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28日，古都北京阳光明媚、绿意盎然。朱德、聂荣臻、陈琮英等带着远志、远征、远远三个孩子早早地等候在北京站站台，迎接结束赴苏疗养生活的任弼时和小女儿远芳。列车停稳后，陈琮英和三个孩子迫不及待地迎上去，任弼时刚下火车就高兴地说:“琮英，我把女儿带回来了。我也好了，再休息一下就可以工作了。不干事情真憋得慌啊！”看到任弼时神采奕奕、面庞红润，众人欣慰地笑了起来。随后，任弼时扶杖和半年未见的老友朱德并肩走在前面，聂荣臻、陈琮英等跟随，一起步出车站回到景山东街的寓所里。

1950年5月28日，任弼时从苏联回到北京，朱德、聂荣臻等到火车站迎接

    一、申请恢复部分工作

    第二天，时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央保健局局长的傅连暲把克里姆林宫医院专家的诊断和意见报告毛泽东:“一、高血压症，糖尿病。二、心肌营养不全。三、血管硬化。”“一、自今日起休息两星期（五月廿九日至六月十一日止）。二、每日上下午工作时间总共不得超过四小时。（意开始时先做二小时）。以后根据病情可以酌量增加。星期日必须休息。三、九月一日仍要到疗养院再休养一月。四、经常要有医生照顾他。”

    久经战火的中国人民，此时正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肃清残敌完成统一大业，恢复和发展生产而奋斗。6月6—9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主要研究确定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一直关心国家发展建设的任弼时带病参加了部分会议，但没有发言。会后，他继续休息。6月24日，傅连暲组织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专家张孝骞主任、内分泌专家刘士豪主任，北京医院的心血管专家吴洁主任等医学界名流为任弼时会诊，由北京医院副院长金茂岳、中央领导保健医生王鹤滨执行会诊的医疗方案。专家会诊后，傅连暲报告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自三中全会后，已休息两星期，“病情稍有进步”。医生建议，从6月26日起“可以在家中中开始练习工作，每日二至四小时，至九月份再行休养”。任弼时也按耐不住，想要为党为新中国多尽一份力，为毛泽东等战友多分担一些工作。因此，26日致信毛泽东及书记处其他同志，主动要求恢复部分工作，每日工作四小时。他的理由是：高血压已经从赴苏疗养前的200—220mmHg稳定在170mmHg，而且持续下降中（165mmHg左右）；医生建议恢复部分工作对巩固身体、恢复工作能力有好处；自己感觉状态良好，每日看电报、文件及报纸4小时还“能支持得住，不感觉太疲倦”。27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弼时意见，试做工作，每日不超过四小时，主管组织部和青委。”与此同时，任弼时得到消息：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美国派出海空军介入，扩大战争，并派遣第七舰队向台湾省出动，企图阻挠中国统一大业。他的心情开始变得沉重、紧张起来。

任弼时致信毛泽东及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求恢复部分工作的手迹

    二、参与抗美援朝决策

    恢复工作后，任弼时马上听取组织部和团中央的汇报，详细了解一年多以来的工作发展和当前的安排。对友邻朝鲜的战局和美帝国主义在中朝边境的挑衅特别关注，每天坚持阅读电报、查看地图。如此以来，每日的工作量实际超过四小时，但感觉“无不适”。到了八月底，任弼时满怀信心地对傅连暲说∶“我现已经好了，请你给刘医生（陪护医生刘佳武）安排个地方去学习。”
苏联主治大夫白祖比克也返回苏联，临行时叮嘱任弼时要在九月休息。二人走后，他便对傅连暲说∶“不如继续练习工作，到十二月再休息。”傅连暲无奈只好同意。不料九月初，他的高压在一次小感冒后回升到185mmHg，卧床十天才得以恢复。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向北进犯，朝鲜人民军陷入被动。同时，美军飞机悍然侵入中国东北领空，进行扫射和轰炸，威胁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1日，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致信毛泽东，“盼望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同日，任弼时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一周年庆典。他时而和老友朱德相依站在一起观看庆典；时而双手撑在汉白玉石栏杆上，全神贯注地远望着欢欣鼓舞的人群。他内心激动，但紧蹙的眉头间又挂满了忧愁。10月5日，任弼时出席讨论朝鲜战局问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发言中指出：中美虽然在武器装备、经济实力方面差距悬殊，但这并不能完全决定战争的最终走向。朝鲜乃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邻邦，是新中国为数不多的亲密朋友之一，岂可坐视不理。更不必说中朝两国命运紧密相连，唇亡齿寒。一旦朝鲜被覆灭，美国势必以朝鲜为基地时刻威胁中国腹地。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必须坚决捍卫新中国！因此，他同意派遣志愿军赴朝鲜作战。10月8日，应金日成的请求，中共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毛泽东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出动，协助朝鲜人民军作战。

1950年10月1日，任弼时在北京参加国庆一周年庆典

    10月18日，任弼时出席中共中央欢迎世界青联代表团的宴会；席间，告诉陆定一，他的体重已经减轻，血压也降低，对自己的健康很乐观。

    三、抱病超负荷工作

    10月19日上午8时，任弼时约请河北武安县县委书记、部分区委书记和党支部书记，到他的办公室座谈。他询问农村党员的思想情况，征求大家的意见，并亲自做笔记，为召开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作准备。座谈会一直进行到下午两点，远远超过四小时的规定。正是这一天，中国人民志愿军分几路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北部地区。他仔细阅读前方发来的战报，深夜，他的办公室里灯火依然亮着。这时，恰逢《中国青年》杂志创刊二十七周年，他为刊物写了纪念文章；刊载在21日的《人民日报》和当天出版的《中国青年》。10月23日，任弼时和师哲谈话；当晚，出席了中共中央的会议。

    这段时间里，任弼时的工作时间经常超过八小时。由于过度疲劳，他的神经经常呈现一种亢奋状态，需要吃些安眠药才能休息。由于朝鲜战争局势紧张，中共中央连日开会。有时晚上刚吃完安眠药躺下，来了电话，他马上起来问是不是通知开会。如果是开会，他非参加不可，又立刻赶到毛泽东那里。按照医生规定，本应到睡眠时间退席，但他常常坚持到深夜。在遵守别的制度上，他是大家的模范，但在休息制度上，他却经常忘记。因过于劳累和精神高度紧张，他的病情实际上逐渐加重了。

    早在1942—1943年期间，便出现头痛的毛病；但直到1949年4月，任弼时始终坚持工作，期间虽短暂修养两次，也并未完全放下手中的工作。1949年4月开始服药治疗后，病情并未好转，头晕、头痛、眼花的症状进一步加重。经专家会诊，确认病情很严重，中共中央才决定让任弼时去苏联养病。经半年的医治疗养后，“睡眠良好。较少头痛、头晕”。恢复工作后，经常性的超负荷工作，又再一次加剧了他头痛、头晕的症状。为了打起精神，任弼时安排工作人员买来一盒清凉油。有时头痛得厉害，他便眯上眼睛，唤来远志、远征、远芳几姊妹在他的眼睑和太阳穴上涂点清凉油，帮助他按摩按摩头皮。稍微舒缓后，他便继续审批有关朝鲜战场上的电报，看文件，看地图，思考问题。

任弼时逝世前用过的清凉油

    四、忧虑朝鲜战争

    见他工作到深夜，警卫员赵行杰等常常催他休息，他总是说:“朝鲜战争这么紧张，战火已烧到了我们的大门口，有好多电报、文件要处理，你们先休息吧。”妻子陈琮英着急地说:“有的事明天再忙不行吗？”“休息吧，明天再干。”他摇摇头说:“不行啊，明天有明天的事啊！”“事情总是要做的。今天做不完，明天还是要做。你先去休息吧。”陈琮英心疼地说：“天冷了，晚上凉，你要注意身体啊！”“是啊，很冷。东北、朝鲜一定更冷了。我们的国家现在很艰难呀！不知道我们的战士……”任弼时没有说完就停住了。妻子怎么能不明白丈夫的心事呢？！沉默了一会儿，任弼时说：“我再忙一会儿，没事的，你先去休息吧！”等到妻子走后，疲倦的他缓缓摘下眼睛，拿起桌上的清凉油在眼睑和太阳穴上又涂抹了一些，稍微恢复精神后又继续工作。他完全忘记了自己的重病，却依旧记得自己的信念：“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不走九十九步”。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任弼时最忧虑、最关注的就是朝鲜战争的局势。有一个片段，任远志记忆深刻。

    那是10月21日，星期六，远志从学校回到家里，见到父亲还没有回来。她又准备像往常一样，在听到父亲从外面走进家门的时候，故意玩一个把戏逗父亲开心。等到任弼时进门坐定之后，藏在门背后的远志突然大声笑着跳出来，牵住了父亲的手。但令远志意外的是，这次任弼时虽然笑了笑，但很快恢复平静，似乎有什么心事。第二天早晨，远志陪着父亲在院子里散步，又讲了许多趣事，但是任弼时只是不经意地应声，似乎没有听到。于是远志疑惑地问道:“爸爸，你从昨天回来就不太讲话，是在想什么啦？”他这才回过神来告诉女儿:“我在想朝鲜问题。”过去，任弼时散步的时候，有说有笑，借以恢复疲劳。既会工作，又会休息。自从朝鲜战争局势紧张后，他的笑容消失了。散步的时候，一声不响，慢慢踱来踱去，低着头想事情。是啊，朝鲜战争的命运与新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连，他怎么会不时时刻刻忧虑呢？

    10月24日晚，任弼时同工作人员交谈即将召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有关问题后，继续伏案研究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诱敌深入山地加以围歼给彭德怀、邓华的电报》等关涉志愿军入朝第一战的电报，查看朝鲜战场形势图，思虑朝鲜战局。夜深了，他在地图上标了最后一个红圈，随手把台历翻到新的一页——十月二十五日，才拖着疲惫的身躯慢慢躺下……

任弼时办公室原貌

    五、猝然逝世

    10月25日清晨，陈琮英起来之后喊了几声，只听到“呵”“呵”的回应。她急忙走上前，看到任弼时张着嘴，但已说不出话，两只手无力地垂了下来；她抱住丈夫大声喊：“弼时，弼时，你怎么了？”随后，立即电话通知傅连暲。力伯畏接到电话后，立即报告傅连暲，并快速骑车赶到景山东街。在北房会客厅里，见到任弼时半坐在床上，讲不出话，黑色的胡须和头发早已挂满汗水。颤抖而又微张的嘴唇，抽动的面部，显露出内心的焦急，只能用眼神来表达意识了。紧随力伯畏之后，傅连暲赶到景山东街，发现病情严重，立即向毛泽东报告：“任弼时同志今早七时发现中风现象，右半身瘫痪（即半身不遂），失语，血压二百三十，脉搏一百，大汗，病情严重……”
毛泽东立即批示：“要找最好的医生会诊”。

    傅连暲立即组织陪同任弼时来华的苏联专家，北京协和医院的院长钟惠澜，以及张孝骞、刘士豪、金茂岳、吴洁、王鹤滨等专家会诊。远志几乎是跪在地下守在父亲身边，任弼时看见远志后，用左手紧紧地抓着大女儿。在钟惠澜建议下，又请来协和医学院神经科主任魏毓麟及著名内分泌学家朱宪彝，反复检查。周恩来、刘少奇也来看望任弼时。周恩来握着钟惠澜的手说：“一切听你们的了。”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也都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专家们经过认真细致的会诊，确诊是因高血压而造成的脑室出血症，决定由王鹤滨和金茂岳具体执行治疗。由于脑出血量太大，医疗条件有限；虽经各方专家日夜抢救治疗，任弼时的病情仍然愈发严重，26日晚间病情突然恶化，逐渐陷入了昏迷状态。27日上午，忙于出兵问题的朱德才急忙赶来，刚走到任弼时的床头，就喊“弼时呀，弼时呀，我来看你了”。昏迷中的任弼时竟霍地一下坐了起来，刚坐起来就倒下了，眼神开始变得浑浊，逐渐闭上了双眼……

    最后，卫生部副部长苏井观带着针灸学女专家朱琏赶来了。二人提出针刺急救的办法，询问家属的意见。陈琮英眼神迷茫，悲伤而又无奈地说：“死马当活马医吧！”朱琏医生把银针刚一刺向人中，原本鼓胀的面部血管立即凹陷下去，潮红的面部瞬间变得苍白。任弼时的心跳停止了，心脏处于扩张状态，再也没有收缩。1950年10月27日12时36分，与世长辞，年仅46岁。长女任远志扑上前抱着爸爸的头，放声痛哭起来，不停地呼唤：“爸爸呀！爸爸呀！……”一边恸哭，一边用手指梳着任弼时的头发。在场的人顿时哭成一片，陷入巨大的悲伤之中。

    “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党和人民的骆驼，共产党员，任弼时同志终于走完了人生的“第一百步”！

位于景山东街的任弼时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