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中国民主革命时期“超群出众，得天独厚的革命家”（宋庆龄语），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中国共产党的“党外亲密战友”（胡耀邦语）。他一生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忠勇奋发，坚贞不屈，始终保持了一个革命者的坚定立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革命”一词在其著作中出现的频率高达1840余处。作为孙中山革命事业忠实的追随者，邓演达一生致力于中国的革命解放事业。

    一、革命思想

    1927年11月1日，邓演达和宋庆龄、陈友仁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中主张建立“平民的政权”。1928年3月5日，他在柏林给季方的信中提出和使用了“平民革命”概念，说：“伟大的平民革命”“在中国说是农民革命”。1931年6月25日，他在《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一文中解释了他现在为什么要使用“平民革命”来取代“国民革命”概念，说：“‘国民革命’的名词在过去曾经普遍的称道着，但是因为他的内含与实际的表现，已非常模糊不清，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称呼中国革命为平民革命。”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平民革命”概念的内涵主要是：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军阀，要打倒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要扶助农工和利用农工进行中国革命，“平民群众”必须“以农工为中心”；小资产阶级和新兴民族资产阶级也是中国革命动力之一，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大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其中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属于革命对象，而新兴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反帝反封但并不彻底，还是“应该可以”利用的。其革命思想主要体现在：

    （一）农民运动

    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他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与毛泽东同志一起办过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他特别重视农民问题，从1925年5月致夫人郑立真信中首次出现“农民”一词至1931年牺牲的六年时间里，1150余次谈到“农民”，其中“农民运动”160余次、“农民问题”70余次。对于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农民与土地问题、如何解决农民问题都有精辟的论述。

    1924年随着国共合作的建立，农民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在短短两年时间里迅速高涨。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要求总政治部政工人员在北伐途中，注意调查和收集农民生活和农村土地占有情况，并将发动农民、组织农会支援北伐，作为总政治部工作成绩考核的一项标准[ 《邓演达年谱》第113页，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北伐军攻克武昌后，邓演达对农民问题有了更多的思考和更深的认识，在1926年11月23日与广州《民国日报》记者的谈话中，针对国民政府内部因沉浸于北伐胜利而出现重军事轻农民的倾向，指出：“此次北伐胜利，只能认为军事一方面胜利，”然而，“仅有军事胜利还靠不住，必须同时得到政治的胜利。”“必须设法使农民起来参加革命。”因此，“我们要加紧工作，宣传民众，组织民众，到农村里去打定农民运动的基础，使民众能以实力参加革命[ 在总政治部欢迎会中之演说词，1926年11月24日]”。

    1927年2月17日《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一文开始，邓演达在随后的系列文章、讲话、演说中，对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全面系统的阐述，他指出：“中国国民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在农民的解放[《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7-26日]”。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的中心问题。他不止一次谈到中国社会的基础建筑在农村上面，他认为发展农民运动是推翻封建制度的惟一途径，“我们要肃清封建势力吗？只有农民起来，才能把封建的根基摧毁。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吗？只有农民起来，才能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剥削基础打碎。所以农民起来。农民爆发了农村大革命，才能把中国革命的对象消亡[《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2日]”；农民问题是中国政治的中心问题，他指出“我们要实现民主政治，那么发展农民运动，就是我们惟一的途径[ 邓演达：党的根本问题，1927年6月24日]”。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在北伐中，邓演达深刻体会到农民阶级所蕴藏的巨大能量，他说：中国的农民一旦起来“他们的势力必为中国革命的重要成分。”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验证了“我们民众的力量，足以制胜一切。”目前“广东有了三四十万有组织的农民，湖南有二三百万农民，湖北有一百几十万，都是向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进攻的伟大力量。”因此，国民党人要深入农村，发动农民“背起锄头，拿着镰刀”起来革命，使“国民革命之胜利成为农民的胜利”；他指出，土地问题的解决是国民革命成功的关键。“土地问题为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实为革命的生死问题。”“本党始终站在农民利益方面，”“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争斗，至于使土地问题完全解决而后止”；他指出，建立农民武装是国民革命成功的重要保障。“农民有足以保卫其自己利益的武器，这是农村的革命胜利，即民主势力推翻封建势力胜利之确实的保障。”大革命时期，邓演达不仅在理论上为农民运动提供指导，而且在实践中想方设法支持农民运动，对破坏农民运动的各种言论进行坚决斗争，有力推动了农民运动的高涨。邓演达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也正是其被誉为“一贯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党外亲密战友”的佐证。

    农工党正式建立后，邓演达在《我们夺取政权之直前及直后应该做的是什么？》一文中指出：“在乡村中建立农民运动的基础，为目前本党必须进行的重要工作，”要求“每个党员必须时时刻刻提防自己脱离了生产的意识，消失了劳动的意识，并且要尽力的去吸收工农同志充实我们的党。”1931年4月，他发表《“五一纪念节”告工友》，号召：“革命的、觉悟的工友们，只有永远和农民联合，才能成为伟大的威力，才能推翻现时的统治而建立新的政权。”彭泽民认为：“在中国革命运动中，重视农民问题，坚主土地革命者，邓先生实是第一人[ 《华商报》，1941年11月28日]”。农民问题是是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中的根本问题。总结邓演达在探索中国农民问题出路上的经验与教训，对于今天解决“三农”问题，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二）军事斗争

    邓演达的军事斗争思想，随着其所处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可以分为国共合作前、国共合作时期和国共合作失败后三个时期。在其著作中直接使用“军事”一词250余处、“军队”190余处。国共合作前，从1909年秋邓演达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堂至1923年底，邓演达受时势和孙中山武装暴动及其军事思想等因素影响，产生依靠武力推翻专制政权、军队必须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和重视政治建军等军事思想。1923年2月，邓演达被授予粤军一师三团团长职务，在成立大会上，他指出：“革命军队的要素”之一是“奉行三民主义，执行本党的命令”，在加入粤军时期始终坚持军队必须执行党的命令，对于巩固孙中山在广东建立的革命政权起到一定作用。邓演达“政治军事训练并重”“在半年多一些时间，第一师绝大部份军官、军士，都大大地改变了面貌，懂得了革命的基本目的和意义[ 《李洁之文存》（上）第218页，广东省兴宁县政协文史委员会1990]”。

    国共合作时期，邓演达仍然主张军队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在内容方面有所丰富。他认为军队必须在党的指挥领导底下才能统一，才能不迷失正确的方向，离开了党的领导，军队是不能存在的。1927年2月17日，他在《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中指出：“军事指挥者应该明白，自己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自己只有无条件的听从党的决定”才能“指挥统一全体军队”“违背党的规定，那一定立刻失掉军事的权威，立刻自己丧失政治的生命。”为更好地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邓演达还提出，必须严格贯彻实施军队政工制度，特别是要求党代表和政治部在军队中必须充分发挥作用。他一再强调：“党代表要党委任，而政治工作人员，要政治部委任[ 在总政治部欢迎会中之演说词（1926年11月24日）]”。党代表和政治部政工人员都是代表党来军队工作的，必须一致合作。他提出通过政治训练提高政治觉悟，民主建军，通过军校培养革命军等主张。邓演达的军队与民众相结合包括建立农民武装的思想，有助于北伐军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从而赢得民众的大力支持，对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他指出：“中国革命是一场大的血战，我们为的是要解放民众，军事是我们的事，革命也是我们的事，不要以为只负军事上的责任，忘却了革命，那军事便没有意义，终必归于失败的。我们要明白此点，鼓起勇气，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国共合作失败后，邓演达的军事思想主要是建立平民革命军，发展了前一时期的部分军事思想。仍然主张军队必须接受党的领导，主张政治建军，在民主建军方面主张官兵平等和军民一致。北伐战争时期，邓演达曾主张军队要与民众相结合包括武装农民，国共合作失败后，他极大地发展此思想，指出革命的人民应当形成“自己的坚强革命武装[ 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1931年6月25日）]”，亦即建立“人民武装”或“人民武力[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1930年9月1日）]”。在邓演达看来，此即为“平民革命军[ 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1931年6月25日）]”。不幸的是，在发动武装起义、建立平民革命军之前，因叛徒告密，邓演达在上海被捕后惨遭杀害，原定反蒋起义计划未能实现。

    （三）民族解放

    邓演达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为拯救积贫积弱的祖国，探寻近代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探索，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卓著功绩。在青少年时代至1924年冬旅欧，邓演达的民族思想初步形成。追随孙中山参加民主革命和第一次国共合作，使邓演达的民族解放思想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他深刻理解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及民族、民权、民生主义的关系，将其作为终身奋斗的目标，对苏联人民支持中国革命表示欢迎。两次旅欧，对邓演达民族解放思想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1924年冬至1925年冬，第一次旅欧途径德国和苏联，加深了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的认识。旅欧回国，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始终站在斗争第一线，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国民革命失败后，二次旅欧考察苏联、德国等国家和地区，形成其民族解放思想的基础。1930年5月回国组党，其民族解放思想已完全形成。其核心，正如1930年9月1日《革命行动》发刊词所讲：“中国人民的事要由中国人解决，也只有中国平民自己可以解决”。他指出“中国革命，是要求民族解放与平民的解放同时解决，中国前路只有两条：或者是沦为外国的殖民地，或者是由中国平民自己起来推翻现时的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革命行动》第二期）。

    坚持民族自决，中国革命就会取得胜利。反之，就会受到挫折。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邓演达的民族自决思想是正确的。大革命失败后，由于盲目照搬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经验，中国共产党犯了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开始中国革命新时期。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一次又一次胜利，直到建立新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邓演达的民族自决思想与中国共产党提倡的独立自主思想有着本质相同的内涵——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解决自己的事情。

    邓演达在阐述民族解放思想时，提出民族革命的目的“不但在于物质的解放，而实更主要的在于精神的解放[ 邓演达著：《南京统治的前途及我们今后的任务》，1930年11月20日]”“如果中国革命由中国人民自己去复兴，那不但是可以恢复中国人民自信的活力，恢复中国民族自信的活力，而且更进一步可以促成世界的转变，促成世界大同的实现[ 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1931年6月25日]”。邓演达民族解放思想的涵义在于强调民族的自主、自立和自信，通过民族革命，予以发扬光大。这个观点至今仍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

    （四）社会主义信念

    邓演达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内容，自始即没有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尤其是他晚年的主张，很明白的指示我们向社会主义的前途去奋斗”。在邓演达的著作中，70余次谈到“社会主义”。从大革命时期开始，他对社会主义有了一定的认识和研究，一直不断地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逐渐形成了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从事民主主义事业的过程中走上了追求社会主义的道路。

    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时代潮流。充满革命与进取精神的邓演达当时就已意识到了这一点。1926年1月，他在游欧报告中认为德国政党革命的民众一派“大多数都属社会主义者。他们对中国，表示十分同情[ 邓演达报告游历经过，1926年1月1日]”。1927年11月，他在《莫斯科宣言》中指出：“中国革命之结果，其政权主要的掌握在工农为中心的平民群众手上，其经济建设，必超越资本主义之毒害向社会主义前进。”1928年12月16日，他在给季方的信中写道：“我们是社会主义者，应该承认土地问题解决为必须经过的步骤。”他指出“社会主义的实现，人人希望的，并且人人为要求那个制度实现而争斗[ 《我们的思想系统及主张根据》，中华文化合作社1929年]”。1930年9月1日，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前程，中国不能独在例外”，邓演达的看法是具有远见的。1931年4月3日，他在《现时世界及中国底局势与我们斗争底路向》一书中指出：“我们——革命的孙中山主义者底惟一责任在继续中国革命，复兴中国革命；而其目的在：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

    邓演达完整地提出了他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他设想经济落后、资本主义发展极不充分的中国，在取得民主政权以后可以采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向社会主义过渡。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以赎买的方式把私营工商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工商业。1953年9月7日，毛泽东在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代表谈话时明确说道：“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度的必经之路。”由此可见，邓演达上述设想具有远见性，被后来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和合理的。邓演达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邓演达及时吸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在对外政策上强调对苏联和共产国际要防范和提高警惕，不要随意其摆布。1930年，他在《革命行动》发刊词中指出：“中国人民的事要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也只有中国平民自己可以解决。”在当时国内外斗争形势错综复杂的情况下，邓演达能够敏锐地、实事求是地提出这一政策，无疑是正确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制定的外交政策，可以说是吸收了邓演达这一思想成果的。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邓演达是比较早地把某个理论中国化的人。无论是他的社会主义思想还是后来制定的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都是结合当时的国情的。其社会主义思想，是以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为核心、以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和经验为借鉴，在欧洲各地进行实地调查后形成的理论体系。邓演达理论联系实际，善于观察和思考，勇于实践的精神和方法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二、奋斗精神

    （一）矢志不移

    1924年12月24日，邓演达赴德前夕致信张难先：“达自问此行为出于至坚至诚之心志，而愿随求真求美之热诚欲望效其死力”，他“学稍有可述之年，即可挺身以出，为国尽力”。1925年5月17日，在给夫人郑立真的信中说：“我在军队里奋斗，也是因为觉得革命的法子未有做好”“一切的奋斗都先要自己用功然后可以成功。”7月4日，致郑立真信：“将来世界一定有一回比前回的欧洲大战还要利害的‘世界大战’。到那时候中国一定是更加有得到自由的机会，不过是一切的奋斗都先要自己用功然后可以成功。”

    在邓演达的著作中，100余次谈到奋斗。国民党改组后，“党的面目和党的工作都比之从前有大大的进步”，这个进步在于“能把我们奋斗的目标，向着大多数痛苦的民众。”在谈到政治工作时，他指出“政治工作是整个的，都是奋斗不息，猛力前进，没有前后方的不同”“每个党员都要为党奋斗，必须使他认识党，了解党的主义政纲策略”“党内的同志只有进步，只有向前面的阶段扩展前进，在这奋斗历程中，一定能观察到许多的错误，逐次改正”。我们一定先要自己立定脚跟“是代表痛苦的人们去奋斗”“革命党是奋斗的，是向前的，是时刻不停的去向前奋斗的”“我们现在要下决心去为农民利益、工人利益、一切革命的利益奋斗。”1927年7月3日，邓演达在《我们现在又应该注意什么呢？》一文中指出“我们要为保持总理三民主义的革命性而奋斗”。

    他时刻不忘奋斗，1930年11月在《南京统治的前途及我们今后的任务》中指出：“我们——革命的孙中山主义者本来负着一个唯一的使命：要把千余年来的官僚政治推翻，把帝国主义与买办豪绅的联合统治推翻，建设新的、平民的中国，即是：解放中国民族，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所以我们不断的在困苦艰难的景况当中去奋斗。”邓演达忠告《社会科学战线》底记者——“历史的前途是奋斗得来的，历史的任务只有光明坦白的奋斗者才能尽到。”1931年6月25日，他在《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一文中指出“我们要不顾一切的坚决的去实行政治奋斗，去发动群众，进行而组织机会的争斗。这就是我们所谓革命的意义和我们要从事的工作。”

    （二）不怕牺牲

    邓演达为国为民，早将生死置之度外。自参加同盟会宣誓那天起，就立志为革命献身。在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和广西军阀沈鸿英的战场上身先士卒，屡立战功，得到孙中山先生的嘉奖。在北伐攻打武昌城时，他的坐骑被敌击毙，仍沉着指挥，终于夺取武昌城。1925年9月7日，邓演达在致夫人郑立真的信中，首次谈到牺牲，“我每每想起从前一般的相识、同事、同志，多少已经为国家为人民为职务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惟有我一个人现在还躲在外国研究，不能同死在一堆，我心里头实在难过。人生总是要死一次的，不过要为人民为大众去死才能够死得的当就是了。”1926年，北伐军迫近武昌，邓演达亲临火线，敌弹从他的左肋下穿过，战马中弹倒毙，他不以为惧。在南湖视察攻城部队作战时，他向包惠僧说：“子弹头上有眼睛，谁该挨打，谁不该挨打，好像是有数焉，我在洪山作战这样的事，不只碰着一次两次，我都是履险如夷……人生总有一死，如何死法，也是碰机会，不过我愿意战死沙场，不愿意像岳飞那样死。”包惠僧在回忆录中写道：“不料5年以后的冬天，他被蒋介石秘密杀死……，他同岳飞的死法差不多一样，他死难时刚刚36岁[ 《包惠僧回忆录》第280-281页，人民出版社1983]”。1927年5月22日，他在西平各将士及政治部工作人员演说中指出：“牺牲、不怕死，是革命党员的本分”。

    1928年1月，邓演达在柏林致信夫人郑立真“我现在的工作准备在最近的将来为革命作最后的牺牲。”1930年回国前夕，他对宋庆龄说：“斗争将是长期的，尖锐的，而又残酷的。因为我过去毫不犹豫地向着腐恶斗争，譬如顽固的封建势力、机会主义以及反动行为。因而在军政两方面曾树了不少的仇敌，但他们不能阻挠我追随总理的步武，我准备牺牲生命以赴。”11月20日，他在《南京统治的前途及我们今后的任务》一书中指出“牺牲流血不是革命的损失，更不是革命的失败”。1931年6月25日，他在《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中指出“平民革命军必然是成为人民——农工平民的武先锋，是永远为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促进社会主义而产生而牺牲作战。”

    他曾坚毅地说：“个人生死何足道，中国革命必须及早恢复。”“在此种反动权威的局面下，为农工平民大众而争斗，随时都必须准备着被捕，随时都必须准备着被残杀，准备被捕杀是革命者应有的觉悟，尤其是我们应该充分的准备着，准备那最后的一刹那……。”为了农工平民大众从蒋介石反动统治下解放出来，他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

    1931年8月的一天，邓演达与卧病的朱蕴山话别，他说“我要穿草鞋去行动了，请你留守上海代我负责。”朱蕴山说：“外边风声很紧，你要警惕，倘有失处，瓦解全局。”邓说：“现在一不做，不休，生死只有置之度外。”未过三日，邓演达即被捕。在狱中，罗任一问到如果南京要以你投降作释放条件，你的意见怎样？邓演达坚定地回答：“决不！它要我投降，要我抛弃我的主张，那他拿刀子来好了！政治主张，革命态度，决不变更！”为了保护与他一起被捕的战友，他两次放弃逃脱的机会。在狱中，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拒不接受蒋介石的诱惑，最后英勇牺牲。

    （三）敢于斗争

    1926年，蒋介石制造反共的“中山舰事件”后，4月2日，邓演达尖锐地批评蒋介石说：“3月20日，镇压中山舰及缴俄顾问卫队械事，疑近于反革命行动”。黄埔军校国民党右派骨于分子组成“孙文主义学会”，极力进行反共破坏活动，邓演达站在革命立场上，反对一切损害和破坏国共合作的行为。蒋介石亲信王柏龄在军校明目张胆地支持右派学生捣乱，破坏统一战线，制造反共事件。邓演达当面批评王柏龄“破坏团结的行为”，使王柏龄十分狼狈。

    1927年3月15日，邓演达在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招待湖北农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痛苦的农民同胞呵：是已经陷在死路上了。现在我们要救自己，只有起来革命，才是一条生路。快些组织起来，用我们“野蛮人”粗手笨脚，团结斗争，造成我们的新世界”“我们真能努力斗争、便快要掌握新世界的政权了。”在大革命后期，邓演达对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阴谋活动，一直坚定地进行斗争。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背叛革命，邓演达与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领袖，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严正声讨其背叛革命的行为，为贯彻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维护国共合作而斗争。他与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以及共产党人一起，在武汉地区掀起声势浩大的声讨蒋介石的高潮。5月22日，他在西平各将士及政治部工作人员演说中指出“我们每一次的争斗，都是为着民众的利益”。6月19日，邓演达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式上指出“农民起来了，革命的胜利才能得到保障”，要使工人参加革命，“工人要获得利益，就会起来斗争”，反抗帝国主义、反抗军阀，“工人的利益便和革命的利益打成一片”，他认定“中国广大的平民群众底参加革命的斗争，实为决定将来中国命运的枢纽。”

    关于争斗的手段，《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指出：一是要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民族完全解放，唤起并组织广大民众，使其觉悟的参加反帝国主义斗争；二是平民群众要取得政权，必定要用平民群众的本身组织形成坚强的力量，去推翻千余年来传统的官僚政治；三是要实现社会主义，一定要在以直接生产的工农为重心的平民政权确固以后，运用政权去发展生产，统制生产，使生产组织化及社会化。1931年4月，他出版了《现时世界及中国底局势与我们斗争底路向》一书。自1930年5月，邓演达从海外归国，一直积极投身于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斗争，直至牺牲。

    在我们享受美好生活的同时，不能够忘记邓演达烈士为国家和人民的牺牲奉献，要将他的奋斗奉献精神转为内生动力、成为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新时代的中国正在飞速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也日益丰盛，但在发展的途中我们不可避免的会面临许多困难，我们要学习烈士的奋斗精神，征服各种困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断努力。

    三、崇高风范

    （一）坚持学习

    邓演达1905年随父到淡水读书，1909年考入广东陆军小学读书。其“为性纯洁，不慕荣利，好读书，学校的一切学术科也能悉心研究，每试必列前茅，经史子集无不谈。”其100余次谈到“读书”和“学习”。1924年12月24日，邓演达在给张难先的信中说：“天下未有不学而闻能成功者。吾党至今漂摇，岂有他故？无真实人材为之也”，旋即赴德“攻读”，学习“革命的法子”。

    1925年2月10日，他在马尼拉船上给夫人郑立真的信中写道：“外国人看中国人还成个人吗？我们真是要羞愧死了！但是不要紧的，我们知道世界问题的解决，时候快要到的，我们拼命去学，拼命去求得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法罢！中国问题应当是世界问题。”他不仅自己学习，还要求夫人“应该早些回省城读书，不要空度日子”。邓演达到柏林“这一个月里头，都是用的学德文的工夫，还未有学正式的学问。三日以后我就要进柏林大学内附设的德文研究班，大约再两个月以后可以入大学读书”“我现在决定学的，是革命的道理同革命的法子”“我们应该各人抱定一个宗旨，时时勤学，学那些为社会为人类造幸福的事情，将来能够各人尽各人的本分，才能去为受苦的人做事”。据郭沫若回忆，邓演达“喜欢读书”，在北伐途中“他读着布哈林的唯物辩证法的德文译本始终不断，通读了一遍。他长于演说，也长于文笔，颇具政治家的风度。”从1929年8月开始，邓演达先后到英国、法国、意大利、挪威、保加利亚、土耳其、伊拉克、印度等各种不同类型牡会主义、资本主义、殖民地的欧亚国家，考察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情况，以及他们国家的工人、农民、市民等的生产和生活状况，记下了大量的笔记，做有关经济、政治、哲学、历史等方面的大量理论研究，攻读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家名著，在上海出版《我们的思想系统及主张根据》一书。

    关于学习的经历，邓演达1931年8月7日被捕后在“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录供单”上亲笔写道：1925年初“离粤到德国去学习政治经济约一年”，1927年6月“离武汉重新到德国去继续做我的经济学的研究。二年之后，我就去德游历法英等国”，1930年5月“才回到中国来”，现在主持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事，“那边的工作是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及官僚政治，希望造成真正人民的政府及独立的国家。”在狱中的邓演达仍然“每天读书”，他给狱中的同志写信，要求“大家宜乘此时机，多读书，好好修养。我们出去时必有更大的使命给我们担负。我们的时候，或者快要到了，希望大家安心修养，读书，这是最要紧的事”“当现在这种时候，不可把时间空过，总要使大家用功读书[ 邓演达故乡惠州三栋镇鹿颈村村委书记邓金荣口述，2020年2月25日]”。

    在其家乡“鹿颈村全村三千多口人，普遍重视子女教育，正是继承了邓演达的这一优良传统。目前，村里有中山大学读书毕业的，还有研究生，全村大专以上学历的约占百分之10，每年都有考上重点大学的孩子，全村村民自发捐助读书优秀的孩子。”

    （二）胸怀祖国

    邓演达自青年时代即追随孙中山干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积极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和新三民主义，坚持反帝斗争，支持农民运动，同党内右派叛变活动展开英勇斗争。大革命失败后，他艰苦卓绝、忠勇奋发，始终坚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立场。一生始终胸怀祖国，在其著作中1600多次写到中国。1928年8月在挪威，在给季方的信中曾写道“我每念及中国，我实觉责无可卸！”

    邓演达爱国主义思想的根源是反对封建主义，拯救人民群众，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1927年3月16日，邓演达在对十一军官长训话中指出：“我们为什么要革命？就是为着要解放这一班最大多数的被压迫的痛苦农民。中国的国民革命，可以说就是农民革命。”他支持农民的土地要求，主张解决土地问题，捣碎旧的地主土地所有制，铲除封建经济基础，进行土地革命。他站在整个地推翻封建势力的民主革命立场上，对封建主义文化高举批判的旗帜。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是邓演达爱国主义的思想内核。大革命时期，他积极支持人民群众和政府收回了汉口、九江租界。在邓演达等人的主持下，武汉政府采取“铁腕外交”，态度强硬，帝国主义无可奈何。充分反映了邓演达站在反帝第一线的坚定立场。他在《中国社会的结构》一文中，详细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目的、手段和具体政策：“我们的目的：要彻底的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的权力”“使中国民族完全解放，使平民群众取得政权，要实现社会主义”。他强调：我们的手段“一定要唤起并组织广大的民众，使其觉悟起来，组织起来，才能无畏的作反抗帝国主义之战斗”，外交政策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维护民族统一战线，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复兴中国革命，是邓演达革命斗争的矛头所向，也是其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930年5月回国后，邓演达认定要革命就必须反蒋，因而积极组织临委会，进行一系列政治上、军事上的反蒋斗争。为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提出民族的平民革命纲领。中心内容是解放中华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他把反帝、反封建和反对蒋介石的统治结合起来，作为平民革命的对象。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方面，确定“全世界的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的总方针，扩大了反帝的统一战线，比孙中山“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方针更具有鲜明的爱国立场和阶级立场。邓演达的一生，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呼号奔走，艰苦奋斗，百折不挠。毛泽东主席评价他“以身殉国，不亦伟乎！”为祖国奉献一切的献身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美德之一。邓演达的爱国献身精神至今仍具有巨大的精神感召力，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素材。

    （三）追求进步

    在民主革命的进程中，邓演达坚持与共产党合作的主张。大革命时期，他坚决拥护和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无论是在黄埔军校任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任政治部主任，还是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期间，他始终同共产党人真诚合作，并肩战斗。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邓演达领导了反蒋斗争。在1927年4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他鲜明地支持共产党的意见：东征讨伐蒋介石，以拯救革命。

    在汪精卫积极准备反共时，他坚决反对与共产党分裂，指出摧残农工、排斥共产党，必然会导致革命的失败。包惠僧认定邓演达“是始终走国共合作路线，真正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他对共产党人不猜疑不疏远”。联共还是反共，是区别国民党左派与右派的主要原则，邓演达的行动充分证明他是一个真正的左派，瞿秋白说“大革命失败前夕，邓演达是左派中最后所剩的一个[ 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关于1925年至1927年中国革命的报告，1928年4月12日]”。

    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到海外学习考察。1930年5月，他回到上海，立即主动找中国共产党谈合作问题。当时，中共受“左”倾错误的影响，没有理睬他。于是邓演达说：“共产党左倾机会主义占上风的时候，联合战线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要着意于未来的合作。”他没有放弃同共产党合作的愿望，在正式建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后，他明确表示：“对于中国共产党在阶级的联合战线上，固亦极愿与之作友党的联合”在临委员会准备武装起义时，他说：“起义之后，估计可以站稳脚跟，形成割据，然后争取逐步发展。如果失败，则将部队拉上山去，进行武装斗争。到时候可能与共产党重新合作，虽然难免会有些条件上困难，毕竟是可以谅解的。”

    大革命时期，他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与共产党合作，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则以临委会名义主张与共产党合作，并且在军事上策划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邓演达不仅受到国民党左派人士和民主党派的怀念和尊敬，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怀念和荨敬。周恩来评价邓演达“人格高尚，对蒋介石始终不低头”。朱德在纪念邓演达殉难30周年时题词“择生先生在大革命时期艰苦奋斗并最后为反对蒋介石反动集团而英勇牺牲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怀念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邓演达被列为“一贯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党外亲密战友”。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邓演达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为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无私奉献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功勋彪炳史册，精神永垂不朽。”他坚持革命、勇于斗争、光明磊落、正气凛然，在他的心灵深处，始终跳动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这是他产生巨大力量的源泉。因此，在残酷的斗争实践中，他勇于探索中国革命问题，并富有创造性，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近一个世纪中，缅怀他的人格风范、事功业绩，人们追念他，历久不衰，这不仅在农工党党内，也包括国内外的学术界、思想界、政治界和其他社会人士。广东惠州邓演达纪念园，江苏南京邓演达烈士墓、邓演达烈士殉难处，连云港邓演达文献馆先后被农工党中央命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史教育基地”。他的著作和纪念、研究他的各类著作，已经出版了100多种。今天，我们学习邓演达，研究邓演达，就是为了继承和发扬邓演达的革命思想、奋斗精神和崇高风范。

    在邓演达牺牲后，一代又一代农工党人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如今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同其他七个民主党派一道，都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我们要水远怀念邓演达、学习邓演达，继承与发扬他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团结奋斗，以实际行动，实现先烈的遗愿，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