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新闻事业的模范通讯员蒙标成命名大会会场

    蒙标成，一个普普通通的青年工人，一个地地道道的基层业余通讯员。然而，他的事迹却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成为新闻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全国新闻工作者和通讯员学习的榜样。许多媒体的领导和朋友叮嘱我：“请务必回顾整理一下蒙标成事迹采写、发表的前前后后！”

    尽管时光过去了26年，但是，我只要一想起那些日子，往事就历历在目，那感情的潮水，顿时就涌上心头。

    一幕铭心

    1995年9月25日，我应邀由济南，赴太原铁道部十二局机关，参加《人民铁道》报社在此召开的征文颁奖会。临行前，我往位居太原的十四局修造厂打电话，准备在会议间隙，约该厂通讯员蒙标成共同采写稿件。没想到厂党委书记马俊权告诉我说：“蒙标成患肝癌住院，已到晚期，报了病危。”我的心顿时猛地收缩一下，像压上了一块重重的石头……

    这天上午，我乘276次列车经过一夜颠簸到达太原，刚报过到，就与修造厂取得联系。在厂长石玉柱等人的带领下，迅速赶往山西省肿瘤医院，探望萦绕在心头的同行蒙标成。

    我们走进中医科的4号病房，只见一位脑袋光秃，眼窝凹陷，面色蜡黄，形销骨立的病人，正伏在床缘上读书。他的左边放着一大摞报刊，右上肢上还拖着一个正在输液的管子。听说有人探视，他慢慢抬起头，轻轻转过脸，吃力地向我点了点头。我简直不敢相信，他就是两个月前还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工人日报》《人民铁道》报和《中国铁道建筑报》上发表稿件的蒙标成。他的躯体像熬干了生命之油的灯火，在人世间的风雨中飘摇。但他却坚持天天读书、看报、看杂志，渴望有朝一日能再写稿。他微微摇头叹息说：“晚了，来不及了，那篇《筑路工人话住房》的稿子，怕是再也完不成了……”

    我抚摸着他那枯瘪干瘦的手安慰说：“标成，安心养病，等痊愈了咱们合作。”

    离开蒙标成，我就一直在想：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那样矢志不渝，苦苦追求？

    在蒙标成家里，他的妻子安银花谈起丈夫，泣不成声：“他刚刚自费5000多元买了一台386型微机，还未来得及打一篇稿件，就患了这种不治之症。离开他，我和女儿怎么生活下去……”

蒙标成留下的那台386型微机

    我和厂长石玉柱等在场的人听到这里，都禁不住泪流满面。临别时，我拿出200元钱交给安银花。她不肯收，我忙劝说：“收下吧，买点营养品，给标成补补身子。”

    《人民铁道》报颁奖结束后，我立即来到修造厂，决定留下来采写蒙标成的事迹。当时，有两位赶来探望蒙标成的同事，劝我无论如何现在不能采写，弄不好会加重蒙标成的病情，增加他和家人的痛苦。我虽说心里不大情愿，但还是带着沉重的心情，于1995年9月29日返回济南。

    重返太原

    令人遗憾和痛心的是，在我离开太原的第3天，也就是1995年10月1日，蒙标成不幸与世长辞，年仅35岁。我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和打算采写蒙标成事迹的想法，专门向时任十四局党委书记王德臣作了汇报。他为蒙标成的去世感到痛心，同时对我的想法表示热情支持。

    我曾多次分析：采写蒙标成事迹有没有时代意义？能不能报道出去？一个普通工人，不是壮烈牺牲，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没有中央甚至省部级的决定：要宣扬他或给他授予什么荣誉称号。但是，他那热爱新闻事业，辛勤耕耘，忘我奉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精神；他那伏在病榻上，支撑着虚弱的身体，仍坚持学习的情景，使我激动不已，难以忘怀。它驱使着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去“试一试”。即使不能成功，努力了，争取了，我也不后悔。或许正因为他是一名普通工人通讯员，那样热爱党的新闻事业，才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事实上，我国新闻事业的繁荣发展，不正是与包括蒙标成在内的千千万万个通讯员的奉献牺牲分不开的吗？！

作者李佩山在思考采写蒙标成的事迹有没有时代意义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简直坐立不安，食不甘味，夜不能眠，时常想起蒙标成。他的影子常常在我的脑海里晃动，以至于连春节都过得不轻松。不过在此期间，我抽空做了大量采访前的准备，翻阅了一些名人名言。

    “……在成名的道路上，流的不是汗水而是鲜血，他们的名字不是用笔而是用生命写成的。”我为偶然在书中发现居里夫人的这段话而兴奋，把它念给正在厨房刷锅洗碗的妻子听。“你看这话多像专门对着蒙标成说的啊！”

    我还千方百计地查阅了蒙标成的个人档案，研读了他曾发表过的多篇新闻和文艺代表作品。当读到他的散文《男人……》中的这段文字时，我激动不已，认为这简直就是蒙标成，为自己立下的座右铭：“因为你是男人，就该担当起生活的全部事业，就得拼命工作，顽强奋斗；你得成才立业，对社会有所作为；你得养家糊口，为家庭撑起一片蓝天……”

    我再也按捺不住了，终于在1996年5月15日夜，再次乘火车赶往太原，深入地采访、挖掘蒙标成事迹的素材。我先后采访了修造厂厂长、书记和厂办公室有关人员及蒙标成生前采访报道过的许多职工，从不同侧面详细地了解了蒙标成在工作、学习、生活尤其是他采访、写作方面的情况，查阅了他遗留下来的厂报、文稿和大量图片资料。

作者李佩山采访修造厂厂长石玉拄（右）

    在厂团委书记刘炳进、厂办公室干事姜莉的陪同下，我相继5次到蒙标成家里，重点采访了他的妻子安银花。她深情地向我讲述了她心目中的丈夫，并向我提供了蒙标成的刊稿剪贴本和大量有关报纸、图片等资料。随后，我又赶往山西省肿瘤医院，采访了蒙标成的主治和经治医生、护士等，查阅了他厚厚的病历……

    昼夜奋战

    写作是一项非常紧张、艰苦甚至是折磨人的工作，尤其是在时间紧迫，素材凌乱，理不清头绪的时候。在写作过程中，为了提炼主体、构思结构、记述故事和描写情节，不知有多少次，我苦恼得几乎一点都推进不了。

    写什么？如何写？怎样排列组合？乱成一团麻、一锅浆，难啊，难！难得我欲写不成，欲罢不能。深更半夜，我真想抱头痛哭。有时，为了一件事、一句话、甚至是一个词、一个字，我不知要苦苦思索多久……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没有这个本事，当初就不该挑这个头。”我忍不住暗暗嘲笑自己。可既然执着地来了，也“兴师动众”地采访了，就应该下决心写出来。要是拍拍屁股走开，就一辈子别再到这里来，就没脸再做这项工作。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也正是在这举步维艰的时刻，我不禁想起了徒步万里长征采访的记者罗开富。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受报社领导特派，从1984年10月16日，即当年红军开始长征的那一天，由江西瑞金出发，按照红军的行军路线和速度，于198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艰难的长征途中，他经受了大腿骨折、急性黄胆肝炎等生死考验，终于第一次丈量了红军翻越过的长板、仓德、打鼓等雪口垭口的海拔高度。他是继工农红军之后第一个走完原路全程，第一个翻越全部雪山，第一个横穿草地中心沼泽地的记者。1985年10月20日，《经济日报》报道：“罗开富这一年零三天的采访实践，是我国新闻史上的一个创举。他将以一年内徒步里程最长、发稿最多的记者，而被载入我国的新闻史册！”

作者李佩山探望刚从医院大病初愈出来、脸部还未完全消肿的罗开富（右）老师

    2016年10月21日，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作了《一切贪图安逸的想法都要不得》的重要讲话，用的湖南汝城沙洲村“半床棉被”这个红色经典故事，就是1984年11月7日，罗开富在沙洲村见到年过八旬的徐解秀老人时采写的。原文如下：“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半床棉被”的故事，经过总书记饱含深情地讲述后，迅速传遍了祖国大地，让人民又一次重温了那段艰苦而光荣的奋斗历程。这虽是后话，但可见罗开富万里长征采访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

    与此同时，我也自然地想起了人民作家路遥，在创作《平凡的世界》过程中那极其艰难、困惑和痛苦的情景，顺手翻阅起随身携带的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的创作随笔），读到动情处禁不住泪流满面。这也许是因为我来自农村，与小说的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俩有过相似的境遇和追求；也许是因为我是路遥的粉丝和追随者，对他太过在意和敬佩；也许是因为我多年从事记者工作，在采写稿件的日子里，有过与路遥类同的困惑、烦恼和感悟。

路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这部作品

    《早晨从中午开始》是路遥去世前，躺在医院病床上写下的《平凡的世界》的创作随笔，有50个小节 5万多字，凝聚了一位平凡而伟大的作家生命中最后的心血。路遥在文中记录了他创作《平凡的世界》时的生活、思想和感情经历。从萌发写《平凡的世界》的念头，到 1988年5月25日写完，路遥10年磨一剑，用他的青春和生命换来《平凡的世界》的美丽绽放，用他精神和身体上的备受折磨，雕琢了一颗晶莹璀璨的明珠。路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这部作品，回顾了那10年的苦难岁月。他说：“在我的创作生活中，几乎没有真正的早晨。我的早晨都是从中午开始的。通常情况下，我都是在凌晨两点到三点左右入睡，有时甚至延伸到四到五点，天亮以后才睡觉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午饭前一个钟头起床，于是，早晨才算开始了……”

    路遥或许不是文学史上作品最多、成就最大、影响最远的作家，但他是我有生以来最佩服的人民作家，是我人生道路上的良师益友。虽然，我永远都不会有路遥那么大的成就和影响，但是这丝毫也不能妨碍我以他为榜样。路遥的吃苦精神，路遥的思想品德，路遥的人生追求，路遥的精神境界都是无与伦比、难能可贵的，都对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影响。他在随笔中这样说：“动摇是允许的，重要的是最后能不能战胜自己。退回去吗？不能！前进固然艰难，且代价惨重，而退回去舒服，却要吞咽人生的一剂致命的毒药。还是那句属于自己的话：有时要对自己残酷一点。应该认识到，如果不能重新投入严峻的牛马般的劳动，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你真正的生命也就将终结。”

正在写作中的作者李佩山

    写，还要继续写。我暗暗地逼迫自己：不写就无法向被采访过的人交待，更对不起已经长眠了的同行蒙标成。写作往往是这样，在经过一番痛苦的折磨之后，整个的思路才会被打通。一些故事轮廓、一些情景细节、一些段落词句，就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就会呼啸着向笔下聚拢。笔赶不上手，手赶不上心，有些生动之处字写的潦草得让别人都难以辨认。而那篇近万字的长篇通讯《生命的火焰》的第3稿，就在我这次出发的第7天黎明时分，终于按原定计划拿了出来。

    我先是把它读给厂里两位新闻写作爱好者，恳请他们给我提意见、找不足。然后，我又拿给厂长石玉柱、书记马俊权审核把关。第8天上午，我乘太原开往上海的174次列车返回济南。还好，修造厂的张自彬师傅给我拿到一张硬卧票。一上车，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倒头睡觉了。下午一时许，我醒来一连“干掉”两碗康师傅方便面后，便开始斟酌通讯中各个部分的小标题。标题想得差不多了，我掏出一张纸用笔记下来，接着躺下在脑子里“过电影”似的考虑这篇通讯，

    不知不觉中又睡着了。这一睡，还远远没有“够劲”和“到位”，就被乘务员连拍带叫地把我喊醒：“到济南了，赶快换票，准备下车吧！”

    回到家中，已是晚上10点多钟，妻子得知我还未吃晚饭，便连忙去做。当我刚端起碗饭要吃时，她突然问了一句：“你写的稿子呢？让我看看好吧！”于是，我打开包取出稿件。为了让她看起来眉目清楚，我连忙把在火车上想出来的小标题，一一斟酌再三，加在了稿子里。她边看边给我提意见。然后，我又据此进行了认真地推敲与修改。这一改，改到了凌晨两点多，做好的饭凉了又热……

夜深了，作者李佩山在推敲修改稿件

    翌日上午，我把稿件送到商铺打印，接着认真校对、反复修改。然后，我一式五份，送给十四局党委领导、宣传部同事和有关写作爱好者，请他们审阅、修改、提意见。之后，我根据他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再一次进行了认真、细致地完善，直到最终满意才算定稿。我曾在家中将这篇通讯面对面地读给刚满十岁的女儿李霖听，当读到“爸爸，回家，咱们一起回家……”这个段落时，我声泪俱下，女儿亦泣不成声。

    十四局党委书记王德臣在我的最后一稿上郑重地做了如下批示：“蒙标成这个典型，事迹感人，精神可贵，一定要在全局树起来，争取推向省部，推向全国！”
推介“产品”

    记者、通讯员没有好的报道素材苦恼，有了好的报道素材写不出来也苦恼，写出稿子发表不了更苦恼。因此，记者尤其是通讯员，推销渗透自己心血和汗水的“产品”，是最为伤脑筋的事。

    蒙标成这个典型，从发现到采访、写作直至完稿，在我脑海里苦苦“折磨”了8个月之久。曾经有人好心地劝我，你要宣扬一个工人通讯员的事迹，没有特殊的“关系”和“背景”，没有雄厚的“实力”作后盾，你到哪里去发表呢？我的确难以回答。

    在这篇稿件定稿之前，我没有与任何新闻单位联系过。因此，能否发表，我心里没一点底儿。为了对已故的同行蒙标成负责，对我饱蘸心血、汗水和眼泪采写的稿件负责，我决意在邮寄的同时，对部分重点和比较方便的新闻单位采取送发的形式，以期当面得到指教，及时进行修改或补充。我冒昧地来到由《工人日报》、中国工人报刊协会和中国企业报刊协会合办的《新闻三昧》杂志社，找到了素不相识的主编张淑华。

作者李佩山和张淑华主编合影

    张主编接过稿子，坐下来静静地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一本正经地说：“蒙标成的事迹感人，很有典型意义。要是早几天来就能赶上为纪念建党75周年献礼的第七期，现在印刷厂就要装订了。”稍作停顿，她马上又说：“要不这样吧，撤稿子！”于是，她马上拿起电话与印刷厂取得联系，撤掉两篇大稿，将这篇长达近万字的通讯插到第七期上，并配发了3张照片。

    更令我感动的是，张主编根据蒙标成事迹的特殊性和全国读者的反应，做出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决定：以《新闻三昧》1997特刊的形式，出版了彩色印刷、图文并茂的《生命的火焰》（——向铁道部十四局修造厂工人通讯员蒙标成学习）专辑。

作者向铁道部十四局宣传骨干培训班学员介绍特刊《生命的火焰》

    实践再次证明：忠诚自有忠诚的报答，有付出就会有收获，感动记者就会感动编辑，继而感动读者和听众。在蒙标成事迹的采写过程中，我曾多次被感动得流泪，因而也感动了众多媒体的领导和编辑。蒙标成的事迹，还先后在《新闻出版报》《科技日报》《中国铁道建筑报》《山东工人报》《山西工人报》《太原日报》《太原晚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华新闻报》《大众日报》《齐鲁晚报》《广西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太原人民广播电台以及《机关党的工作通讯》《宣传月报》《支部生活》《青年记者》《职工天地》《报林求索》《报海学艺》《中国铁道建筑管理》《工人日报通讯》《广西宣传》《新闻界》《新闻与成才》《新闻战线》杂志等30多家新闻媒体刊播，受到广大读者和听众的好评。

作者向通讯员介绍，《新闻出版报》不惜在第一版用整版转二版刊登长篇通讯《生命的火焰》，在社会上引起反响

    编发我稿件的许多编辑们，他们没喝我一杯水，没抽我一支烟，还有的甚至连面也没见过。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光明日报》副总编辑翟惠生、《人民铁道》报总编辑李丹和《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助理罗光明等，在百忙中对于报道蒙标成事迹，给予了热情的关心、支持和指导。

    尤其是《新闻出版报》总编辑张芬之，不仅精心修改稿件和编排版面，还亲自撰写了本报评论员文章《感人之处在追求》，并组织了一系列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摘要播送的专版连续报道，进一步扩大了宣传效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我为他们过硬的业务，优良的作风，高尚的品德而肃然起敬！

    《广西宣传》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苏树桥，在打电话向我索要有关蒙标成报道的照片时说：“编完《一位壮族工人通讯员的人生追求》，禁不住潸然泪下……”他诚恳地与我一一商谈他编稿时改动的几处，问我觉得是否合适？这是多么谦虚、严谨的工作作风啊！

    盛情难却

蒙标成妻子安银花和女儿蒙晓丹，向作者李佩山赠锦旗

    2000年元旦前夕，蒙标成的妻子安银花，带着10岁的女儿蒙晓丹，冒着严寒，专程从太原乘火车来到济南，将一面上书“感谢人民的好记者李佩山”的锦旗送到我家。安银花流着眼泪诚恳地说：“您收下吧，这虽是迟来的感谢，但确实是我们母女、同时也是代表九泉之下标成的心意，千万别再拒绝啦！”

    其实，早在1999年3月30日召开的“热爱新闻事业的模范通讯员蒙标成命名表彰大会”前后，中国记协、铁道部、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工人日报社和铁道部十四局等单位的领导看望慰问安银花母女，并分别给予了慰问金；在安银花原所在工厂停产上不了班、女儿幼小、生活困难的情况下，十四局党委领导特批将安银花调入修造厂工作；济南市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女工赵玉琴，为蒙标成女儿蒙晓丹投了3万元的“平安康乐终身保险”。

济南市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女工赵玉琴（右），把为蒙标成女儿蒙晓丹投的3万元“平安康乐终身保险”书交给安银花

    在安银花母女看来，蒙标成被追授的多项荣誉、来自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怀与帮助等，都是与发现、挖掘、报道蒙标成事迹的记者分不开的。在采写宣传蒙标成这个典型的过程中，记者肯定是倾注了大量心血，前后撰写、组织、发表了560多篇新闻稿件。因此，安银花在接到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党委书记李国瑞送来的5000元慰问金后，马上拿出3000元送到了我家。我说：“只要你们母女生活安好，我们大家就放心了。你干好工作，教育好女儿，就是对我最好的回报。”

    在命名表彰大会开完的当天晚上，安银花来到我家，要拿出部分慰问金留下，被我毫不犹豫地再次拒绝。安银花回到太原后，又寻思着买了一台豪华落地灯，说是我晚上写作用得着，便托人捎到了我家。我无论如何都退不掉，于是只好向领导汇报交了公。

    怎样才能表达感激之情？2000年11月8日，是已经公布的新中国第一个记者节。安银花母女从电视和报纸上得知这个消息，在太原市跑了许多地方，终于选定厂家制作了饱含她们母女深情的“感谢人民的好记者李佩山”的锦旗，然后赶在年前千里迢迢送到我家。

作者李佩山（右三）在济南大明湖火车站，为前来向他赠送锦旗的安银花（右一）和蒙晓丹（右二）送行

    随后《中国新闻出版报》《精神文明报》《人民铁道》报、《广西日报》《中华新闻报》《新华每日电讯》《新闻战线》《青年记者》等，以《母女千里送锦旗 感谢人民的好记者》为题，分别都作了图文并茂的报道。

    更令我感动的是2004年大年初一，我妻子接到安银花打来的拜年电话。安银花执意要和我说几句话。当时，我因公出车祸造成两根肋骨骨折，还躺在床上。她听出我的声音虚弱，便焦急地问：“您怎么了？”

    安银花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但我万万没想到正月初七一上班，她就打来电话：“李记者放心吧，您以后肯定会平安的。那天放下电话我就去了五台山，在寺庙里为您祈祷一周，都说到那儿烧香可灵了。”

    五台山地处山西北部，离太原约240公里，海拔3000多米，冬天非常寒冷，最低气温零下20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