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安徽省金寨地区同全国一样，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劳动人民长期过着极端悲惨的苦难生活。这里的土地，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为地主阶级占有。农民租种地主土地，每年除向地主交纳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租课外，还要预付租种押金，交纳鸡、鸭、鱼、肉、油、柴等名目繁多的小课。地主向农民放债的利息，高得惊人，有些农民因少租欠债，终身还不清债务。更有甚者，国民党政府和军阀，横征暴敛，向农民征收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和兵丁伕费，农民还是挣扎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饥寒交迫之中。

    1921年7月1日，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燕子河这古老的山乡也迎来了曙光。在安庆、芜湖等地求学入党的徐育三、徐轩义、汪维裕等进步青年学生，受党组织的派遣，怀着满腔热忱，利用假期回乡的机会，到燕溪小学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宣传革命道理，讲述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大好形势。刘仁辅听了，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叫好。他抛开了杂货店，走出了小家庭，积极和他们在一起， 组织农民抗丁、抗粮、抗税捐。他们不怕风险，不分白天黑夜，走村串户，奔忙在穷苦农民之中。

    一九二七年七月，刘仁轴被吸收入了党。十月，刘仁辅在燕子河又发展党员十多人，被选为小组长，并和闻家店党小组一起，成立了燕子河地区的第一个党支部。党组织建立后，当地农民运动有了组织者和领导者。经过深入发动和组织酝酿之后，燕子河地区第一个农协会就在这年秋天正式成立了。刘仁辅当选为农协会主席。

    农协会的成立，大长了穷苦农民的志气，大灭了地主豪绅的威风。土豪劣绅要胡作非为，农民就把他拉到农协会去评理。农协会员们高兴地说:“现在有农协会给我们作主，有刘主席给我们当家，地主恶霸再也不敢随便欺负我们了。”

    尽管地主狗腿子四处探听消息和监视农协会行动，刘仁辅总是机警地组织大家秘密开会，组织发动农民采取各种形式反抗剥削和压迫。

    就在农协会成立不久，秋收登场了。农协会员们议论开了:“今年我们佃户有了自己的主心骨，可不给地主那么多便宜了。”

    刘仁辅鼓动说：“对，我们组织农协会，就是为了反抗地主豪绅的剥削和压迫。眼前稻谷登场，地主又要来催租要粮了。往年都是我们佃户把租子送到他们家，今年我们一定要叫地主自已来挑，大家说敢不敢和他碰一碰？”

    “有农协会作主，敢！”

    会后，刘仁辅和大家分头串通所有佃户，一传十，十传百，不到三天工夫，燕子河、闻家店一带六百多个佃户，都串通好了。大家一致表示，谁也不给地主家送租子。

    过了十几天，拥有三、四百石租子的恶霸地主刘佐廷，看到佃户们都不送租子，着慌了。一天下午，刘佐廷带着两个狗腿子，亲自到佃户家要粮来了。周围的佃户们早有准备，便推推拉拉把刘佐廷搞到了农协会。佃户们越来越多，和刘佐廷展开了面对面斗争，空气十分紧张。这时，刘仁辅被佃户们也找来了，他大步跨进屋内。刘佐廷一见，骄横地说：“你们办农协会，我不反对，可是这些穷佃户被你们惯养得连租子都不送了，你们农协会为什么不管教管教呀？”

    刘仁辅主席笑笑，不慌不忙地说：“佃户们一年累到头，收下一点粮食，要交给你们一大半，这本来就是不合理的事，可是还要佃户给你们送去，这就更不合理了。他们不送是对的，不必管教。我看那些光吃饭不做活的寄生虫，倒是应该管教管教的！”

    刘仁辅的话说得在理，搞得刘佐廷目瞪口呆。愣了一会，他气急败坏地说:“这…这…这不行，难道没有王法了不成！”

    刘仁辅迈步登上台阶，大声说道:“什么王法? 我们农协会就是反抗剥削和压迫的。送租子是大家的事，由佃户自已作主，大家说送不送?”

    “不送！今年不送，明年还不送！”

    佃户们的怒吼声如同山洪暴发。刘佐廷见势不妙，只好夹着尾巴，灰溜溜地走了。

    这一年，谁也没有给地主送租子，地主只好乖乖地派人到佃户家去挑，佃户们连年要送给地主的鸡、鱼、肉课也不用交了。

    为了进一步宣传革命道理，打击豪绅地主，激发贫苦农民的阶级觉悟，刘仁辅和其他学校师生一起利用春节期间闹花灯等多方方式进行宣传。

    闹花灯是农民在春节期间一种传统的娱乐活动。农协会和燕溪小学、闻家店小学学生同盟会在一起商议，决定在一九二八年的元宵节大闹花灯，广泛开展革命宣传。他们自己动手扎起一套寓意深刻、鼓舞人心的花灯。其中有铜钟灯、乌龟灯、花篮灯、桃子灯、大炮灯等各种各样的花灯，另外，还扎了一个花亭子，亭子里面还坐着一条大水牛哩。

    元宵节的晚上，闹花灯的队伍排成一字长蛇阵，浩浩荡荡地上路了，每到一处，观看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人们稍一注意，发现那些花灯原来都是有名堂的，意思是说，“刘佐廷(牛坐亭)终(钟)归(龟)难(花篮)逃(桃)大炮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