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17日，我接到中国地质大学档案室王雷主任的电话，告诉我说：2026年3月19日，在老院长刘型的生日那一天，中国地质大学宣传部要组织一场小型的，纪念老院长刘型诞辰120周年的纪念活动，邀请家属参加，我心里很震惊：中国地质大学学生那么多、学校里面事物非常多，还记住了我的父亲刘型的诞辰日！还要组织小型纪念老院长诞辰120周年的活动！我欣然同意参加活动！我的心被拉进到了纪念刘型诞辰120周年的活动中，我在想：父亲在我的心中，最重要的记忆是什么呢？

    回顾历史，五十年代，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曾陪同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毛主席曾经讲到，我们在井冈山2年另4个月，后来带领红军、八路军28年的奋斗，解放了全中国。“艰苦奋斗、支部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是井冈山时期的好制度、好作风。”

    毛主席总结了井冈山斗争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本法宝！

    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一贯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支部建在连上是：党指挥枪、党领导一切；

    士兵委员会是：群众路线、群众监督。

    一．父亲始终保持着党的：艰苦奋斗、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

    1.父亲的草鞋情节

    1970年江西省革委会，举办了老红军的学习班，我的父亲刘型、肖克叔叔、刘俊秀叔叔等，都重上了井冈山出席了学习班。

    父亲重上井冈山时，跟接待他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同志回忆到在井冈山时期的艰苦斗争的岁月，父亲说：“我从长征之前的7、8年的时间里，我没有穿过鞋、没有用过蚊帐、没有盖过被子。我们穿的都是草鞋、铺的、盖的都是稻草。”

    我知道了父亲的这段回忆，我感到简直太不可思议！

    7、8年没穿过鞋、没有盖过被子！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我们现在到井冈山，去讲红色故事会，天冷了，还要开空调、开电褥子。过去的气温比现在还要低啊！

    父亲还回忆道：“我们在井冈山时期，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从毛委员到伙夫，大家都一样！”

    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们，他们那时是那样的艰苦，但是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他们不觉得苦、不觉得累，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参加红军，不是为了个人求解放、不是为了自己一个家庭求解放，而是为全中国的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他们怀揣着梦想、怀揣着伟大的革命理想，他们是一个团结的整体、战斗的整体，他们的幸福指数还特别高。

    红军就是穿着草鞋，急行军，最多的时候，一天兼程240里路，就是靠我们穿草鞋的一双脚，甩掉了国民党的汽车轮子，完成了长征的伟大征程。

    父亲从小家境贫寒，小时候，没有鞋穿。参加了红军，能够自己打草鞋了。没有鞋及穿草鞋的日子，伴随父亲将近半生，所以父亲对草鞋是怀有那样的感情、记忆得那样的深刻。父亲就是靠穿草鞋的那一双脚丈量出井冈山的道路、丈量出长征的道路、丈量出延安的道路。

    彭德怀元帅曾说过：“现在革命胜利了，可以穿皮鞋了，但做人不能忘本……穿皮鞋也不能忘‘草鞋精神’。” 解放后，生活好了，刘型仍然保持着：艰苦奋斗、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2.长征时父亲3次过雪山、草地

    长征途中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分成了左路军、右路军，红五军团分到了左路军，朱总司令调刘型到四方面军做巡视员，所以刘型到了四方面军为主的左路军。四方面军开始不愿意北上，带领部队向南方征战，打算在南方建立根据地，但是战斗失利，没有站稳脚跟，不得不又北上。

    在四方面军中，刘型经常宣传毛泽东在井冈山的领导是正确的，引起张国焘的嫉恨，在甘孜撤销了刘型同志的敌工工作部部长职务，派到二方面军当收容队长。

    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刘型就到了二方面军当收容队长，以后刘型在二方面军中担任了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长。

    在长征中刘型是一方面军、四方面军、二方面军的行军、战斗都参加过，他3次爬雪山、过草地，所以长征中他行军、战斗得更加艰苦。

    有一位叫周军的同志，他组织团队，亲自爬了红军所爬过的4000米以上的雪山，他说三个方面军的红军一共爬了85座雪山，他对这方面有深入地研究并出了书，2023年6月4日，我请周军同志帮我写出了刘型的长征线路图。

    （1）刘型长征的线路图：

    长征前期，在红五军团序列中行动。

    1935年6月翻越夹金山在懋功与中央红军会师后，任红五军团政治部巡视团主任。不久后，红五军划归左路军，从此进入红四方面军战斗序列。

    1935年8月，刘型随红五军团在卓克基出发，在左路军序列中第一次过草地，翻越梦笔山、卡子山、格地山，进至噶曲河畔。此间，经朱德总司令提议，刘型调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任巡视员（后又任敌军工作部部长），因张国焘命令转道南下，红五军又在红四方面军序列中第二次穿越草地，回到卓克基地区。

    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期间，红五军作为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大军的后卫部队，沿大金川南下至金川、丹巴地域，随方面军总部再次翻越夹金山参加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转战天（全）、芦（山）、宝（兴）、雅（安）、名（山）地域。

    1936年春，随方面军总部第三次翻越夹金山，经丹巴，翻越党岭，进入道孚、炉霍。4月，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刘型从炉霍翻越洛戈梁子，到红二方面军任收容队队长，随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左纵队再次北上，其间，翻越了乃陆山、雅布山、日利玛山，进至杜柯河畔。尔后，经壤塘县域的鱼郎山、楼赛山，经青海班玛县域的美尔岗，地川阿坝县域的克柯河，翻越横排山，进到草地西缘，踏上了第三次穿越草地的行程。8月，进至四川若尔盖县域的包座。

    1936年9月，刘型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长，随红二方面军历经甘南文、武、成、康等县域，渡过渭河，在今宁夏静宁县域的将台铺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刘型参加了红一、二、四方面军的长征。

    （2）一盒老虎油

    1963年，我上高中时，语文课里有一篇，毛主席论《长征》的课文，老师也给我们讲了许多红军长征的故事。

    飞夺泸定桥进入四川后，党中央开会。

    当时红军面临着三种选择。一是向东进军抵达茂县松潘地区，蒋介石在这条路上布下了重兵，很危险。

    二是向西沿一条山路到达四川西北的丹巴阿坝地区。但这条路上少数民族众多，他们有武装，而且由于国名党的压迫，多数当地少数民族仇恨汉族人，一旦发生冲突不利于保持民族团结。

    第三条路翻越夹金山成了唯一的选择。中央决定，过雪山草地尽快摆脱敌人胜利北上。

    1935年6月初，红军来到了藏乡夹金山脚下，准备翻越这座海拔4900多米的大雪山。夹金山，山上云雾缭绕白雪皑皑积雪终年不化，空气稀薄没有路没有人，气候变幻无常，时阴时晴时雪时雨，忽而冰雹骤降忽而狂风大作，被称为“神山”。

    当地群众摇着头对红军说：“雪山是过不得的。大雪山，只见人上去，不见人下来。”他们说：“有人在山上讲话、说笑，触怒了‘山神’，会被冰雪埋没、被风暴卷走，只有仙女才能飞过此山。”

    我知道父亲是老红军，想让父亲讲讲红军过雪山的故事。他总不讲自己而讲整体，他说：“过雪山、过草地时，我们牺牲了太多的战友。过雪山时，有的中午没有攀登过最高峰，有的下山时掉进深渊，而牺牲了。过草地时我们没有粮食，就把皮带剪成一段、一段地煮着吃，那哪是人吃的东西呀！嚼不动、咽不下呀！但是，为了实现我们的理想、追求、信仰、为了解放全中国的劳苦大众而奋斗着、克服着、前进着。草地上有些水是有毒的，一些战友喝了那里的水，长眠在了草地上了。我闭上眼睛看见他们的身影，我们能活到解放后，我们是幸存者呀！要完成烈士未尽事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呀！”

    我知道父亲在过夹金山雪山时是红五军团随营学校的政委，随营学校就是长征途中的党校。听了父亲讲的话，我又继续追问道：“那你是如何翻过雪山的呢？”

    父亲才讲起他过雪山的事情：过夹金山是6月天，当地的老百姓太苦了，我们把仅有的厚一点的冬装都送给老百姓了，现在要穿着单衣草鞋过雪山太困难了。过夹金山时，我没有多的御寒衣服，除军装外，我只有一件毛背心。我们让所有的战士都吃些辣椒，多带一些辣椒大蒜御寒，山上大风狂作，我们组织大家5、6个人，或7、8个人围成蘑菇型，互相帮扶缓慢前行。并且要求所有的战士都必须在中午12:00以前翻过最高的山峰，不然下午4点以后太阳落山了会被冻死在雪山上。

    父亲接着说：爬山时，我发烧了浑身发冷、发抖，我掉了队，身边没人。我翻遍了全身口袋，没有食品、药品、辣椒、大蒜、也没有任何东西，突然我摸到了一盒老虎油（刘松柏上中学时叫万金油，现在叫清凉油），我想：我必须追上大部队、我是党员、干部，我要求战士要在太阳下山前翻过最高峰，我必须要率先做到！我紧急把这盒老虎油全部吃了下去，吃完后，身体轻松了，快步追上大部队，是这盒老虎油救了我一命啊！下山时，我让战士用书包、或草鞋、或斗笠垫在屁股下面，用滑雪的办法，迅速地向山下滑滚下去，尽快完成任务。

父亲送了我一枚红军十周年纪念章

    我听了父亲讲的故事，我惊叹了！好悬呀！父亲战胜了夹金山这座神山、他急中生智坚强毅力感动着我！父亲当天送给我一枚“红军十周年纪念章”，我非常珍惜父亲送给我的这枚“红军十周年纪念章”，看见它，我就能想起父亲给我讲的故事；看见它，我就能想起红军的英勇奋斗的事迹；看见它，我就更坚定地要向红军学习。

    （3）蔓堇的故事

    1981年7月父亲去世前23天，我们想留一个全家福，把他从医院接回家照相，他深情地、气喘嘘嘘地讲着长征，因为他经历过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3 个方面军的长征阶段，他3次过雪山草地。

    他说：“在红军长征过草地时非常艰苦，没有吃的，找到了蔓菁，你们知道什么是蔓菁吗？”我们都说：“不知道”。我爱人梁汉平说：“蔓菁呀！我知道长的像萝卜，吃起来发哏不好吃！”，父亲接着说：“当时一个蔓菁分给了50个人吃！”。

    父亲简短一句话使我浮想联翩：对于那个不大的蔓菁，每个红军战士只肯咬一小口然后传给下一个人，下一个人再咬一小口，再传给下一个人，一直传给了50个人吃！

    人生最宝贵的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红军战士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高尚，他们没有一个人贪污腐败呀！没有一个人多吃多占呀！没有一个人肯多咬一口，甚至没有一个人肯咬大一口啊！他们总是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他们是一个互相关爱的整体、是为人民求解放的整体，许多红军战士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为了追求、理想、信仰、为了广大的人民群众求解放，他们无怨无悔誓死如归。

    2014年8月在广西兴安县召开了“纪念红军渡湘江80周年”的大会，我和老伴梁汉平参加了这次活动，我代表我们家庭给广西兴安县“红军渡湘江纪念馆”捐赠了刘型在战争年代使用过的军毯。这个薄军毯，在我们家使用了70年了，直到2013年春节我的母亲程宜萍病逝后，我们才从床下，拿出这一条军毯，第2年捐给了广西兴安县“红军渡湘江纪念馆”。

2014年11月25日刘松柏托着捐赠的老红军刘型使用过的军毯在红军渡湘江80周年纪念会场

    3.南下支队——第二次长征

    1944年10月，毛主席为解放全中国，有一个大手笔，要把华北、华中、华南各抗日根据地连城一片，于是组织了一支部队：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委、刘型任南下抗日支队政治部主任。

    1944年10月31日，中央召开书记处会议，任命：王震、王首道、王恩茂、刘型等八位同志组成军政委员会。

    1944年11月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在延安的飞机场检阅了南下支队的队伍。

    过了几天，南下支队就出发了。

    很快就过了黄河。在南下的途中，与国民党的军队、与日本的军队都进行过激烈的战斗。

    1945年8月14日，时局变化，蒋介石命令国民党七、九两个战区组织成联军包抄我军。王震、王首道下令坚决突围，夜里，全军神速行动。刘型、李立带着一批伤病员，把全身的力量使出来，坚持没有掉队。刘型对王首道、李立说：“第一次长征也没有这样紧张，走得这样厉害。为了党的事业，只要还有一口气，我们就要走到最后一步！”

    1945年8月25日，部队进入五岭山脉，刘型、李立挤在两付棺材中间，躺下就睡着了。

    1945年8月26日，为了保护干部，王首道动员刘型和其他伤病员留在群众家里隐蔽，刘型坚决谢绝组织照顾说：“我要跟着部队走，死都不离开部队！”

    1945年8月29日，南下支队开始突围北返。

    1945年9月初，部经过上犹、崇义，受顽军堵截。刘型身体弱惫不堪，他坚持突围，在半山，刘型遇见二支队副政委江勇为，刘型对他说：“我要尽最大的力量走下去，万一不行的话，希望你回到延安见到毛主席时，替我问声好，就说刘型为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死了也心甘！”

    随军作家周立波记述当时情况时写到;“在梅岭山中，谁都吃了一些苦，但是刘主任是吃苦最多的人民中间的一个。……有一次，在崎岖的山路上，天下着雨，刘主任含笑发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们都没有回答，我们想，对于这个问题，他是清楚的，人的钢铁，是从革命的熔炉里锻炼出来的。”

    1945年9月上旬，部队经过左安、七岭，回到阔别16年的井冈山，刘型鼓励大家学习井冈山红军的战斗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冲过去。

    转战途中刘型碰到一位老婆婆。老人注视着他，亲热地问：十八年前是你在我家门口放过哨吧！刘型点头微笑，老人高兴地把刘型请进屋里，拿出藏了多年的老窖酒，一定要刘型喝。并说：“你这个大高个子，读我们老百姓真好，我一直盼望你们早点回来啊！”

    359旅许多干部是从湘赣苏区出发长征的，他们的亲属还在永新、莲花、萍乡、醴陵一带，刘型非常关心同志，找到保卫部副部长马廷仕说：“到了你的家乡了，我这里有一点钱，你想办法捎到家里去吧！”，还让一些就近的同志看望了自己的亲属，而部队过株萍铁路时，他心里惦念老母亲，却没有停留，继续前进。

    1946年8月29日，部分南下支队的干部、战士返回延安。刘型根据中央指示1946年8月没有回延安，而是来到了东北。

    从1944年11月10日——1946年8月29日，历时658天，跨越了陕西、甘肃、山西、河南、湖北、江西、湖南、广东八个省，行程二万七千里。毛主席说：“你们的任务完成的很好”，朱总司令称赞这次战略行动是“第二次长征”

    4.为党史站岗，为党风站岗

    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批老干部被打到，父亲也被下放到江西省小李村农垦五七干校劳动。

    林彪一伙造的舆论影响很深，传出：朱德是大军阀，不是红司令，朱德不会指挥打仗。在父亲去世前23天，我们为他请假，从医院接回家，照相时，父亲还语重心长地讲到：“朱德是什么人呢？朱德是我们工农红军的总司令！朱德是红司令！文革中有人要打到朱德，宣传说朱德是黑司令，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一定要纠正过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众人皆知在井冈山的“朱毛会师”变成了“林毛会师”；“朱德的扁担”变成了“林彪的扁担”。黄洋界上的碑，原来是毛主席的题词，后建成火炬亭，改为林彪的题词。

    1970年父亲参加了江西省委革委会在井冈山举办的“江西省老干部学习班”，他和萧克叔叔没有迎合四人帮的意思，而是明确地指出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地方，在看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展览时，父亲问：“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吗？”，年轻的讲解员回答：“当时是这样的。”，父亲再次问：“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吗？”，讲解员回答：“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父亲连问3次，得到了同样的答复。父亲深感痛心，他认为要实事求是地讲述历史。他在黄洋界保卫战的现场给当地群众讲述了，真实的历史。江西省委革委会主任，将此事汇报给中央，说这是：“特别重大的反革命事件！”。以后不能再组织老干部上井冈山了。原来父亲回北京，即将要解放他了，现在也不解放了。

    1976年江青一伙，为制造舆论，要拍电影“井冈山”，导演3次到我家来请父亲做顾问，给出优厚的条件，说可以带家属，免费到井冈山游玩，我在旁边听到了挺高兴!我没有到过井冈山，我还真想借此机会去井冈山玩一玩，但父亲不为所动，以不懂艺术、身体有病为由拒绝了。

    有的老干部，关心我的父亲，通过他的孩子，转告给我的爱人梁汉平说：“快劝劝你的岳父吧！江青是什么人，你们还不知道吗？江青是得罪不起的呀！”，汉平劝了父亲，但父亲回答说：“他们是想打着老红军的旗号，但他们绝不会听我们的，所以我不能去！”，父亲还是坚持拒绝了担任该电影的顾问。

    1976年底，粉碎四人帮后，北京人艺排演话剧《向井冈》，邀请父亲指导，此时他不顾体弱多病，欣然前往。

    文革中红卫兵把老干部当成走资派打击，父亲痛感：四人帮篡改历史，年轻人易受骗，自己有责任让年轻人知道真实的史实。他晚年抢救、收集、整理了大量党的历史文献四批，七十余篇，三十万字的资料献给中央。父亲以他晚年体弱多病的身躯为井冈山站岗、为党史站岗、为党风站岗。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中共党史人物传主编，人民大学党史系主任，胡华教授在1986年2月写的“劫后余生，重视党史”纪念刘型的文章中说：“斯人已去，得馨长留。我和子女们每每提起刘型伯伯，他们都说，共产党员如果都像刘型伯伯那样一身正气，简直是用不着整党。所以，我说：我们党是光明的，有希望的，因为有刘型这样毕生正派不苟的老同志做我们的榜样。”

    我父亲去世三周年时，我们找肖克叔叔，为我父亲的《黄洋界保卫战》一书题词，我的父亲和肖克叔叔从井冈山时期就战斗在一起，一直到解放后，又曾经同在农垦部担任副部长，他们是最了解，最亲密的战友了。

    肖克叔叔说：我考虑一下，过几天，你们来拿。过了几天，我们去肖克叔叔家去取，看到肖克叔叔为我父亲的提词是：“实事求是，表里如一”，这是对我父亲的非常真实地、恰如其分地写照。

    回顾父亲的一生，我感到：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品格就是：实事求是、表里如一、刚正不阿，因此他的风范能够得馨长留！

    二．随时听从党的召唤，党的需要、国家的利益至上

    （1） 担任红军党代表

    1926年10月10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招生，刘型去报考。

    1926年12月，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1927年1月，在武汉黄埔军校编入入伍生第一大队第二队，与陈伯钧、罗瑞卿同队。

    1927年3月，在武汉黄埔军校编入入伍生第一大队第四队，与游雪程、徐彦刚、王良、徐林、程子华同队。

    1927年5月，蒋介石收买了原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武汉黄埔军校参加攻打叛军夏斗寅的战斗中，刘型不怕牺牲、奋勇向前，表现突出，经共产党员游雪程介绍，光荣地火线上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中，在革命的低潮时，刘型反而坚定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9月9日，刘型参加了毛委员领导的秋收起义。秋收起义中，我们的党第一次打出了自己的武装：“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的革命旗帜。

    1927年11月，秋收起义夺取大城市的战斗失败后，毛委员带领秋收起义的农民军队转战到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刘型回乡打游击，任小西区军事委员，组织了萍西游击营，任营长兼党代表。

    敌人在萍乡、醴陵地区烧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严重，按党组织的指示，萍西区游击营与醴陵南区游击营合编为萍醴游击营，游龙任营长，刘型任党代表，他们集中了300多人，与敌人进行周旋。他带领部队向井冈山靠拢。

    1928年4月，萍醴游击营在莲花开支部会，将老、弱、病、伤的人员派回家乡，刘型带领80多人，50多条枪，率部上井冈山，部队编入红四军31团1营1连和2连。

    1928年5月，毛委员与刘型谈话说：31团1营1连的党代表黎育教调临县工作去了，你来接任这个党代表吧。从此，刘型担任了红四军31团1营1连党代表，连长是陈伯钧。

    1928年5月，在红四军士兵委员会大会上，军队“秘密党员”第一次公开身份，由刘型公布“秘密党员”名单。此前只有“党代表”的身份是公开的。

    刘型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是学军事的，但是到了井冈山，党需要政治干部，从此刘型就在红军中担任了党代表职务。

    1928年8月29日晚上，刘型带领31团1营1连的作用们上到黄洋界保卫战的阵地，并修整互为犄角的战壕。

    1928年8月29深夜，在阵地上，战友们充满着必胜的信心，战友们共同编出了京剧《空山计》。

    1928年8月30日8:00，湘军为抢头功，率4个团，首先向井冈山黄洋界哨口进攻。刘型率31团1营1连守卫黄洋界哨口，在一线参战，参加黄洋界保卫战。

    1928年9月，毛泽东为黄洋界保卫战的以少胜多的伟大胜利而写了《西江月.井冈山》的宏伟的诗篇。

    1929年5月中，毛泽东同志率三纵去兴国、于都、瑞金一带，后毛泽东同志率领一个排去宁都，刘型带领一个连从兴国古龙岗梅告护送毛泽东同志到青塘，然后刘型返回兴国，分兵发动群众。

    1929年10月后，党代表改称为政委。

    1929年12月28日——29日，在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召开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称为“古田会议”，在“古田会议”上解决了党和军队建设的根本问题。刘型参加了毛委员主持的“古田会议”，也更加明确了党代表做政治工作的任务、职责及工作方法。

    （2）改造旧军队

    1931年12月，我地下党赵博生、董振堂发动宁都起义，带领国民党26路军1万7千人，2万件武器起义，参加了红军，在红军中被编为红五军团。

    1932年初刘型调任红五军团红十三军38师政委，与程子华共事，后改任政治部主任。

    1932年4月20日，刘型参加了毛委员领导的漳州战役。

    1932年7月，刘型参加南雄水口战役。

    南雄水口战役有4个战斗组成，刘型带领的是红十三军38师参加的是水口战斗，他们的任务是，追击敌的4个团，追到目的地时，敌人已经沿着贞水河南岸，逃到了水口，红十三军就沿着贞水河北岸，追击到了水口，消灭2个团。指挥有误，晚上部队又回到了北岸修整。结果，第二天坏了，敌人的通讯强，又来了6个团增援，我们的部队必须尽快到河的南岸参加战斗，否则容易被敌人包了饺子，部队几次组织敢死队冲锋，未果！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刘型率政治部的全体干部冒死冲锋，冲过河去，参加战斗。

    战斗打得及其惨烈，红五军团的副总指挥，兼红十三军的军长，喊着，同志们上大刀，全体战士都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最后水口战斗消灭了敌人10个团，这一仗是第二次国内战争中最惨烈的一场战斗。

    参加这次战斗的红五军团，正是国民党26路军起义的部队，从起义开始，到参加水口战斗，刚过了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原来的国民党的部队的战士是不敢，冒死冲锋陷阵的，怎么半年都以后，就变成了英勇杀敌的红军战士了呢？是由于，红军的将领们，在战斗中，喊着：“跟我来！”带头冲锋陷阵的，而国民党的将领们在战斗中，拿抢督着战士冲锋，喊着：“给我上！”，这就是两党、两军的根本区别，这也就是为什么弱小的红军，能够战胜国民党的百万达军的原因之一吧。

    1932年12月，刘型调任红五军团红十五军政治部主任，与朱良才政委共事。

    （3）担任四野十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45年11月，（南下支队北返中原时，组织了中原军区。）刘型任中原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王首道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不久王首道调走，刘型代理主任。

    1946年3月，刘型调东北解放区工作。

    1946年8月，刘型任东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

    1947年6月，组织上通知刘型调四野十纵队任政委，赖传珠任司令员，正式调令下达时，政委和司令员均易人。刘型改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十纵队（以后的番号是47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不计较地位和待遇，只要是革命工作，他都努力完成。在工作中，他尊重集体领导，团结一致奋勇杀敌，在战争中发挥政治工作的重要作用。

    1948年6月，刘型任嫩江省（西满省）省委常委兼齐齐哈尔市委书记。

    1948年6月30日，刘型任齐齐哈尔市《齐市新闻》党报委员会主任。（1947年5月10日，齐齐哈尔市解放后，创办了市委机关报，这是齐市第一张党报，也是全国各解放区出版较早的城市报纸。）

    1949年5月，刘型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干部第三大队——嫩江大队的大队长

    （4）解放后的任职中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

    1949年8月，湖南省和平解放后同时兼任4个职务：任湖南省委常委、省人民委员、省委秘书长、省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和城市企业工作部部长。

    省委配合47军在湖南省内进行剿匪（正如《电影乌龙山剿匪记》反映出的景象），湖南的匪，无论谁当政，100年都没有消灭过，现在共产党当政时，1年多就解决了匪患，使老百姓安居乐业。

    1952年11月，任北京地质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

    钨、橡胶、石油，这三黑物资，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缺少，非常重视，对地质和橡胶产业，我国也极为重视。

    建国初期毛主席曾说：“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地质工作的重要性。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但搞地质的不足300人，国家急需地质人才，成立了“北京地质学院”，主席点将要我父亲做“北京地质学院”的院长，我父亲勇敢地担当。

毛泽东任命刘型同志为北京地质学院院长

    1952年，当时的社会舆论是“一边倒”、“全盘苏化”、“全面学习苏联”，如何开展工作呢？这是当时各条战线、各单位都遇到的共同问题。

    如何办北京地质学院呢？有的说：要学习美、英如何办地质大学，有的说：要全盘照抄莫斯科地质大学。这时，父亲认真研究了英、美、德、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地质大学、研究了莫斯科地质大学并回忆了延安抗大办学的经验，下决心走中国特色的办学道路。在校刊的发刊词上，他写道：“贯彻学习苏联先进科学理论与教学，结合中国具体情况加以运用”“学习外国，要洋为中用，不能盲目照抄”，这是他的办学宗旨，

    他没办过大学，只有红军打仗的经验。红军是如何打胜仗的呢？红军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父亲把红军打仗的经验运用到办大学中来，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与苏联完全不同的独特的办学方针，即：苏联的莫斯科地质大学的规模是“小而全”，专业设置是“全而细”，北京地质学院的规模要“大而重” 招生5000—6000人，专业设置要“少而精” 重点办普查、勘探两系。尽快地为国家培养出急需人才，打好基础，再把专业设全。

    方针确定之后，父亲照样发挥红军中党代表的作用，他说：教学工作的好坏，要用政治工作来保证。他就亲自参加教师党小组的活动，发展知识分子党员了；他重用教授；他经常和学生一起吃饭、聊天，了解学生，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他非常重视体育锻炼，他每年都组织运动会。他为什么这么重视体育锻炼呢？记得，在战争年代，父亲除了非常关心战友之外，还非常爱护他的马，一次，马背受伤，他不骑马了，让战士牵着马走，自己背着战斗用的枪支，还背起了马鞍子，突然有了敌情，需要上20里外的地方集结，父亲背着马鞍子一口气跑了20里，父亲知道，没有体力是完不成任务的。战友们都跟他开玩笑说：是你骑马呀，还是马骑你呀！刘少奇也曾经说过：地质工作者是和平时期的游击队。学校一直坚持着父亲贯彻的作风，六十年代初，学校6000名学生中有4000名达到等级运动员和健将级运动员的水平，在全运会上都能拿到奖牌。我国第一次攀登世界高峰——珠穆朗玛峰时，就有8名北京地质学院的师生参加，学校办得轰轰烈烈。

    父亲常说：“办大学需要科学文化知识，知识是学来的，只要勤奋学习任何科学知识都能被掌握。”中国有句古语：人过30不学艺，父亲已46岁了，一个只有初中一年级文化的老红军开始学习俄语了。我是怎么知道的，原来是我每天早晨6:30都听到“……广播俄语讲座，现在开始”我被惊醒，他一连听了几个学期，一次周日他说带我去玩，我非常高兴，因为他很少带我们玩，结果到了公园门口，他说：“你自己玩吧，我有事情了”，过了几年，我才知道，他去参加广播俄语结业考试去了。我想，他这么大岁数才开始学俄语，何苦来呢！他学不学外语，不是照样当他的院长吗？后来我才明白，他学外语不是为了考职称，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他是为了早一天能听懂苏联专家的讲话，使自己变为内行。像战争年代一样，他保持着红军党代表的传统，在向科学进军的战斗中，他又开始冲锋了。

    父亲坚持着爱护战士就是爱护革命，这一党代表的做法，在和平年代如何爱护战友呢？他的做法是培养他们、重用他们。

    从1954年开始组织干部下班后2个小时，补初中数、理、化；2年后，组织上班前2个小时学习《地质普查》专业大专班，父亲带头参加干部大专班学习。苏联专家给青年教师讲《普通地质学》每周2次，历时1年，当年的团委书记陶世龙回忆说：“我每次都去听课，只请了1次假，我每次都看见刘院长坐在第1排，认真听讲。他带领全院师生刻苦学习蔚然成风。”几年下来，绝大多数系（处）级党、政干部学完了二十多门课，三千二百多学时，获得了大专文凭。业余学习前后共坚持了7年，《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对北京地质学院师生向科学进军的事迹都作了报导。

    毛主席非常关心大学的教育，1957年2月14日，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了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会文化部部长张曦等我国学联的执委们。这对地质学院是极大的鼓舞。

    1958年，父亲被调到农垦部担任副部长。从1952年建院——到1958年父亲离开北京地质学院，6年间，北京地质学院培养出的毕业生是解放前全国地质人才36年的6倍，培养出大批的国家急需人才；中国地质大学50 周年时统计，有29名毕业生成长为学部委员、工程院院士，这其中有18人是前6年的毕业生，5人是前6年的学生；1960年学院被评为“红旗学院”，成为重点大学。

    1960年我国首次攀登珠穆朗玛峰，北京地质学院8名师生参加，学生王富洲登顶。2020年6月中国人再次攀登珠穆朗玛峰，并测量珠峰的高度，中国地质大学8名师生参加。

    2005年12月武汉地质大学的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赵鹏大为我父亲100周年纪念活动题词：“新中国地质教育的先驱与开拓者，现代型中国地质大学的始首与奠基人。”

    父亲的带头向科学进军，整个地质学院的学习、向科学进军蔚然成风，父亲的行动起到了巨大的社会效应。现在中国地质大学已经成长为我国的重点大学、成为一类大学，在校的学生达到上万人。

    1958年10月，刘型调任国家农垦部任副部长。

    1958年父亲被调到农垦部任副部长，主抓橡胶等热带作物。

    橡胶是怎么回事呢？橡胶是战略物资，飞机、汽车等重型武器的轮胎，不能用合成橡胶，必须用天然橡胶，航天领域里面有个橡胶八大件也必须使用天然橡胶，没有天然橡胶，飞机不能起飞、汽车不能开动、航天事业不能进展，橡胶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非常重要！

    我们刚建国，帝国主义的国家在这里，掐我们的脖子。

    1952年，我们的抗美援朝战争对抗的是以美国为首的16个联合国军（包括南韩）。

    建国初，我们在经济战线上抵抗的是以美国为首的17个巴黎统筹会议的国家对我国的经济封锁。

    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经济封锁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封锁的项目，还多500项，对我国的封锁达到上万件产品，更严厉！

    1951年在法国“巴黎国际统筹委员会”宣布；本会所有成员国严禁向中国及共产党国家提供天然橡胶和任何相关产品。他们预言，不可能通过种植获得天然橡胶的东方国家的国民经济机器，将由运转走向停顿。他们认为，我们没有天然橡胶，我们会走向死亡。

    那时，即使我们的老板拿着一箱箱金条，到东南亚国家去买橡胶的种子和胶片，他们都不卖，东南亚的老板说：“我们不想为了一箱金条，而被杀头！”

    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无法种橡胶，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对我国生产橡胶很重视，我国自己也很重视，解放初1952年我国任命叶剑英元帅任华南垦殖局的局长，直接抓橡胶的生产。

    1958年，中央又任命我的父亲来抓橡胶的生产和热带作物的生产，这又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这年他52岁了，怎么办？他找来中国热带作物研究院、华南热带农学院两院的院长何康关于橡胶的著作来看，还学习了国外的有关橡胶的书籍。在出差的路上，父亲向刚毕业的大学生戴如琴学习，问她：“橡胶树容易得什么病？为什么得这种病？怎么防治？”等等问题，戴如琴在火车上、汽车上给父亲讲起橡胶来，一直讲到西双版纳。他大刀阔斧地干起

    记得父亲刚调入农垦部赶上大跃进的年代，那时社会上有一种不实事求是的浮夸风，当时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报粮食亩产上万斤。（后来，庐山会议后实为反左，行为反右，这种浮夸风，也影响到了热带作物的农场）。橡胶的种子很难收集，一颗种子，一粒黄金，而种植橡胶后期管理不善，成活率只有百分之五，群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是也没办法，为了应付领导的检查，将橡胶树移栽在领导住招待所旁边，老胶林缺乏管理，杂草丛生，连兔子都跳进不去，这样的生产，如何实现大跃进？在头脑发热，浮夸风的潮流下，如果不随声附和，就要被扣上，反对三面红旗。

    在这一标制性历史事件中父亲是怎么做的呢？他刚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父亲就尽快下农场和科研院所调查几个月。调查后，父亲抵制说：“你要种多少万亩，现在连种子都不够！”他敢于实事求是地讲真话，这就是一种担当！父亲给总理写了报告，总理亲自到橡胶农场进行了考察。并在国务院的会上表扬他如实反映情况。

    庐山会议后，纠左又变成了反击右倾翻案风，上级组织了五个农垦局的领导开会批判我父亲，最后领导总结时给他留了一点面子，领导总结时说：“刘型是老红军，他不反党，但三面红旗反对了二面！”父亲在接受批判时，一言不发，忍！这又是一种担当，使他能继续留在岗位上。即使在逆境中，我父亲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搞工作，父亲总结了我国橡胶2次大上，大下的历史经验，并提出了我国橡胶种植要达到1000万亩的远景规划。

    刘型提议，并经部党组的批准，他带领着写规程的团队，制定规程一丝不苟，反复修改，近2年，走访了农场的干部、技术人员、工人、劳动模范、割胶能手，等好几千人。酷夏的深夜3点钟，正值我们安详熟睡时，父亲却不顾龙蛇起陆，不顾蚊虫叮咬，不顾年老体弱，头带着矿灯和农场的职工一块上山，上热带雨林的橡胶林园，割胶能手割胶的产量高，他要亲自看割胶能手操作割胶并推广他们的技术。橡胶栽培技术规程上报后，经周总理的批准，由国家科委和农垦部两部委联合颁布了《橡胶栽培技术规程》。一个植物的生产技术规程，由两个部委联合颁布，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是周总理对我父亲的工作的认可与巧妙支持。

    父亲发扬了老红军作风，打橡胶生产这一战役，他接受了命令，不仅要打，而且必须要打胜。

    他用整体、整合、质的方法论，指导工作。我国的橡胶必须要突破帝国主义的封锁，橡胶能从巴西的原始热带雨林逐步向北发展到世界各国有理论依据，父亲抓住了这一事物的本质；他把橡胶从种植、割胶、制造橡胶产品，整个橡胶产业看成是一个整体；父亲把教学、科研、农场等所有的技术力量整合起来，把广东、广西、云南、海南各省的单位力量整合起来，成立了全国橡胶科研协作组，发动群众一起参加战斗。几代科技工作者对种橡胶的土地、橡胶的品种、抗风、抗寒的特性、种植的密度、梯田的坡度、防风林的种类等等一系列的细致问题，进行了千、百次地分析、实证、量化的科学试验，得出了科学的结论，进行了总结并推广，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的结合，才取得了橡胶会战的大胜利。

    1961年父亲组织了育种现场会议，他认真听取了各种不同的意见，依据橡胶生产的实践经验和我们独特的理性思维，他支持了以何康为代表的少数专家的正确意见。最后他拍板，提出了：我们的橡胶既要能抗风寒、又要能高产，作出了因地制宜地使用国外品系为主的论断。

    过去爱国华侨陈嘉庚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从马来西亚，带来的高产橡胶品种，我们不敢用，都浪费了，现在我国要花钱引进东南亚的优良品系208个，科研人员把外国的品系和中国的品系整合起来，他们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实证、量化的科学试验，最后大量推广了适合我国的3—4个品种，海南橡胶原30公斤/亩，后达到100多公斤/亩；杂交培育出抗风、抗寒、高产的新品系，在云南西双版纳大量种植，达到200公斤/亩，橡胶单位产量提高了五、六倍。整个橡胶产业抵制了浮夸风，而实现了真正的大跃进。在中央的支持下，在热带作物方针的指导下，整个热带作物的产量都实现了翻番。

    没想到，从建国初，由叶剑英开始领导的橡胶生产开始，到我父亲又来领导橡胶生产，这一代的老红军们，他们都是敢于拍板和敢于担当，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新贡献。

    2006年，在北京地质大学召开了刘型100周年的座谈会，农业部长何康正好感冒住医院，我们怕影响他的身体，但是，他拔了点滴赶来参加纪念会议，本来计划让他发言10分钟，但是他讲了1个多小时。

    何康总结出了，在刘型的领导下，农垦部在热带作物及橡胶生产上的5个突破：（1）突破了对米秋林学说的迷信。（2）我们突破国际上100年来，橡胶种植在热带地区17度线以内的界限，我国从北纬18度至24度的亚热带地区种植橡胶成功，在世界上都是一个奇迹。(3)支持我国专家，突破育种栽培的传统技术。（4）突破吃大锅饭的管理体制，实现了集体承包制，实现了经济效益的跃进。（5）突破帝国主义对我们国家的封锁。

    由此，1982年全国橡胶科研协作组荣获了“国家发明一等奖”。1999年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获得了“橡胶产业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982年全国橡胶协作组获国家方面一等奖

    1951年帝国主义国家掐我们的脖子，…….他们认为，我们没有天然橡胶，我国会走向死亡。

    历史开了个玩笑，33年后，还是在法国巴黎这座城市，回应了他们那蛮横的宣言。各国橡胶的权威们赞叹了，他们赞叹中国，说：看来，全世界所有的热带植物科学论著和大百科全书，都必须重新修正关于橡胶树的条目。世界的科学家承认了中国在橡胶科学上的突破。

    1982年，当全国橡胶协作组获得这些奖项的时候，我的父亲已经去世了，许多参加科研的专家，技术人员已经谢世了，我们的这个突破是包括他们的几代人的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个突破是对帝国主义对我国封锁的突破，是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突破。这个突破是我们党的突破、是我们国家的突破、是我国人民的突破。

    1981年，我的父亲病重，住进了北京医院。我父亲曾经支持的我国的技术人员何康，后来成长为：农业部部长。何康部长给我父亲写了慰问信说：你领导热带作物生产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并带来了热带作物的水果：好几个品种的芒果，让父亲品尝。父亲口述，让他的侄子刘南桂替他回信说：“芒果好吃！热带作物的方针自有公论！”这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封信。从中看出父亲对他领导的橡胶及热带作物的生产敢于创新！敢于突破！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被选为中纪委常委。

    曾任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三．父亲的遗产

    1981年父亲病重住进了北京医院，他不放心我们子女的情况，专门要我母亲查查我们三个子女的三个家庭：“有没有买过走私的电器等？有没有灰色收入？”我们三个子女都是在基层踏踏实实地工作着，我哥哥在研究所做技术工作，我姐姐在大学当老师，我在发电厂作技术工作，直至退休。我们三个家庭都没有买过走私的电器，没有往自己家里搂不义之财，没有灰色的收入！当母亲给他讲了：我们三个子女的三个家庭都没有这些问题时，他放心了。

    他的雄心还很大，对前来看望他的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说：“我出院后，一定要完成你交给我的撰写井冈山革命斗争史的任务”，但他没来急完成任务。

    他昏迷时，有时两只脚在床底下直摸，我母亲程宜萍问他：“老头子，你干什么呢？”，他说：“我在找草鞋呀，要上山了！”，我哥哥在一旁说：“爸！你在后方指挥，我们上前线去！”，父亲立刻回答说：“你们去不行，我要亲自去！”，说完站起来就走，我哥哥只好提着点滴的瓶子，跟在他后面走。

    有时候，我爱人梁汉平陪着他，他总站起来，双手在头上做动作，我爱人问他：“爸，你在干什么？要不要我帮帮你？”，父亲回答说：“你听！……军号响了，要出发了！我在戴军帽呢！”。

    父亲是从井冈山走出来的老红军战士，一个70多岁的老人，在他弥留之际，在他昏迷时，他不思、不想、不推理，没有正常的逻辑思维，但在他的骨子里，在他的心里还是把自己想成是一名红军战士，他刻骨铭心的惦念着井冈山，魂系革命战争年代：“你听！军号响了，要出发了！”为了世界大同，他又穿起了草鞋，戴上了军帽，开始了新的长征了！

    父亲走了，他没有给我们3个子女留下任何一句话，甚至也没有给我母亲留下任何交代，他没有给我们留下存款、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一间房产、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一陇地产，而他给我们留下的是红军的精神！他是我心中永远的红军！

    我们时刻想念父亲、回忆父亲，要把父亲留给我们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