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三军团在马场街、梯子岩一带加强对贵阳方向的敌势警戒的同时，中央军委也立即在黄平县城部署红五军团和红八军团的整编工作。红军老战士谢良（长征时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师三十七团政治委员）在《长征日记》中引用红五军团长董振堂的话说：“军委按照毛主席（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想法，决定撤销五军团师一级的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并把八军团和五军团合编，两个团并成一个团，两个连并成一个连。这样，每个连队将有一百五六十人，战斗力又会很强了。”28日，根据军团司令部的指示，红五军团向干部和战士传达了部队整编的决定。当天，红五军团象办喜事一样，在黄平城购买糖果和香烟等慰劳品，炊事班的同志们也忙着宰杀猪羊，欢迎八军团的同志们。在当天下午的笑声和掌声中，红五军团和红八军团顺利完成了整编，干部战士以往长途行军和打仗的疲惫状态一扫而空。

    话说红三军团在灯草哨、梯子岩战斗和完成保卫中央机关进驻黄平县城的三天警戒任务后。12月29日，红一方面军首脑机关到达旧州古镇，为了加强左翼的布防和完成保卫红军主力北上瓮安的任务，军团战士还没有来得及掩埋牺牲的战友，他们又接到紧急命令，并兵分两路急速向瓮安方向前进。其中：一部从梯子岩沿章卞、崇仁、风岩，到达木江直上瓮安；一部从灯草哨走冷水河、上罗裙坡、下野洞、沿团坡、经上塘到达瓮安，与前部会合，加强对贵阳和福泉方向来敌的布防，有力地保卫了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元旦在瓮安县草堂召开的“猴场会议”，复活了毛泽东同志正确的军事方针，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作了准备。

    1934年12月底，红军血染灯草哨后，这个被历代政府视为战略要塞的地方，在12年后还发生了一起震惊中美的“金元券事件”。这与修建旧州抗战机场有关。抗日战争暴发后，国民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调集了黄平、炉山、台江、余庆、瓮安、施秉、镇远等县10多万农民到旧州老里坝修建抗战机场。1939年勘验后，由于各种原因，直到1941年才动工。由于当时抗日战事吃紧，机场一边修建一边使用。在尚未竣工之时，由于飞机的无序起降，使不少民工惨死在战机的起落架下。为了使旧州机场安全连接重庆，并转运从驼峰航线送来的国际物资，1945年美国政府就在黄平至重安沿线最高的灯草哨1200多米的“雷打坡”修建一座导航站，并派30多名美国卫兵把守，还将导航站划为禁区，严禁任何外人靠近，当地村民因此将“雷打坡”戏称为“美国山”。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美国山”上的守军撤回，这座导航站基本成了空站，平时仅通电亮灯导航。据当地在1950年参加革命、后来于黔东南州建设局退休的老人田庆奎讲述：1946年初春的一天晚上，美国一架装满金元券的邮政飞机从重庆方向往旧州飞来。由于天黑雾重，飞机到达灯草哨上空看不清导航指示灯，并一头撞向导航站南面的山麓，翻滚下“逃兵沟”而机毁人亡。第二天，飞机残骸上的不少钞票被当地一些百姓“拿”走。国民党政府获报，立即派出大批军警到周围的十多个村寨搜查和抓人。此事殃及了几十个无辜百姓，有的在大牢里被折磨至终身残疾，而真正抢得钞票的一些人却逍遥法外。这就是震惊一时的“黄平县金元券事件”。

    1949年11月上旬，黄平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隆隆的枪炮声中，县城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携带家眷和金银细软，或乘车骑马，或雇轿派夫，纷纷向贵阳方向逃窜。各族人民在即将迎来翻身解放的时候，灯草哨附近黄猴寨的10余户解氏人家却纷纷担心“变天”后，共产党可能要来“共产共妻”，或给家庭带来灾难。正当他们在收拾家里值钱的物品，准备前往过去与本家族结盟的金竹寨躲藏时，那位曾经煮饭给红军战士吃的妇女周氏，从叔伯口中得知是十五年前的共产党和红军又打回来了，她不但没有着急和害怕，反而还高兴对大家说：“共产党和红军是好人，当年我还悄悄煮饭给两个红军小伙吃呢！”这样，解氏家族的人们才安下心来。

    中共黄平县委党研室和县革命老区建设中心这次在开展革命遗址遗迹普查中，对灯草哨红军烈士墓群的发现是一项重大的启示：凡是有红军经过的地方，都可能有牺牲的红军烈士或文物。这给深入红军战场和境内的长征路线开展田野调查，提供了可鉴可行的普查方向。据他们在尸地坝对疑似红军陵墓的小土堆作粗略清点，这些无名烈士至少不下30人，这充分证明了当年的灯草哨之战是一场十分艰苦的战斗。弹指一挥间，英雄们在这些低矮而狭小的陵墓里一躺就是85年。为加强革命传统教育，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更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黄平县党史研究室和县革命老区建设中心还将进一步对这些红军无名烈士墓进行深入核查，并形成保护建议向当地党委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报告。相信总有一天，这些长眠于尸地坝的红军无名烈士会得到庄重修缮或集中迁葬入革命烈士陵园，使客死他乡的红军英灵得到最崇高的敬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