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7月11日
邓颖超同志逝世
她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政治家
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个人名利淡如水
党的事业重如山”
这是邓颖超和伴侣周恩来同志
一生的真实写照
是一位被大家亲切地称为
邓大姐、邓妈妈
邓奶奶的人
深切缅怀！

妇女先驱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
妇女解放等各种新思潮涌入中国
邓颖超等进步女青年
为妇女解放奔走呼号、宣传呐喊
为天津早期妇女运动的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

启发妇女觉醒，打破男女界限

1919年五四运动波及全国
天津人民起而响应
最先觉醒的是男女学生
但受封建思想的束缚
男女学生不能一起参加运动
最先成立的是以男学生为主的
天津学生联合会
女学生本着爱国不分男女
救国不能落人后的原则
于5月25日成立以女学生为主
以职业妇女及家庭妇女为辅的
女界爱国同志会
这是天津妇女界第一个有组织的团体

为了唤醒人数众多的女同胞共同救国
女界爱国同志会十分重视宣传的力量
成立了诸多讲演队
由于运动初期
妇女们不能到街头抛头露面
邓颖超便带领讲演员
在各宣讲所或深入各家进行讲演
随着讲演的深入
讲演内容随之发生变化
转向争取妇女独立
反对封建婚姻制等
后来又有了集会讲演
游行讲演等讲演形式
广大妇女勇敢地走上街头
通过听讲演
有了爱国、抵制日货
和追求自身解放的意识

1919年12月10日
由天津学生联合会
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共同发起
天津男、女学校学生合组的
新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
即“新学联”成立
邓颖超被选为教育委员会委员
和讲演委员会委员
后选为讲演委员会委员长
在“新学联”的组织领导下
包括天津各校女学生在内的广大妇女
继续参加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
广大妇女在运动中也得到自我觉醒

追求男女平等，探索妇女解放之路

1920年夏
邓颖超女师毕业后
在北京担任小学教师一职
1922年夏
邓颖超应达仁女校校长马千里之聘
回到天津
在该校任教的同时
她积极参加天津的妇女运动

时值直奉战争后
黎元洪复任总统
恢复旧国会，大唱制宪高调
全国女同胞借此机会
掀起了赴国会请愿参政、在国家宪法中
规定男女平等权利的运动

受北京女权同盟会的委托
1922年11月26日
邓颖超、王贞儒发起
成立北京女权同盟会直隶支部
该支部以
“扩张女子在法律上之权利及地位”为宗旨
邓颖超当选为评议委员
而后王贞儒、邓颖超被选为代表
递交请愿书
她们具书给国会的请愿呈文共七条
诉求的女子权利十分广泛

正当邓颖超为力争女子取得
与男子同等权利奔走呼号之际
1923年3月24日
她的女师同学、觉悟社社员张嗣婧
受封建婚姻制、封建家庭的迫害去世
张嗣婧的悲惨遭遇
是当时中国千千万万妇女命运的一个缩影
引发邓颖超对妇女解放问题的一系列思考
她号召女权同盟会的会员们行动起来
担负起改造社会环境的责任
为受压迫妇女提供援助
这些对鼓舞妇女奋起
与旧礼教、旧家庭抗争
起了一定作用

由于当时社会少有人注意妇女问题
在李峙山、邓颖超等人的筹备下
1923年4月25日
研究妇女问题的团体——女星社成立
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的主要成员
大部分加入女星社
该社的宗旨为：
“实地拯救被压迫妇女
宣传妇女应有的革命精神
力求觉悟女子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并出版刊物《女星》

女星社成立的时候
天津还没有成立党组织
也没有团的支部
随着马克思主义
及其妇女观影响的逐渐扩大
邓颖超在《经济压迫下的少女》一文中指出
广大妇女同受旧经济制度压迫的事实之后
向妇女们发出号召：
“现在是无产阶级
已开始向资本主义进攻的时候
受压迫的朋友
还不快快起来加入经济革命么？”

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宣传品
中国妇女运动难以快速发展起来
1924年1月1日
邓颖超等女星社主要成员
创办了《妇女日报》
该报是当时中国唯一一张
专门讨论妇女问题的日报
被时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的向警予赞为
“中国沉沉女界报晓的第一声”
这一时期邓颖超
通过组织多个妇女进步团体
办刊物，设学校
鼓舞了妇女冲破旧礼教、旧制度的束缚
广大妇女掌握了一技之长
从而能在社会上立足

引领广大天津妇女投身大革命洪流

1924年春
邓颖超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3月
转为中共党员
担任中共天津地委第一任妇女部部长
在邓颖超的具体领导下
天津妇女运动进入了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

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
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在国共两党领导下
全国掀起了国民会议运动热潮

为响应国民会议运动
邓颖超发动和组织了
天津妇女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
通过以往所领导的妇女运动
邓颖超认识到妇女要求得解放
首先必须解决社会政治问题
而不是同男子进行斗争

1924年12月21日
邓颖超发起成立了
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
该会的宗旨为
“促成国民会议早日实现
代表妇女的利益而奋斗”
邓颖超被推举为委员
并当选为总务股长

1924年年底至1925年年初
以邓颖超为代表的
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
又参与了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发起
1925年2月1日
邓颖超、江韵清作为
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的代表
赴京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及成立大会
在邓颖超的领导下
通过国民会议运动
天津广大妇女加入到
为争取政治民主
国家独立而进行的政治斗争中

1925年3月8日
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举行妇女纪念会
这是天津历史上
第一次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
邓颖超在会上发表讲演
鼓励女同胞认清了目标
就要毫不妥协地做下去
“认清了吾们的敌人
帝国主义者军阀
给他一个总攻击
从根本上谋改革
参加国民革命运动”

正当邓颖超为把天津妇女联合起来
筹备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天津分会
即天津妇女联合会之时
在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为了声援上海人民
6月10日
邓颖超发起组织了天津各界联合会
并当选为各界联合会主席团委员
6月30日
天津各界市民十余万人
举行全国总示威运动
并追悼沪汉等地被惨杀的同胞
邓颖超主持大会并致开会词
号召“全国联合一致，抵抗万恶的英人
谋吾们的民族解放”
在该组织的领导下
参加五卅运动的天津妇女人数多、规模大
特别是广大女工通过罢工参加反帝斗争
劳动妇女已成为妇女运动的一支生力军
通过斗争，广大妇女进一步觉醒
认识到民族解放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
妇女解放必须同民族解放结合进行

1925年7月
邓颖超奉党的指示
离开天津，南下广州
这一时期邓颖超领导的天津妇女运动
与反帝反军阀的民族民主革命相结合
突破了以往妇女运动
局限于知识妇女的范畴
劳动妇女被广泛发动起来
妇女解放运动需要妇女
自身主体意识的觉醒
广大妇女通过斗争
认识到只有参加国民革命运动
根本变革社会的政治制度
自身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邓颖超不止一次地说
“我对妇女工作的关心和责任
一直承担到生命的终止”

革命伴侣

“他长得真漂亮”
这是邓颖超初见周恩来时
心底的话

彼时正值“五四”运动浪潮
周恩来留日归来
在天津学生界颇有名气
鸭舌帽、西服、白皮鞋
器宇轩昂，是“民国四美男”之一

邓颖超那时
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
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

第一次见面
正是在师范学校的礼堂
邓颖超站在台上，谈青年的命运
谈家国，谈理想，经天纬地，慷慨激昂

多年后
邓颖超回忆初次见面：
“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
他生得那样漂亮
我又不大好看，没往那方面想”

她不知道
她的才华、英姿飒爽，和满腔热情
也已在台下的周恩来心里
投下一圈涟漪

后来
因为话剧，他们又见过几次
周恩来指导她们演话剧
面对年长6岁有余的他
邓颖超一直相信
他只将自己视作小妹
那年，她15岁

一年后，周恩来前往巴黎
赴法勤工俭学
邓颖超则去师大附小做了教员
两人鸿雁往来
聊革命，聊战争，聊自由
通过250多封信
每一封信
都是一场思想的碰撞，灵魂的共鸣

1923年
邓颖超突然收到周恩来
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
印有革命家李卜克内西
和罗莎卢森堡的画像背面
是周恩来刚俊挺健的笔迹：
“希望我们将来
也像他们两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就这样告白了
那个年代的情书，寥寥几字
却承载了生命的全部重量
直到那刻
邓颖超才读懂周恩来的深情

这是他们结婚期间留影，这一年，他27岁，她21岁

1946年5月11日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南京出席了
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李晨和陈浩的婚礼
在婚礼上
邓颖超提出了夫妻间
应该遵循“八互”
即“互敬、互爱、互助、互勉
互信、互慰、互让、互谅”

周恩来仔细听着邓颖超
讲述“八互”的内容
一点儿也没有打断她
邓颖超从周恩来的表情上也看得出
他是支持她提出的“八互”的
就这样
“八互”成为两人间和谐相处的准则

在工作上恪守原则的同时
两人相互勉励，共同进步
生活上，两人有很多共同的爱好：
电影、戏剧、健身等
有好看的电影，他们就向对方推荐

他们，相互扶持 不离不弃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延安

1926年，邓颖超同周恩来在汕头

由于客观条件所限
不能在一起
即便工作再忙
也要书信传情
不缺席对方的每一段经历

1940年8月8日，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15周年“水晶婚”纪念，在重庆合影

1947年3月
邓颖超和中直家属队已离开延安
向东撤往山西
留在陕北的周恩来
于3月17日写信告诉“小超”：

“今晚李讷小侉子去后方，我托她带一封信给你，问你好。延安天天来飞机，但是一个人也没有打死。大家在此都很好，望你们放心。”

信很短
但在那个“烽火连三月
家书抵万金”的年代
寥寥几十字足以让人感到宽慰

1954年5月4日
周恩来正在参加日内瓦会议
邓颖超写信告诉他：

    “我从报上、《参考消息》上、收音机上，及时地知道了会议的情况和你们的活动……为你能够得到国际活动的锻炼及直接向苏联同志学习的机会而欢欣……我要去参加今晚中山公园的五四运动三十五周年纪念大会，并和北京市的青年们一起欢度这个节日游园一番。”

寄信的同时
邓颖超还把在郊区的山坡、泉水之旁
采的野花和在院子里采的几朵
他们最喜欢的海棠花一并随信寄去
“给你的紧张生活，加上一些点缀和情趣”

6月13日
周恩来在百忙之中回信：

    “你还是那样热情和理智交织着，真是老而弥坚，我愧不及你。来日内瓦已整整七个星期了，实在太忙，睡眠常感不足 ，每星期只能争取一两天睡足八小时。所幸并未失眠，身体精神均好，望你放心。”

并在信中附上他在日内瓦
采集的芍药花和蝴蝶花
“聊寄远念”

1950年，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照

他们把爱融化到革命战友的遗孤上

众所周知
周恩来和邓颖超没有子女
早在新婚之初
邓颖超曾两次怀孕
第一次是在1925年10月
周恩来率领东征军去了汕头
邓颖超留在广州工作
“当时，家里就邓大姐一个人
正协助何香凝做妇女工作
才打开一点局面
她觉得没时间带孩子
就自作主张去街上买了
一些打胎的中成药吃了，孩子流产”
邓颖超的秘书赵炜说

1944年，邓颖超同周恩来在延安

周恩来得知后
指责邓颖超是形而上学
怎么能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对立起来？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可你又随便糟蹋自己
不爱惜身体，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周恩来说

“我知道是自己错了
就向他承认自己的轻率和幼稚
后来他也不生气了
还反过来安慰我要多注意身体”
邓颖超后来谈及此事

后来，邓颖超第二次怀孕
并于1927年3月21日生产
那一天正好是周恩来在上海
领导工人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的日子
可惜胎儿过大，出现难产
医生使用了产钳
结果孩子的头颅受到伤害
刚生下来就夭折了

“他们把爱融化在
不幸牺牲的革命战友的遗孤身上
把孙炳文的两个女儿孙维世、孙新世
钱壮飞的儿子钱江
李少石的女儿李湄
何洛的儿子刘则仁等烈士遗孤
看作是可爱的儿女”
中央文献研究室
第二编研部原研究员刘春秀说

1940年周恩来在莫斯科治疗臂伤时，与邓颖超一起到国际儿童院看望烈士子女

1970年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纪念照

“你的眼神是一首诗
刻在初春的暖风里
我的情愫是一封信
藏在无法投递的想念里”

他们一同为革命事业奋斗过
一同对理想与信念的孜孜追求
彼此有同志式的关心与叮嘱
也有夫妻间的情感交流
更有对新朋旧友的关照
还有对长者晚辈的亲情

周恩来和邓颖超

1976年1月8日
周恩来总理逝世后
邓颖超坚持按照他的遗愿
亲手奉上周恩来的骨灰盒
拜托飞行员将骨灰
撒向他热爱并为之操劳一生的祖国大地

12年后
中南海西花厅海棠盛开
邓颖超写下了
《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一文：

“春天到了，百花竞放，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走了十二年了，离开了我们，他不再回来了。”

她守着他最爱的海棠花
守着他们俩的家
守着他们俩的爱情

两份遗嘱

1982年
邓颖超先后写了两份遗嘱
将自己的后事和遗物作了安排

第一份遗嘱写于1982年6月17日
是在1978年7月1日
写给党中央的一封信的基础上
重抄并作了补充

遗嘱在邓颖超逝世后
于1992年7月12日
在人民日报全文公布
主要内容为：

    1.遗体解剖后火化
    2.骨灰不保留，撒掉
    3.不搞遗体告别
    4.不开追悼会
    5.所住房舍及原同周恩来共住房舍为全民所有，交公使用，不搞故居和纪念
    6.对周恩来的亲属，侄儿女辈，勿以因周恩来的关系或以对周恩来的感情出发，不依据组织原则和纪律给予照顾安排
    7.公布以上要求，作为其已逝世的消息

邓颖超认为
“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
所作（做）的工作和职务
也都是党和人民决定的”
她以自己
“从未以我的关系
提出任何要求和照顾”的远房侄子为例
特意在遗嘱中提及
要正确对待
自己和周恩来的后辈及亲属
以端正党风
并表示
“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
也是她“坚决支持的”

此外
作为一位唯物主义者
邓颖超面对生死也非常豁达
为了不给组织添麻烦
她要求自己的后事从简
反对大办丧事和在家吊唁

第二份遗嘱
写于1982年11月5日
她委托身边工作人员组成小组
负责处理她的遗物
主要内容有：

    1.在其患病无救时不采取抢救
    2.未用完的工资，全部交党费
    3.和周恩来共住的房子交公处理
    4.中办发周恩来的大字理论和历史书籍，退还原机关，其他图书出版物交共青团中央酌分给青少年集中阅读的单位
    5.个人文件、来往通讯、文书类文件、讲话、谈话录音、其与周恩来的所有照片，均交中央文献研究室存储清理酌处
    6.可交公的遗物交公或交有关单位使用
    7.个人遗物、服装杂件，交分配合用的及身边工作同志、有来往的一部分亲属留念使用

遗嘱除再次强调房子交公处理外
邓颖超将个人所属
文件、照片、图书甚至衣物的处理
都作了细致安排

邓颖超的两份遗嘱
既是她向党和人民交出的答卷
又是一面映照个人品行的镜子
诠释了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将终身奉献给党和国家的
高尚品格和人生境界

晚年岁月

  “春天的后面不是秋
何必为年龄发愁……
人民的事业与世长久
谁的生命与它结合
白发就上不了他的头”
这是邓颖超喜爱的诗句
也是她晚年精神风貌的生动写照

发挥余热、为党分忧

新中国成立前的多年艰苦生活
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繁重工作
使邓颖超的身体受到严重损坏
但当1976年12月
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
增补她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
邓颖超仍然服从党的决定和人民的需要
毅然走上了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岗位

1976年后，邓颖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此后
邓颖超肩上的担子开始不断增多
1978年12月
连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的邓颖超
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并被选举为刚恢复设立的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
此后不久
由于她在统战工作中的人脉和声望
中央又决定让她出任新成立的
“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1978年9月8日至17日，中国妇女四大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的2000名妇女代表出席了大会。这次大会上邓颖超当选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并致开幕词

据统计
1977年至1981年的五年间
邓颖超参加各种重要会议
出国访问、接待外宾、看望同志
高达1612次
除去生病住院的192天以外
她几乎每天都在紧张、繁忙地工作着

就在党和人民需要她
做更多工作的时候
邓颖超的健康出了问题
1980年6月、1981年7月
邓颖超连续有两次摔跤
虽然经过与病痛顽强斗争
终于恢复了健康
但遗留问题对行动已形成妨碍
1981年底
邓颖超又患病
先后经历两次大手术

1982年9月召开的
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和
随后召开的十二届一中全会
邓颖超又继续当选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3年6月
邓颖超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六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为了能够担负起党中央托付的重任
邓颖超坚持锻炼身体
终于使自己身体的各种功能逐渐恢复

担任全国政协主席时
邓颖超已经79岁高龄
但身兼数职的她只要身体许可
仍然坚持出席
中央会议、人大和政协会议

1988年4月
全国政协主席一职任期届满后
邓颖超正式离职休养

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以后
邓颖超的奉献精神依旧没有减退
她关心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
惦记一切为祖国的建设事业
努力奋斗的人们

1992年7月1日
就在她逝世前的20天前
邓颖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庆祝党的生日，加快改革开放》一文
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
审视国际风云的变幻
嘱托各条战线上的共产党员
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强国而努力奋斗！

严以律己、廉洁奉公

党风建设一直是
党的建设的关键问题
邓颖超是实践和发扬
党的作风的优秀楷模
她始终坚持党性原则
襟怀坦白，廉洁奉公
原中顾委秘书长荣高棠曾评价她：
“她的一生都是为党
没有私心、不计名利”

邓颖超在生活上
对自己要求很严格
吃饭都很简单
经常叮嘱厨师不要浪费
她规定自己的食谱
每顿饭一荤、一素、一汤
最多加一个小菜
工作人员知道她的身体不太好
从健康的需要考虑
提出意见让她吃得好一点
但邓颖超总是说：
“我吃得够好的啦，老百姓吃什么？
你们不要忘记
还有少数老百姓生活不太好
有极少数人温饱问题还未解决
想想他们，我的生活够好的了
你们的心意我理解
但你们也得理解我的心情才行”

邓颖超的衣着也是如此
衣服总是补了又补
工作人员都看不过去了
她却说：
“穿在里面怕什么，别人也看不见”
当工作人员告诉她说：
“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
像这样破的衬裤连我们也不穿了”
她却坚持说：
“你们不穿我穿
生活好了，也不能铺张浪费
还得提倡勤俭节约、艰苦朴素”

1977年开始
邓颖超出国访问
她就交代，不用公款制备服装
用她在国内穿的衣服就行
甚至有些在国内穿的衣服
是用周总理的旧衣服改的
她说：
“穿在身上也看不出来”
有些衣服扣眼坏了
她就让工作人员再缝缝
后来连续出国
在工作人员说服下
她才终于同意做衣服了
却再三交代不许用公家的钱
她说：
“这也是为国家省点钱
这对国家、个人都有好处”

中央有关报告稿征求意见时
邓颖超只要看到里面
没有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内容
就总是提出要加上
她认为
党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一定不能丢掉，这是根本
1976年12月
邓颖超当选为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
有人提出要为她换车
她说：
“我对我的司机和其他几个工作人员
做工作，不要换车”

十一届三中全会她被增补为
政治局委员后
又有人建议要给她增加秘书、警卫员
当时邓颖超只有四个工作人员
（秘书、服务员、司机、厨师）
邓颖超对他们说：
“我还要坚持原来的那样
一切待遇不变
我们一切照旧啊！”

对此，邓颖超经常说：
“职位变了
只是加重了我对人民服务的任务
加重了我的责任
在我们党内也好，政府机关也好
只是分工不同，承担的任务不同
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
只是责任轻重大小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