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红军长征黄平战斗的报道能够刊登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报《红星报》,说明黄平战斗在党和红军的生死关头具有扭转乾坤的重大战略意义。黄平战斗的胜利,有力地维护了黎平会议的决议;为毛泽东复出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使红军部队及时得到了休整和整编,提高了战斗力;打乱了敌人把红军消灭在乌江南岸的计划;为红军四渡赤水等战役作了重要的军事演习。
【关键词】红星报;黄平战斗;战略意义
1934年12月下旬,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黄平时,在黄平县城新州五里桥、尖山坡一带与驻守的贵州军阀部队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史称“黄平战斗”。半个月后的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遵义城召开。当天出版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报《红星报》第68期,在第三版显要位置发表了红军长征途中有关黄平战斗的两篇新闻特写——《战场上的第四连》和《一个模范班长》,把黄平战斗提高到了“争取五次战役”即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全部胜利的战略高度,彰显了黄平战斗的重要战略意义。
一、《红星报》上的黄平战斗
《战场上的第四连》报道:(1934年12月)二十七日五里(本文作者注:应为“五里桥”,系原文笔误)战斗中,“实团”第四连全体指战员特别表现着英勇、坚决、迅速、果敢。该连首先占领了一个山头,敌人以四个连的兵力来冲,我四连的红色战士毫不动摇的沉着应战,上好了刺刀,准备好了手榴弹,以一个排固守山头,以两个排向敌人反冲锋。一个冲锋冲过去,打了十多个手榴弹,敌人四个连的兵力就屎滚尿流似的坍了下去,还缴获了敌人一支马枪。同志们,学习“实”团第四连以少胜众的精神,来争取五次战役的全部胜利。

《红星报》1935年1月15日第三版刊登的有关黄平战斗的两篇新闻特写(截自《孔夫子旧书网》)
《一个模范班长》报道:(1934年12月)昨(廿九)日新州战斗中,“实”团三连与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战斗,特别是该连三班长在战斗中表现非常坚决英勇。连长给他们以固守该班阵地,掩护主力突击的任务,当敌人集中两连兵力企图夺取三班阵地,结果在三班长坚决领导之下与敌人拼手榴弹,终于把敌人打坍下去,巩固了阵地。这种英勇的模范行为,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据红军长征战斗序列载,报道中所述的“‘实’团”即红三军团四师所属的红十团。彭德怀军团长率领的红三军团中有一个英雄的红四师,红四师下面有一个英雄的红十团。1933年,杨勇担任红十团政委,团长是沈述清。长征开始后,红十团是红四师的前卫团,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肩负着最为艰巨的战斗任务。血战湘江,沈述清团长和继任的杜中美代理团长先后牺牲,团政委杨勇临时代理团长职务,黎平会议后随左路纵队进军黄平,担任攻占黄平的先锋。
《战场上的第四连》《一个模范班长》两篇新闻,报道的就是红十团政委兼代理团长杨勇亲自指挥的黄平战斗的战斗片段,文中的“新州”即黄平县城,“五里桥”即县城郊新州镇五里桥村,报道活灵活现地展示了红十团全体指战员在战斗中的顽强勇敢和战斗的激烈场面。曾选编为全日制小学五年级语文课文的《旗手的责任》一文写道:“这年年底,部队进军贵州,来到黄平城下。驻扎在那里的军阀部队挡住了我们前进的道路。为了迅速向乌江挺进,上级命令我们立即攻占黄平。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冲锋号吹响了。团长一声令下:‘团旗,上!’我跃出战壕,高举红旗,向敌人的阵地冲上去。我听见身后杀声震天。全团战士个个生龙活虎,端着明晃晃的剌刀冲了上来。军阀部队吓得腿都软了。”《红星报》以红十团三、四两连指战员用刺刀、手榴弹把敌人打得“屎滚尿流”的特写镜头,与《旗手的责任》中“全团战士个个生龙活虎,端着明晃晃的剌刀冲了上来。军阀部队吓得腿都软了”的描述互为印证,表现了激烈的黄平战斗的场景,彰显了红军战士英勇、坚决、迅速、果敢的战斗精神。
《红星报》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由红军总政治部主编。1931年12月在江西瑞金创刊,是党和红军开展宣传工作的唯一报刊。长征期间,《红星报》成为党中央、中革军委的机关报,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当时以文字公开记录红军长征的唯一原始资料,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8月,共出版长征专号28期。这些资料真实地记录了长征中的重大事件,对于研究红军长征史,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黄平战斗的史实能够刊登在这样一份长征途中中央和军委唯一的报纸上,特别是在中央政治局遵义扩大会议召开这个关键节点上连发两篇黄平战斗的报道,且与突破乌江战斗的报道《伟大的开始——一九三五年第一个战斗》同版刊发,显示了黄平战斗的重要地位。文中盛赞红十团“这种英勇的模范行为,值得大家学习的”,号召“同志们,学习‘实’团第四连以少胜众的精神,来争取五次战役的全部胜利”,把黄平战斗提高到“争取五次战役的全部胜利”的高度,对于配合开好遵义会议,提高红军指战员的战斗激情,坚定作战意志,战胜敌人,具有重大的鼓舞士气的作用和现实意义。
后来,周恩来、杨尚昆、刘伯承、耿飚、杨成武、陈昌奉、黄克诚、宋任穷、陈云、聂荣臻等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在各种场合的讲话和回忆录中都有对黄平战斗的回忆,足见黄平战斗在整个长征作战中作为重大事件的历史地位和战略意义。
二、从《红星报》的报道看黄平战斗的历史地位和战略意义
《红星报》上刊登的黄平战斗的史实与红军指战员对黄平战斗的回忆,对于研究长征史具有举足轻重的不可或缺的史料价值。黄平战斗之所以能够载入长征时期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最高机关报《红星报》,在于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战略意义:
第一,黄平战斗的胜利,有力地维护了黎平会议的决议,结束了“左”倾路线的瞎指挥,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提供了组织保障。
黎平会议虽然作出了放弃北上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继续西进贵州,占领黄平、施秉地区,到黔北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边新根据地的决定,但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会议还未能对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进行彻底清算,特别是还未从组织上撤销他们的职务,因而在进军黄平途中,他们仍然顽固地同毛泽东等人争论不休,仍然坚持不过乌江的错误主张,企图违抗黎平会议决议。这种情绪对执行中央决议不利,对红军作战影响很大。黄平县城的胜利攻克,以铁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关于向贵州进军主张的正确性,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提高了红军指战员的战斗激情,坚定了他们的作战意志,有力地击破了李德等人北上湘西的梦想。为此,在瓮安猴场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为确保决定的执行,决定明确:“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果断地把军事指挥权从李德之手转移到了中央政治局和军委集体领导之中。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中说:“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烈。在争论过程中间,毛主席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首先是得到王稼祥同志的支持,还有其他中央同志。”“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斥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张闻天传略》中更直接地说:由于“李德、博古仍不放弃错误的战略方针,1935年1月1日的猴场会议遂决定停止李德对于红军的指挥。”
第二,黄平战斗的胜利,使毛泽东的威望与日俱增,为毛泽东复出指挥党和红军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从1931年毛泽东被排斥出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后,“左”倾教条主义者执行一条错误的军事路线,红军损失惨重,党和红军面临绝境。在恶劣的环境中,党和红军迫切寻找自己的领袖,希望恢复毛泽东的正确领导。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昏庸无能和失败,毛泽东复出指挥党和红军的条件逐渐具备了。通道军委扩大会议采纳毛泽东继续西进的意见,证明毛泽东复出指挥党和红军已经有了转机。黎平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否定了李德等人的错误主张,实现了红军的战略转兵,证明毛泽东复出指挥党和红军已经有了一定的干部基础和思想基础,说明毛泽东不仅重新有了发言权,而且开始有了举足轻重的影响。红军到达黄平后,按照黎平会议关于“坚决进攻和消灭”黄平之黔军,“并钳制黄平以南之黔军,及由东西可能来追之湘军及中央军”的指示,运用毛泽东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的军事策略,一举攻克黄平县城,毛泽东的威望与日俱增,要求毛泽东复出指挥党和红军的呼声越来越高。

2010年10月2日,中央党研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在黄平张王橘林谈话遗址考察
1934年12月30日,在黄平旧州一片茂密的橘林中作短暂休息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和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代表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意志,明确表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各军团首长都赞同请毛泽东出来指挥。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一次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于是,在进入瓮安后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解除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权,为毛泽东的复出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遵义会议取消了“三人团”,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明确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接着,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小组,从此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第三,黄平战斗的胜利,使部队及时得到了休整,进而顺利完成整编,提高了的战斗力,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作了坚强的军事保障。
红五军团第37团政委谢良的回忆录《铁流后卫》专设《黄平整编》一章,详细叙述了红五、红八军团在黄平县城完成黎平会议确定的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的整编计划。


红三十七团政委谢良著作《铁流后卫》有关黄平整编的资料
黄平战斗胜利结束后,红五军团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在黄平县城休整三天,等待红八军团到来进行整编。红八军团在湘江战役中损失惨重,减员过半,军委决定取消八军团番号。通过整编,八军团并入五军团,取消师一级建制,精简了机关,充实了连队,两个团并成一个团,两个连并成一个连,每个连队有一百五六十人,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部队整编之后,将一些伤病员留在黄平,得到了黄平人民的精心照料,许多人很快恢复健康,有些赶上了部队,有些转回了老家,有些留在了黄平。部队利用在黄平休整三天这难得的时间,筹集粮食和药品,缝制了一批军装。红五军团中央代表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对黄平战斗胜利后红军战士旺盛的精气神进行了描述:“贵州东部与北部之守军为侯之担部两个师。侯之担部可怜连战连败,直败至乌江边。王家烈部此时在新黄平扼守。但亦被红军击败,弃城而走。此时红军即完全占领镇远、施秉、黄平。红军由湖南转入贵州,此时确缴获不少。侯之担部至少一师人被缴械,并连失黎平、黄平、镇远三府城,红军将各城市所存布匹购买一空,连战连进。此时红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队中都穿上了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
第四,黄平战斗的胜利,打乱了敌人企图消灭红军于乌江南岸的军事计划,使敌人内部矛盾加剧,减轻了对红军的军事压力,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红军乘着黄平战斗胜利的声威,迅速渡过乌江,进占遵义,一下子把十几万敌军甩在了湘西和乌江以南,使敌人内部矛盾加剧。何键抽调20个团去湘西“围剿”红二、六军团;刘湘的川军在长江南岸一线不敢轻进;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滞留黔南,欲占贵阳援助王家烈;薛岳率领的蒋军奉命赶往贵阳抢占王家烈的地盘。这样,中央红军不仅避免了陷入敌人重围甚至全军覆没的危险,而且减轻了军事压力,争取了主动。加之有红五军团作坚强后卫,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红军总部指战员在遵义地区获得了一个宝贵的休整时机,使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军团首长,能够从从容容地坐下来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这就是说,如果没有黄平战斗的胜利,中央红军有可能遭到覆没,或者还要整天忙于与敌人周旋、搏斗、厮杀,根本没有时间坐下来,自然也就没有遵义会议的召开,也就没有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领导岗位的可能,或者说就会推迟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的时间,从而使中国革命受到更大的损失。
第五,黄平战斗的胜利,为红军四渡赤水等战役作了重要的军事演习,在红军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中央红军的目标是到遵义建立根据地,但黔军对黔北和贵阳防守皆甚严,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如果取道旧州,由瓮安北渡乌江到遵义,将有被乌江守敌合力聚歼的危险;如果由黄平县城沿湘黔公路攻贵阳上遵义,王家烈肯定不会拱手相让,必定死守硬拼,红军伤亡必然很大。因而对遵义只能智取,不能强攻。为了迷惑敌人,夺下遵义,毛泽东等人认真分析了敌人在乌江和重安江一线的布防情况后,决定围攻黄平县城。一方面,围攻黄平县城,给敌人造成红军要攻打贵阳的错觉。王家烈为了保住他的老巢,自然要将乌江南岸的黔军调过来加强重安江至贵阳一线的防卫,从而造成乌江布防空虚,红军便可由瓮安北上,顺利渡过乌江。确如毛泽东等人所料,当国民党“追剿”军第二兵团总指挥薛岳得知红军“主力进至黄平”的消息后,认为红军“似有转窜贵阳以北模样”,即宥(26日)电请王家烈“保持重点于施秉、黄平之流域,俾适时与本路夹击之”。另一方面,红军入黔,王家烈有两怕,既怕被红军消灭,又怕被蒋介石的“中央军”吞掉。因为黔军是有名的“双枪兵”,加上官佐腐败,兵士颓糜,军无斗志,对大股的土匪都不敢打,怎能敌过红军。他为了保存实力,免遭蒋介石吞并,必定不敢与红军恋战。就这样,红军采取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的军事策略,取得了黄平战斗有胜利。

2004年建成的《中国工农红军黄平战斗遗址》纪念碑
红四团团长耿飚在回忆录中说:“在我们红四团攻占黄平后,军委命令一军团一、二师分别在龙溪、江界两处准备强渡乌江。我们二师由红四团为前卫,在军委直接指挥下从江界强渡。为了迷惑敌人,我们一路上大造进攻贵阳的声势。每到一地,便打听到贵阳还有多远,贵阳好不好打。还在山崖城墙上刷大标语,写上‘到贵阳还有××里’的路标。实际上,我已经派出侦察分队,开始了渡江前的准备工作。”红四团政委杨成武也回忆说:“其实,红军此行并不是要攻打贵阳,只是想通过乡亲,把这个虚虚实实的消息传给蒋介石、王家烈听听罢了。而红军真正的意图是:声东击西,直奔乌江。”
红军取得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佯攻贵阳、实取遵义的黄平战斗的胜利,为红军四渡赤水等战役作了重要的军事演习。纵观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北渡金沙江这段作战过程,毛泽东连下几手“佯攻”妙棋,使红军乘虚而入,大功告成。可以说,黄平战斗是毛泽东声东击西、调虎离山军事思想的成功典范,它为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北渡金沙江作了重要的军事演习和尝试。如果没有黄平战斗的成功经验,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北渡金沙江就不会这么用兵如神。如果说红军四渡赤水是毛泽东的得意之笔,那么,运用声东击西、调虎离山军事策略进行的佯攻贵阳、实取遵义的黄平战斗,即可视为红军四渡赤水前的重要军事演习;如果说四渡赤水是中国红军战史上的伟大转折,那么黄平战斗则是党和红军历史上生死攸关重大转折的开始。黄平战斗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大杰作,在红军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黄平战斗的胜利,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路线与“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的错误路线作斗争所取得的伟大成果。这一伟大成果标志着我们党开始走向成熟发展的道路,为挽救党和红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写下了黄平光辉灿烂的历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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