化传统自然会影响到少年任弼时。屈原、范仲淹、蔡锷是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幼时的任弼时从父亲那里听到了不少关于屈原的故事，他还曾在作文《课余偶谈》中模仿《岳阳楼记》行文，在作文《追悼蔡公松坡感言》疾呼“吾人可不急起直追，继公之志乎？”无论是古代的屈原、范仲淹，还是近代的蔡锷都有着强烈的忧国忧民情怀，少年任弼时通过家庭和学校教育了解到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不可避免地要受其影响。此外，少年任弼时还深受当时救国救民的社会思潮影响。任弼时在长沙求学时，亲眼所见的事实让他对劳动人民的疾苦有了更加切身的体会，通过任课老师的传教、阅读报刊、参加学生运动更进一步接触了爱国救亡思想。

    三、改名为“弼时”表达推翻旧社会的理想

    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任弼时就读的长郡中学。他积极参加了长沙的学生爱国运动，继而在家乡塾塘乡及附近的桃花庙乡等地领导数十人进行演出活动，回校后又参加了爱国学生会，与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检查日货、推销国货、宣传爱国思想。

    在亲身实践中，政府的黑暗、无能让他感到“前路茫茫亦多乖变”。1920年暑假，还有两年毕业的任弼时开始谋划“出路”，但“弼时同志并不把只要能够在旧社会谋得个人生活作为自己的出路”。作为十六七岁的青年，他“对革命道理懂得不多”，但因“对旧社会军阀反动统治的痛恨，对帝国主义欺侮、掠夺的反抗，对阶级压迫剥削的不平”，他“渴求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要寻找中华民族的出路，要改变那个不合理的黑暗的旧社会”。正是在这种报负之下，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任弼时四处奔波、联络，结识了不少革命先辈和同志，了解了更多的革命真理。终于有一天，这条出路被任弼时找到了，那就是到俄国去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不久，任弼时加入毛泽东等正在筹建的俄罗斯研究会，后由该会推荐赴上海外国语学社作留俄学习准备。
去上海前，他特地跑到袜厂找到未婚妻陈琮英，十分兴奋地说：“由于毛泽东同志努力为他们筹划，事情进行得很顺利。”陈琮英虽然不懂什么革命道理，但知道任弼时从小就胸怀大志，将来是要为国家干一番大事业的，便说：“你有文化，你的路，由你选择呢。”

    老父亲曾写信告知在上海的任弼时，倘若留学不成，即可“谋学上海”。1921年5月4日，是启程赴苏之日，任弼时提笔在回信中坚定而明确地写道：“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1921年7月，抱着“实际考察劳农俄国，观念明确，回国做相当的革命运动”目的到达莫斯科的任弼时，把自己的名字“培国”改为“弼时”。在苏学习期间，他给在美国留学的小叔任理卿寄去一封长信，感慨地对小叔说，“我们两人是一个目标：救国、振兴中华”，信中还谈到他的学习情况和对时局的看法。青年任弼时力求通过革命救国救民的信念可见之于笔端。

1921年，任弼时在莫斯科东方大学

    1926年，任弼时与未婚妻陈琮英重聚于上海。他告诉陈琮英，不用“培国”这个名字了，改叫“弼时”。后来，在一次闲谈中，他才笑着向疑惑的妻子解释道：“本来打算改为‘劈世’，意思是劈开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但这名字太露，便取谐音‘弼时’二字。”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任弼时还用过“弼世”“辟世”“闢时”“辟时”“辟古”等化名和笔名。这些化名和笔名都与“弼时”有着基本相同的内涵，那就是通过革命推翻旧社会、建设新社会，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

    “弼时”一名相比“培国”一名，多了革命者对信仰、信念的坚定，寄托着任弼时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崇高理想。这个响亮的名字时刻提醒着任弼时牢记自己的信仰、信念，在三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一直伴随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