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国途中，同学们在船上组织了“学生干事会”，由蔡和森、李隆郅、陈毅等负责，准备回国后继续领导斗争。为了寻找共产党的组织，也怕引起反动当局的过分注意，当时已经很红了的蔡和森、李隆郅在香港先期下船。这样，1921年11月23日陈毅一行回到上海后，领导斗争的担子就主要落到了陈毅肩上。

    被押送回国的学生，由马赛动身时，事前既无准备，行李不及带来，无衣服更换，无书籍用具，身上又无一文钱。陈毅不但必须向国内父老说明此次归国事件的真相，还必须奔走解决同学们的食宿医疗诸问题。从11月23日至12月12日的20天中，他废寝忘食地撰写文告，座谈讲演，四处奔走，各方联系，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同情，为留法的一些同学争取到了部分经费(如宁波同乡会就先汇2万法郎资助在法的10名宁波籍学生)，为被押送回国的同学争取到了一些食宿费、路费和转入北京中法大学读书的条件。但是，在上海无法解决全体留法勤工俭学生的问题。陈毅和干事会的同学商量后，选派了各地的代表分头回到各省去寻求解决办法。他自己则作为四川省的代表回四川。

    临行，蔡和森找到陈毅。蔡和森是在香港下船后又潜来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已近半年。蔡和森回国后，马上与中共组织取得了联系，并很快参加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他了解陈毅。他和陈毅作了深谈，问陈毅愿不愿意入党或去苏联学习。

    陈毅在《选择革命的道路》中说道:“1921年11月回到上海，当时还没有下定决心干革命，又经历了一次动摇。”陈毅没有同意入党，也不想去苏联。他还没有放弃当一个自由作家的夙愿。这样的作家，信仰共产主义，可以支持和参加中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只是不想受组织的约束;而是想以个人的努力，独立地为祖国为人民作贡献。而且，他感到肩上还担负着没有完成的一个神圣使命，为勤工俭学同学奔走。他答应给党发行书刊。而后，于1922年1月下旬，作为四川籍学生的代表，他回到了重庆。

    和陈毅同行的有另两位代表黎纯一、喻正衡以及周钦岳等一部分同学。

    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四川的军政巨头更迭频繁。这时，总节四川军政事务的头儿是大军阀刘湘。刘湘和第二军军长杨森都住在重庆。陈毅等到达重庆后，立即设法面见了刘湘和杨森，陈述了一切，要求川省当局解决川籍学生的学习和经费问题。

    大出陈毅等意料，刘湘、杨森都表现得热情积极，表示责任所在，无论如何要为他们谋一根本解决办法。他们告诉陈毅等人，归国同学在上海发的各种函电、通启、宣言等，川省均已收到。他们已责令各县筹款接济，并已致电驻法公使勿再迫令川生归国。他们并决定从路款(即曾引起过“保路风潮”的那笔铁路款项)中拨出一部分来解决在法的川籍学生求学问题。

    然而，只闻雷鸣，并无雨下。时间一天天过去，陈毅等并没有得到一点具体结果。原来，刘湘等既想出面解决以博令名，又不愿自己出钱，而且，当时刘、杨的势力实际只控制川东一隅，统治不稳。因此，与掌握路款的代表推来推去，延宕不决。其间，却由杨森出面聘请陈毅等到他们军队当“秘书”。陈毅断然谢绝。

    陈毅还想继续争取，军阀混战又开始了。刘湘战败下野，杨森被赶出重庆，成都的刘成勋宣布就任了四川省长兼总司令。为了寻找新的当权者解决问题，陈毅在重庆奔波将近半年之后，赶到成都。

    成都的当权者们此时正忙于打仗。陈毅等在成都又奔走了几个月，只见过刘成勋一面，毫无结果。黎纯一等怅然别去，最后只剩下陈毅一个。希望破碎了。这使陈毅又一次看到，依靠个人的努力，推动或迫使任何一个封建政权或资产阶级政权来做有益于人民的事，都是徒劳。好在这时他已开始为中共发行刊物，就是由蔡和森主编的中共中央的刊物《向导周报》。上海别后，他一直和蔡和森保持联系。他把回川后的情形及时写信告诉他，他则把该发行的《向导周报》和其他宣传小册子寄给陈毅。学习了这些东西，十月革命道路之应用于中国，在陈毅的心中更加明确起来。

    1922年初秋，陈毅形单影只地回到乐至乡下。在陈毅留法的两年中，陈家更已败落不堪。陈毅的二伯已经冻饿而死。大伯、四叔、幺叔和陈毅的母亲，都已将家产变卖罄尽，在成都无法谋生，先后回到乐至老家合住在祠堂里，租种十来亩田为生。陈家已完全沦为赤贫。

    陈家的这种变化。在当时农村世俗眼光里最被鄙视。而今，陈毅兄弟出洋留学，不是“衣锦荣归”，却是被押解回国，连个职业都没有，更叫乡人瞧不起。

    为了谋一个适当的职业，陈毅在成都和回乐至后都询问过许多地方。但是，“找不到。比较理想的，人家不肯给，说是我这个小庙容不下你这个大菩萨;人家愿意给的，我又嫌低了，不肯俯就”。他在家乡到处受到歧视，使他感到周围有一股窒人的可怖的力量——封建的愚昧的社会心理，最难改变的旧势力。这时，陈毅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和认识了。从中国到法国，又从法国到中国，陈毅进一步看到，不是那种新的极其强大的力量，即他已经认识到的新兴的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共产党，去摧毁这陈旧的一切，中国是很少有什么希望了。个人奋斗是软弱无力的，只有参加到组织中去，才能有所作为，有所贡献。他给蔡和森写了申请加入组织的信，至此，陈毅的思想已在根本上完成了从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转化。

    1922 年秋，蔡和森给陈毅写了回信。“就这样，经蔡和森通信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这一年过年时，陈毅的心情大不一样。除夕之夜，陈毅给陈家祠堂写了副春联:“年难过，年难过，年年难过年年过;事不成，事不成，事事不成事事成。"横批是:春待来年。

    1923 年春，陈毅回到重庆，应聘担任了重庆《新蜀报》的主笔。

    去年1月回川以后，陈毅一直给《新蜀报》写稿。《新蜀报》为了标榜自己的民主精神，允许在报上刊登一些不直接损害军阀根本利益的反映社会现实的文章。陈毅回川后在为勤工俭学生奔走中写的许多富有现实感的文章，也被刊用了。这些文章的见解和文采，正是他被聘用的主要原因。担任主笔，陈毅找到了一个为共产党工作同时又可以施展自己文学才华的天地，心情很好，写出了大量诗文，抨击当时黑暗的军阀政治，在重庆的知识界特别是青年学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胡兰畦就是许许多多受他文章鼓舞的青年中的一个。她直接到报馆寻找陈毅。他们从此成了亲密的朋友。

    可也因为这样，很快引起了当权者的嫉恨。当时杨森在吴佩孚支持下据有重庆。在一次宴会上，杨森的秘书长公开对陈毅说:“请陈先生在报上多谈点国际形势吧。”陈毅当然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劝告”。陈毅自己曾说，“我觉悟得比较迟，但一经觉悟就坚决干。”陈毅继续抨击四川军阀的种种弊政。不久，更在《新蜀报》上发表了一篇据别人回忆题目为《论民众武装》的猛烈声讨军阀政治的文章，惹怒了杨森，“被礼送出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