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知道：我的父亲刘型是位老红军，但是，在我的脑海里，“红军”只是一个名词而已，父亲是为什么参加革命的？什么时候参加红军的？我一概不知到。

    记得我上高中时，有一年暑假，我在家里练习写大字，父亲下班后看见我写大字，很高兴，就拿出一摞本来给我看，开始我扫了一眼，心里想：这不是小楷字帖吗？我在写大字，你怎么给我拿来小楷字帖？再仔细一看，呦！这原来不是小楷字帖，这是父亲在萍乡中学初中一年级的作文本，一笔一划，一格一个字，写得极认真，字体有力、整齐、漂亮极了，像小楷字帖一样，我都上了高中了，也写不出那样的隽秀的字来，我打心眼里佩服起来。

    我再一次地从上到下，从右到左地打量着父亲的竖排写的作文本时（那时，中国的文字，是从上到下，从右到左的写法），我才发现，他的每一篇作文都是“优”，每一篇上都有老师用红毛笔大段大段地勾着一串串红圈，文章的最后，还写着极好的评语。因为时间久远了，到现在，我只记得：父亲其中一篇作文的结尾上写着：“要为世界大同而奋斗！”，我心里想：你的思想太宏伟了！你都心系世界了！我作为一个高中生都不知道要为世界大同而奋斗，你一个初中生怎么就知道这些呢？我就问父亲：“你那时才上初中，怎么就有为世界大同而奋斗的思想呢？”

    父亲跟我聊起了天，我才知道，父亲的祖籍是湖南醴陵，家里是世代贫农，由于家境困难，搬到了江西萍乡，靠近萍乡煤矿，好有个生路，父亲就出生在江西萍乡排上镇，他家兄弟姐妹八个，他是最小的，那时太穷了，因家境贫寒，他从小什么农活都干过，爷爷刘应璋还经常带着他到安源煤矿去挑煤和挑铁砂，即使这样，生活还是经常没有着落，每逢过年、过节，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时，他还要到地主家去讨饭。

    因为贫困交加，爷爷刘应璋30几岁就病逝了，爷爷病逝前的愿望，就是想让绍新（刘型）多读几年书。爷爷去世后，家里分了家，父亲和奶奶只分到了一架纺车，奶奶也实在供不起刘型读书呀！

    父亲在农村看到了旧社会，穷苦百姓有一点土地也被地主霸占去了，他们与地主打官司时，由于不识字、也没有钱，无论你有天大的理由，官司总也打不赢，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

    刘姓的祠堂也想让本姓、本族出一个识文纂字的人，遇见打官司等麻烦事的时候，也能给家族出点力，祠堂里看我父亲为人正直、能吃苦，聪明玲俐，好学，决定每年交给学校2担谷当学费，资助他上学、识字，将来好帮助刘姓家族，能为刘姓父老乡亲们服务。

    父亲学习极为刻苦，成绩非常好。后来，他考上了江西省的萍乡县立中学（现在萍乡市的萍乡中学），那年上百名小学毕业生报考，只录取52名初中生，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萍乡中学。

    离开了农村到了县城了，他仍然看见的是：军警毒打、枪杀逃跑士兵、无故严刑拷打老百姓、欺压群众，他认为：“这样的世道真要不得，非改不行！”

    父亲告诉我说：“我上初中时，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看了李大钊的《今》，蔡元培的《劳工神圣》及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籍，有了革命的思想，和邓贞谦、陈铁铮（孔原，孔原解放后曾任调查部部长）、钟帮武等进步同学，创办了“互助社”后来改名为：“策群学会”，秘密进行革命活动，来宣传革命思想。“互助社”的主要成员后来都成为萍乡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

    1926年8月北伐军攻克了湖南的醴陵，江西的萍乡推选我到萍乡、醴陵的边界老关、美田桥去迎接北伐军，那时，得到了许多国、共两党的宣传材料和报刊，我认真地学习、并宣传革命思想。

    1926年10月，我决定投笔从戎，报考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被录取为第六期入伍生，编入一大队，与罗瑞卿、陈伯钧同队。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总教官是恽代英，毛泽东、沈雁冰、李达也常到军校讲课，我亲耳聆听了毛泽东讲述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使我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在军校里，我读了大量的革命书籍，如：《社会进化史》。、《新社会观》、《共产主义ABC》、《共产党宣言》、《帝国主义浅说》、《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俄共党纲》、《辩证唯物论》、《马克思传》等等，从此，我的思想由信仰三民主义转变为信仰共产主义。

    1927年5月，黄埔军校参加了迎击叛军夏斗寅的战斗，在战斗由于表现突出，经共产党员游雪程的介绍我火线加入共产党。”

    跟父亲聊天以后，我才知道，父亲是1927年5月，黄埔军校在平定叛军夏斗寅的战斗中，他不拍牺牲、英勇战斗，经共产党员游雪程介绍，在火线上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那时，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率国民党大肆地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革命的最低潮时，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间里，许多人逃跑，脱离了共产党，而父亲反而火线加入了共产党，那时，可是提着脑袋来闹革命的，真是太不容易了！我真是又感叹！又佩服！

    父亲又是怎么跟上了毛委员的队伍，上井冈山当上了红军的呢？我看了父亲写的关于秋收起义、关于井冈山的斗争等回忆文章，才了解父亲战斗的一生，是离不开毛委员的教导、离不开毛委员指引的前进方向、离不开中国共产党。

    刘型离开了黄埔军校以后，回到家乡搞农民运动，1927参加了毛委员领导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秋收起义的部队一共有4个团，刘型是2团的，是由萍乡煤矿的矿工和江西萍乡与湖南醴陵交界处的农民赤卫队组成，2团的团长是王新亚，1927年8月底，成立在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团，9月10日中秋节那天，毛委员一声令下，整个湘赣边界共同举起了秋收暴动的旗帜！

    在萍乡小西区成立了区委，刘型任军事委员，组织了小西区游击营，任游击营营长，按照湖南省委和醴陵县委的指示，准备攻打醴陵县城，首先组织农军攻打萍乡的腊市镇的地主武装，拔掉了反动头目’八胡子’这颗钉子。虽遇敌军的烧杀抢掠，但是农军的战斗情绪仍然高涨。刘型和区委的负责人集合了十几个乡农民，约一万多人，分几路，三次攻打醴陵县城，由于敌军能迅速增援，农军遇到了敌军机枪的阻击，没能攻破醴陵县城。起义失败后，湖南的军阀何键大举清乡，烧杀掠夺，杀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000人，使8000个家庭流离失所，萍乡、醴陵地区陷入了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

    有个叛徒出卖革命，他悄悄张榜，定于某时、某地，组织游击队，希望散落的农军，前来报名，结果100多散落农军前来，陷入了敌军的包围圈，而壮烈牺牲。当年，太困难了，许多支游击队都被敌人打垮了，但是小西区游击营，仍然活跃在敌后。

    部队要生存下去，只有一个办法，上井冈山找毛委员！按照党的指示，萍西区游击营与醴陵南区游击营合并编为萍醴游击营，游龙任营长，刘型任党代表，1928年2月，萍醴游击营集中了二、三百人，与敌人周旋，通过安源秘密交通员邓贞谦了解到，毛委员带了秋收起义部队转战在井冈山地区了，部队当即开会决定，转移到莲花，去找毛委员（邓贞谦烈士是刘型萍乡中学的同学，他曾任安源市委委员，湘东区委书记，并负责安源市委与井冈山地区的联络，1928年牺牲，年仅21岁）。当时部队与醴陵县委、安源市委的联系已经中断，转移时，只有区委书记易锚前来送行，易锚赠给刘型一支手枪，说:：“希望你们找到毛委员的队伍，早一天打回来！”告别时，刘型深情地说：“请同志们放心，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萍醴游击营白天打游击，夜间行军，机智地摆脱了萍醴边界敌人的清剿队伍。在白竺打败了地主武装’青皮梨子’，在攸县打胜了湘东保安司令罗定的队伍，顺利地进入了莲花县，与莲花县委书记朱亦岳同志联系上了，朱亦岳说：“你们人多、抢多，应该到井冈山，参加毛委员的队伍”。（朱亦岳1926年参加共产党，1928年初任莲花县委书记，6月任湘赣特委委员，1931年病逝，年仅39岁。）”

    萍醴游击营转战中，一路上都有党组织的帮助！1928年4月到了莲花县，萍醴游击营召开了党支部会议，会议决定，由于家乡斗争的需要，萍醴游击营这二、三百位同志，疏散了一部分同志返回萍乡、安源继续打游击，留下精干的80多人，带50多条抢和一部分梭镖，上井冈山。会后，刘型和游龙带着这80多人，50多条抢及一部分梭镖，上井冈山。大家都穿着农民的服装，白天隐蔽，晚上赶路，一路上且战且走，打了不少仗，部队没有伤亡，甩掉屁股后面追赶的敌人。毛委员的队伍正在永新西乡潞江一带做群众工作，从1928那2月出发到1928那4月多，2个多月，终于在永新西乡找到了自己的队伍，见到了日夜盼望的毛委员。

    刘型回忆说：“在永新西乡的一座民房里，毛委员会见了，萍醴游击营的全体干部、战士，开始的时候，大家还有些拘束，后来感觉毛委员没有架子、态度和蔼、平易近人，大家就都放松下来了，像熟人一样地聊起天来。”

    毛委员问：“你们来了多少人？有多少支枪？一路上，经过哪些地方？打了几仗？”，刘型和游龙都一一做了汇报。毛委员微笑着说：“走了不少路呀！你们一路上打的不错！人随然少了一些，但不是弱了，而是强了。”

    毛委员问：“你们沿途经过的地方有无党组织啊？”刘型回答说：“除攸县和莲花县北半部分外，都有党组织帮助我们，我们能到这里，找到队伍，就是莲花县委书记朱亦岳同志联系的。”毛委员点头称好，毛委员特别重视，党的基层组织的建立及基层党组织发挥的作用，所以，他首先就要了解，各地区党组织的情况。

    毛委员又问：“游击营平时的生活怎样？在醴陵县的斗争情况怎样”刘型汇报说：“我们成立游击营后，先在农村搞暴动，醴陵县委调各乡的农民三次攻打醴陵县城，敌军增加一个师，我们攻城未果，敌人还派一个营，下乡清剿我们。“”

    毛委员问：“农民武装为什么不抵抗？”刘型回答说：“游击营平时分散在农民家里吃派饭，当敌人摸到了底细，突然对游击营发动进攻，乘我们未集中时，就把我们分割开来了。”，毛委员说：“看来在农民家里吃派饭不好，要自己办伙食，打土豪解决吃饭问题，本地土豪打光了，还可以打外地土豪，土豪全打光了，再由苏维埃政府供给吃饭，打了胜仗有了缴获，也可以解决一部分军需。暴动队一般不集中好，游击队应有一定的集中训练，像你们现在这样能跑能走就好。”

    毛委员还问到：“萍乡、醴陵地区的农民，生产情况怎样？”，刘型报说：“萍乡、醴陵边境的农民成立了共耕委员会，实行共耕制。”，毛委员沉思了一下，微笑着说：“现在这样办不行，还是先把田分给农民，按人口平分，苏维埃政府收一点公粮，这样农民才会坚决干革命，也才能把田种好。将来是要实行共耕制的，但现在条件不成熟。”

    毛委员鼓励大家说：“你们向萍乡、攸县、莲花这边靠拢是对的，醴陵县城内敌人少的时候是一个团，多的时候是一个师，还有一条从株洲到萍乡安源的铁路，敌人调动很快。可是县委叫你们去攻打县城，你们怎么攻得下来呢？在这种情况下，硬攻损失就大。现在你们向井冈山靠拢，就对头了嘛！”

    最后，毛委员还说：“你们看，我上面说的这些对不对呢？”

    游击营的战士们听了毛委员的话，觉得毛委员分析得有道理，后来知道了，是醴陵县委执行了盲动主义路线，犯了革命的急性病，使革命事业遭到了损失。

    刘型回忆说：“毛委员与萍醴游击营交谈了几小时，给我们教育很大，使我们心明眼亮了，像一盏指路明灯一样，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

    1928年5月，我们萍醴游击营的战士分配到了井冈山红四军，31团1营的1连和2连中，参加了红军部队中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整训和政治教育，融入到井冈山的革命洪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