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中国西南边陲重镇的秀山县城，城墙坚实，古色古香。

秀山第一任县委书记兼县长于吉仁。

秀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汤吉震。

秀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郭锡绿。

秀山县委第一任纪委书记柳义文。

1949年西南服务团战士楚方谓。

“西南服务团”秀山中队，随刘、邓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从湖南茶峒过浮桥、渡清水江、进入四川洪安渡口场景。

1949·11·20，西南地区第一个县级人民政府，秀山县人民政府成立。

1950·01·18，西南服务团卫生队员重庆合影。

1950·11·24，秀山军事法庭在县城南门外飞机坝的中山纪念堂召开公审大会，公审反革命匪首王西之、袁文述、陈光佩、邹南清，执行枪决。

西南服务团秀山中队战士李治武。

西南服务团秀山中队战士上海来的学生张友谷。

西南服务团秀山中队袖章。

    进军大西南：西南服务团上海诞生

    由邓小平同志筹划并亲自命名、组建、培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于1949年6月12日在上海成立。“西南服务团”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同随“西南服务团”进军入川，亲身经历了“西南服务团”的组建、培训，目睹了小平同志风采，聆听小平同志教诲，从事接管、征粮、减租、反霸等工作，留下难忘记忆。

    为了首先在上海组建“西南服务团”第一团，小平同志亲赴上海，在华东局会议上提出此事，得到三野司令员、时任上海市长陈毅同志大力支持。陈毅还和粟裕在上海天蟾大舞台主持了动员大会，号召全市300多所学校和50多个行业、科研单位的知识分子投身解放大西南行列。

    小平同志特派华东支前副司令员曹荻秋在大夏大学成立“上海西南服务团团部”，公开招生并负责安置和接待。

    自此，组织、宣传和后勤等工作全部到位，上海掀起“到西南去”的参军热潮。

    小平同志说：“‘西南服务团’对整个大西南的接管与建设举足轻重。”

    在进军前夕，小平同志命令三兵团司令部与“西南服务团”一团（上海组建）一起编入第五梯队行军系列以利照应；同时，安排“西南服务团”随二野战斗部队同步进军。

    由小平同志亲自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上海一团）”经过报名、地下党推荐、筛选后的3000余名同志，于1949年7月24日下午离开上海，乘闷罐火车到达南京集中培训，并在8月2日全体换上军装。

    邓小平风采：亲自动员组建西南服务团

    我们军帽上闪烁着“八一”帽徽；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左胸上的布证所不同的是下面加了一排“西南服务团”字样。

    在南京集训期间，我们有幸数次亲睹邓小平风采。此事缘于他在日理万机中，于1949年9月6日、9月20日、9月21日、9月22日4次专为“西南服务团”作报告。

    这之前，二野司令员刘伯承、副政委宋任穷等同志都作过报告。小平同志作报告刻意选择在我们向西南进军前夕。

    “西南服务团”各支队按接管地区随各兵团前进。

    11月9日，我方先头部队解放了四川第一个县城秀山后，小平同志视察由“西南服务团”秀山中队建立的第一个县人民政权，部署立即开展征粮，以供随后入川过境大部队之需。

    1949年12月3日，我们在向酉阳进发的公路上，见到了乘坐吉普车的小平同志。他探出身来向行进中的“西南服务团”的同志们问好，并且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重庆解放了！”我们闻之纷纷把军帽抛向空中，欢呼雀跃，然后唱起了《到西南去》和《解放军进行曲》等歌曲。

    秀山县政府：西南民族地区第一个红色政权

    西南服务团在常德休整期间，上级宣布了各县领导班子。秀山县由于吉仁同志任县委书记兼县长，汤吉震任副县长，李同任县委组织部部长，由三人组成县委会。

    李同在苏南和南京时，都是编在西南服务团四支队一中队（丰都）的，到常德调秀山中队后，才认识于吉仁、汤吉震二位同志。

    从此，我们在秀山一起工作了两年半。

    回顾在解放初我们在秀山的一段战斗历程，虽然事隔53个年头了，现在追忆往事，仍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1949年11月7日，秀山解放。

    我们迟到了12天，于11月19日晚抵达县城。

    11月21日宣布县人民政府成立后。立即开展维持社会秩序，征集粮食等接管后的紧张工作，当时百废待举，而干部太少。县委决定由李同负责从社会上公开招收部分青年学生，举办青干班，以补充干部队伍。

    前后培训了两期，每期有百多人，分别学习10至15天。训练完毕后，多数留在县委工作队，一面工作，一面锻炼。少数分配下区，充实基层。

    有了干部，各项工作逐步铺开，各方面进展都比较顺利。

    匪情严重：数万土匪卷土来袭

    但一个多月后，我们遇到了各种困难，粮食也征集不起来了，不说支援军队，连我们自己吃饭都很困难，有时是吃稀饭过日子，上级不得不派飞机送钱送药救援我们。

    秀山这个地方，位于川、黔、湘、鄂四省交界，历来土匪猖獗。我参加革命以来，还没有遇到反动地方武装这样凶。当时他们每个区乡，都有百把人，几十条枪，每个乡长都有连枪和警卫员。再加上国民党散兵游勇，以及被我军打垮的成股残余势力，几股反动武装互相勾结，确实来头不小。

    当时我大军已过境，敌人看到我们全县只有几十名干部，驻军不到一个连，就杀气腾腾地伺机反扑，他们一是想饿死我们，二是想杀光我们。

    1950年1月23日，六区区公所被围攻，房子被烧光，还有通讯员张德义等五个同志，被叛乱伪乡长陈光佩杀害。

    接着，投诚收编的两个县中队，在官庄叛变，杀害我三名军代表。同时，敌人从四面八方逼近县城，号称三万之众，攻打我县人民政府。

    顿时、黑云压城，形势、十分危急！

    虽然敌情如此严重，但并没有吓倒我们。

    形势十分危急：县政府紧急转移龙潭

    1950年1月29日晚上，大约12点左右，于吉仁同志把我叫醒，通知我参加紧急会议。会上，于吉仁、汤吉震同志，很冷静地同大家分析敌情，估计力量，研究对策。

    当时，有两种意见：一是坚守，二是撤离。

    由于我们干部太少，部队太少（城内只有两个排），子弹也太少；还考虑到敌人里应外合的因素（确实，收编后驻守城内的第五中队第二天叛逃了），决定还是不打硬仗为好。

    县委当机立断，当夜就撤离了县城，撤出去再说。

    撤出县城后，究竟是就地打游击呢？还是转移出去呢？县委又做了实事求是的研究。打游击，社会基础不好，当时没有一个党员，招收培训的学生没有经过锻炼，思想基础跟不上，更没有斗争经验。再加上力量太薄弱，弹药太少，反复考虑后，打游击的条件太差，难免带来不必要的牺牲。

    还是保存干部，暂时转移为好。

    那么往哪里转移呢？一是向湖南方向转移，那边有解放军四野部队驻守，那一方敌人布防也薄弱；二是朝酉阳龙潭方向转移，龙潭离地委近，联系方便，只是敌人的势力主要摆在这一方，困难大些，最后决定采取声东击西转移龙潭。

    次日拂晓先往湖南方向出发，然后北上龙潭，遇上敌人边打边走，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傍晚，走到官庄公路边，敌人枪一响，多数当地学生跑散了。上海来的学生张友谷，失掉联系了（以后安全归队）。

    过了官庄，正遇上我部队一个班，押运盐车从龙潭转来，还带回两门小钢炮。同时爱国民主人士杨通惠也随车归来。

    于吉仁同志同杨谈话后分手。

    再往前龙池（应为美翠）菜坨时，敌人在山顶扼守，打了半个多小时，我部队放了两炮，敌人迟迟不敢下来，我们趁势冲了过去，牺牲两名战士，班长张金辉重伤，隐蔽在老百姓家（后安全归队），又继续前进。

    走到秀山去龙潭的必经地险要处～猴子山，又打了一仗，当晚胜利到达龙潭。

    解放军一团：打回秀山敌人仓皇溃逃

    我们到龙潭后，立即与地委、军分区取得联系，汇报了情况，上级批示：就地待命，抓紧时间整顿队伍，提高思想。

    1950年2月17日（古历正月初一），我解放军一团和秀山独立营以及全县干部，在军分区参谋长赵梁才率领下，趁大年初一敌人不备之机，打回秀山！

    次日拂晓，我部队、干部抵达县城，我军一阵猛烈炮击后，敌人闻风丧胆仓皇溃逃。五星红旗又在秀山城高高飘扬。

    回顾这一段艰险的历程，之所以能化险为夷，保存干部，取得胜利，是与于吉仁、汤吉震二位领导同志临危不惧，沉着应对，果断决策分不开的。于、汤二同志在工作中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坚持集体领导，坚决执行党的政策，掌握斗争策略等工作作风，至今仍记忆犹新。

    清匪反霸：秀山建政剿匪初具规模

    县政府回秀山后，立即成立剿匪司令部。在军事围剿的同时，开展群众性大规模清匪反霸运动，随即进行土地改革，清匪反霸、民主建政。

    在这一系列的斗争中，发挥统一战线作用。象熊绍韩、杨通惠、欧百川、唐载飏等爱国民主人士，当时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给我们介绍秀山政治、经济、封建派别、反动武装、土匪势力等重要情况，使我们做出决策时，心中有数。

    他们在安定社会秩序、争取上层人士、减少阻力，使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在保护干部脱险方面唐载飏先生立了一大功～当时二区区委书记郭锡禄同志遇上土匪，眼看要被抓的危急时刻，由唐先生隐藏起来，安全脱险了。……凡此种种，使我对秀山解放初期的这段斗争历史，对于吉仁、汤吉震同志以及我们一道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至今仍时时思念，久久难忘。

    （注001：本文取材于李同的回忆录）。

    （注002：李同，上海人，西南服务团秀山中队成员，任秀山第一届县委组织部部长，与秀山县委书记兼县长于吉仁、副县长汤吉震等三人，组成县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