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央党校工作了16年，现在是一名党校退休人员。我的母亲彭儒在中央苏区瑞金时期和延安时期都到过党校学习，是中央党校创建时期的首届学员。我们母子与中央党校结下了深厚的情缘。

    1933年3月13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央党校的前身）在瑞金叶坪洋溪村举办了开学典礼。这一天被作为中央党校的诞生日记载在党校历史上。刚开始办学的中央党校设有初级、中级和高级训练班3个班。我母亲编在高级训练班的妇女小组，学员主要是苏区各省委、苏维埃政府和工会选送的干部，和她同一个组的还有李贞、邱会玉、贺怡等人。学制6个月。

    我母亲生于1913年3月6日。她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学习那一年正好20岁。母亲是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迎春镇碕石村人，1926年上衡阳女三师，和进步的同学一起闹革命。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后加入中国工农红军，跟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任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员，是中国工农红军最早的女战士之一，也是坚守井冈山斗争最后一个撤离的女红军。她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学习那一年担任苏区中央局妇委委员、长胜县委宣传部部长。虽然当时母亲很年轻，但她是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经受过战场上枪林弹雨的考验。

    母亲加入革命队伍最初的几年，总是处在繁忙的工作和战斗中，一直没有机会学习。这次组织上安排她到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学习，她非常高兴，特别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她对党校的课程记忆深刻，曾对我讲，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固定教员很少，大部分课都是中央领导和各部门领导讲的。他们讲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毛泽东、任弼时、邓颖超、刘少奇、董必武等都在党校讲过课。

    母亲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学习的时候，肚子里正怀着我。毕业不久，母亲就在那一年（1933年）的10月1日生下了我，因为出生在红都瑞金，所以取名瑞生。

    1934年4月底，国民党多次空袭叶坪，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和中央机关一起迁往沙洲坝，新校址在黄竹堪下新斤村，后又迁至云石山田心村。10月，由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转移，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坚持游击战争。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陆续出发，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瑞金，开始长征。10月15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部分干部和100余名学员，到沙洲坝集合，于黄昏时踏上了长征路。

    我父亲陈正人时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党团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父母亲都各自肩负着党安排的革命任务，他们只好把我寄养在奶娘家里。从此我变成了一个失去父母的“孤儿”，直到15年后，当年的红军终于又回到了江西的这块红土地，江西全境解放，我才回到亲生父母身边。

    母亲同邓六金、钟月华、李伯钊、吴仲廉等妇女队的骨干一起行动，在董必武带领的行军队伍里转移。她在涉水过于都河时感冒发高烧，组织上劝她返回瑞金。本来苏区中央局要我父亲留下在南方打游击，但当时他患肺病非常严重，已经无法行走，于是组织上要我父亲到上海潜伏下来治病，由我母亲陪护他。到上海后，由于形势严峻，他们一度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于是，他们决定回我母亲的老家，在偏僻的小山村（碕石村）隐蔽下来。一年多后，父亲的病情有所好转。他们急切地探听红军队伍的消息，想尽早回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身边。

    1936年12月，父亲在报纸上看到了西安事变的消息，立即只身前往西安，找到红军驻西安办事处。第二年初，父母亲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来到延安。

    1937年至1945年，母亲在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科长期间，组织上安排她到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到了党校后，她看到许多从前在中央苏区和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老战友、老同学，高兴得欢呼雀跃。中央党校的学习气氛非常浓厚，校长毛泽东为党校题写了“实事求是”的校训。教她们学习的教员，还有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如艾思奇、范文澜、王学文、何其芳等。母亲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确实收获很大。教员讲课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听得懂、用得上，使我受用一生。在学习过程中，党校还设有体育课，开展打篮球、拔河等活动，学习生活搞得丰富多彩。

    1949年9月，我回到父母亲身边时已经16岁了。由于收养我的第二家的养母自己生了男孩子，于是我只上两年小学就辍学了，开始上山砍柴、下地干活。

    1950年春，父亲送我到汉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干部子弟学校学习。为了加紧补习文化知识，我刻苦学习，并先后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2年底，父母亲从江西调到北京工作，我们在北京安了家。1953年夏，我从子弟学校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在中学期间，我继续努力学习，同时在党组织的教育和培养下、在父母亲的教导和鼓励下积极要求进步，于195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7年夏，中学毕业后，我又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成为中南军区干部子弟学校毕业生中最早的大学生。1962年夏，我大学毕业了，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哲学教研室任教。1969年底，我同妻子所在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迁往合肥。

    粉碎“四人帮”后，母亲总希望我回到北京工作。1977年3月，中央党校要复办了，复校期间，党校请党中央以中组部的名义向全国高等院校和宣传部选调业务尖子到中央党校充实教师队伍。母亲把我的简历投给了党校。在我的心中，早就对这所党的最高学府充满了向往。

    那是1977年6月的一天，正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作的我突然接到中组部的调令“通知陈瑞生同志迅速到中央党校报到”，一时间激动万分，难以相信这是真的。

    7月7日，我到中央党校报到后，被安排到哲学教研室工作。从此，我在哲学教研室执教11年，担任认识论组副组长、哲学教研一室副主任、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副主任、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教学领导小组组长。能到中央党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是我的理想。这里有许多专家学者，可谓高手如林，特别是许多中央及部委的领导常到中央党校来作报告，使人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对于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大有裨益。教学对象绝大部分都是高中级领导干部，这对于教学相长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因此，我的业务水平很快得到提升。在中央党校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先后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以及各省市的机关报刊都发表了文章。在中央党校出版社以及其他出版社出版了一些专著。除了在教学上填补一些课程空白外，还与同仁一起成立中央党校妇女理论研究中心。1989年5月，我被调到进修部担任副主任，直至1993年退休。

    我在中央党校工作了16年，工作调动频繁，虽然有些辛苦，但我非常快乐。党校为我提供了很好的工作平台，创造了很好的工作条件，既培养了我，也使我能够为党的干部教育事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如今退休也快30年了，我深深感到中央党校是我的事业和安度晚年的最好归宿。

    我的母亲彭儒，同我一样都曾经是党校人。她对中央党校怀着深深的眷恋，离休后常到我家住些时候，这是她晚年最幸福的时光：这里有她在瑞金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教务长成仿吾，有她在延安中央党校就认识的吴亮平，南下之前在吉林省工作过的老战友宋振庭、宫敏章夫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