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从这里走向胜利。（中红网江山摄）

    中红网北京2020年5月25日电（素材来源：《伟大的转折》）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长征转战到贵州遵义，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连续开了三天，先后由博古、周恩来主持，主要有两个议题：

    第一，讨论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

    第二，根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决定的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第五次反围剿及突围转移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和教训。

    参加会议人员及会议纪要情况如下：

    中央政治局委员

    秦邦宪，又名博古，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中央"三人团"成员

    周恩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长征时中央"三人团"成员。

    朱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

    张闻天，又名洛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中共一大代表，中共三届中央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陈云，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王稼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发，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刘少奇，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

    何克全，又名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红九军团中央代表。

    参加会议军团领导

    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

    李富春，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

    彭德怀，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政治委员。

    李卓然，红五军团政治委员。

    李德列席会议，时任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三人团“成员。

    刘伯承：根据最新掌握的敌情，我们暂时摆脱了敌人的围堵，但敌人的中央军、湘军、桂军、川军、滇军、黔军四十多万人，正向黔北合围。黔北啊，成了四面应战之地，遵义的南面、东面有乌江阻隔，北面呢，是赤水河和长江，这个回旋余地很小啊。因此，我认为在这里要建立中央苏区，很不合适啊。

    聂荣臻：对， 我同意伯承同志的意见，首先大家看，贵州人口稀少，资源又匮乏，特别不利于我们招兵、筹款、筹粮，反倒是四川人口稠密，资源又富饶，最重要的是，还有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可以策应，我觉得我们可以打过长江到四川建立根据地，与四方面军会合。

    朱德：他（聂荣臻）说的有道理，有些情况大家可能不是太清楚。这个川军啊，特别地排外，它不会轻易地让蒋介石的中央军进入四川，尤其是外省的军队想进入四川是更难的。我想如果咱们进入四川，遇到的肯定多数都是川军。

    洛甫 （张闻天）：我同意朱老总的意见啊，另外，同志们，还有一点，我想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其实早在1930年，我们的斯大林同志就向我们建议过，让我们去四川发展。

    博古（秦邦宪）：那么，大家还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没有，好，那么第一议题就这样通过，放弃黔北，北渡长江，到四川与红四方面军汇合。好，下面进行第二个议题，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报告，由我来作主报告，恩来同志作副报告，请大家审议。

    博古（秦邦宪）：同志们，关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和教训，我想，通过这次会议开诚布公的同各位好好地讨论，认真地总结一下。这要从我到苏区开始讲起。1933年的1月，由于险峻的局势，临时中央政治局不得不迁往中央苏区，于是我经过秘密交通站的护送到了瑞金，当时正处在第四次反围剿开始阶段，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通过黄陂和草台岗两仗，就歼敌三个师，俘敌一万余人，打破了他们的围剿。那时的苏区一片蓬勃发展的趋势，也让我充满了朝气，我抱着极大和热情和期盼，来指挥工作，希望建立一个不断发展壮大和生机勃勃的苏维埃中国。但仅仅三个月的时间，蒋介石便故技重施，由于鄂豫皖等根据地丧失，使蒋介石能用大量的兵力对准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面对国民党的强大进攻，为了保住苏区，我们只能带着红军战士发起反围剿。可是，无论红军官兵多么不怕牺牲自己的性命，蒋介石还是突破了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我们不得不撤离。去年九月，我收到了共产国际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指令后，我们出发了。在整个西征的过程中，我的心情都是十分沉重的。我从苏联学习马列主义回国，24岁成了临时中央的负责人，我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想要用自己学到的主义，帮助和增长中国的革命形势。军事上我们与共产国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没有任何的私心，每一步都是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按照共产国际的政策和路线实行的。在整个第五次反围剿当中，看到红军的损失和失败，我作为临时中央负总责的人，感到了十分的心痛。恩来同志在统计湘江战役牺牲人数时，我听到了红军从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余人，我甚至都不敢相信。这么好的红军队伍，交到我的手里，我感到了身上的责任重大，更对不起那些牺牲的战士们。所以在黎平会议上，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来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经验和教训时，我是非常同意的。因为这一路上，我都在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西征路上的惨败，斯大林同志站在国际斗争的高度上来指导中国革命，我们要承认第五次反围剿中党中央的军事路线和战略都是正确的，只是在执行中有错误。我认为造成失败的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在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力量过于强大，第五次围剿国民党发动了一百万军队，其中五十万军队是专门进攻中央苏区的，飞机大炮轮流轰炸，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第二，白区反帝反蒋运动没有进步，党对白区的工作领导没有显著进步，因此，瓦解敌军工作做得很差，游击战争开展得不够，各根据地互相配合的不够密切，根据地后方物资供应工作没有做好；第三，红军突围进行战略大转移后，发生了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正是这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破坏了整个大转移的战略计划，才造成湘江战役的重大伤亡。我的报告讲完了。
彭德怀：等等，讲完了。

    博古（秦邦宪）：讲完了。

    彭德怀：讲完了，我们第五次反围剿出现这么大的错误，你的失败总结简直就是轻描淡写。

    博古（秦邦宪）：彭德怀同志，我知道你关心军事，但是也请你不要质疑“三人团”的工作方式，关于军事方面我在这里略而不谈，是因为有恩来同志作副报告。下请恩来同志发言。

    周恩来：博古同志刚才说的是第五次反围剿的一些客观原因，确实啊，咱们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有一些客观原因，但是，不得不承认，在军事指挥上是有严重失误的，这个”三人团“里面，我周恩来作为军事的主要负责人，我要承担起这个责任来.....对于军事指挥上的失误，我是红军总政委，我要负主要责任。 

    博古（秦邦宪）：大家对这两个报告有什么想法，现在可以讲一讲。

    毛泽东：我毛泽东有话呀，我老毛啊可不同意博古同志的报告啊。

    王稼祥：不同意。

    朱德：不同意。

    洛甫（张闻天）：同志们，针对刚才博古同志做的报告，我发表一下我的意见。首先，我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不正确，他过分的估计了客观的困难，而回避了军事领导者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其次，博古同志，尤其是李德同志领导方式极端恶劣，现在一切工作，都被李德同志一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自我批评完全没有，对于军事上的不同意见完全不听，而且采取各种压制惩办的方法，使得下层指挥员的机动灵活和创造性完全被抹杀；第三，博古同志对于李德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错误，以及军委内部的各种不正常的现象，非但没有及时的发现和制止，反而呢，是积极的拥护和助长，我认为在这方面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博古同志和李德同志，你们所犯的正是列宁同志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中所提到过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第四，这些错误表现为用堡垒对堡垒的方式来指挥战斗，使我们从运动战转变到阵地战，而这种舍已之长的打法，让军队损失巨大，最终还不得不撤出中央苏区。在这儿，我还想再说一点，国民党的第十九路军，原本我们是有机会同国民党十九路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蒋介石的，可最后呢，我们错过了这个能够让我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反败为胜的绝佳机会。最后，在战略转移和突围上，又犯了逃路主义的错误。在部队极为不利的情况下，还是坚持北上去会合红二、六军团。同志们，这一桩桩、一件件血淋淋的例子，我想是在座的任何一位都无法回避的事实。

    彭德怀：就是嘛，洛甫同志总结的错误是对的，我们早就应该这么认识。

    洛甫（张闻天）：这只是我报告的一个提纲，下面我想请毛泽东同志、王稼祥同志作一个具体的补充说明。

    毛泽东：好，那我就接着说。同志们（刚准备说，休会了）。

    博古（秦邦宪）：两点了（凌晨），时候不早了，大家明天还要工作，这个会明天再接着开。

    会议休会。

    周恩来：人到齐了，那我们继续开会吧。

    毛泽东：好啊，那我接着昨天的话题谈一谈，昨天啊时间太紧，一肚子话还没来得说呢，今天好好谈个透。我认为，昨天博古同志提出的报告还是值得肯定的，他的痛心疾首我们大家都有深刻的领悟啊，他对第五次反围剿其中的失败，又作了深刻的总结，唉，这个地方是值得我们表扬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听了他的报告之后，又觉得有些不舒服，不赞同？甚至昨天我也发现很多的同志一直在摇头，甚至依然很愤怒。

    博古（秦邦宪）：我说的也是事实嘛，敌我兵力对比是10比1，力量如此悬殊，即便是优秀的军事家也难以挽回失败的局面嘛。

    毛泽东：唉，博古同志你这个问题说得好啊，一下子就说核心点上了。这个灯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现在有一个主要矛盾，就是博古同志认为自己没有错，我们大家都认为他是错的，那么就来谈一谈第一个问题，到底错没错？博古同志说啊，我们的失败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力量太过于强大，那好啊，我们就来算笔账，第一次反围剿的时候，敌人是10万，我们是4万，比例是2.5：1； 第二次反围剿的时候，敌人是20万，我们是4万，比例5：1；第三次反围剿的时候，敌人是30万，我们是3万，比例是10：1； 第三次反围剿的时候，敌人是30万，我们只有3万，比例是10：1；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敌人是40万，我们是5万，比例是8：1；到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敌人是100万，我们是10万，当然了不包括地方武装，比例还是10：1；就说明了什么？说明敌人的力量并没有强大到那里去，那为什么我们会败得这么惨？甚至连中央苏区都保不住。好，这里啊，我记得博古同志在1933年对分析我们一定会取得第五次反围剿胜利的一切条件的报告里讲过，我们不否认敌人的进攻，也不否认敌人军队数量的众多，因为国内战争的规律是并不是你军队人数多就一定能打胜仗，以少胜多才是革命战争中革命军队的特点。唉，这话说得好，可是怎么到了现在你就这些拿来总结失败当一些借口呢？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好好分析。

    第二个，博古同志说我们的失败各根据互相配合不密切、后期补给工作没做好，我可以告诉你，你不了解我们的苏区，不了解我们的人民。经过了四次成功的反围剿之后，我们积累相当丰富的经验，我们在之前的一些工作，做得都非常的好，根据地群众积极地参军，已经成为我们前线最有力的保证，我们红军所需的财政、粮食等等一切的供给，都补充的非常好，你能说后勤工作没有做好吗？以上种种，都说明他没错，是干部问题。博古同志犯错误并不可怕，只要能勇敢的面对，勇敢的改正，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死不认错。既然是知道了他是犯错误了，那再来讨论第二个问题，到底是错在哪里？昨天，洛甫同志在报告里已强调了认为他（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这一点我是赞同的，那我就顺着洛甫同志的话往下讲，我总结博古同志的错误归纳起来有三个主义：

    第一，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在这一点，我曾经受到党内严重的批评，他们认为我的经验主义和游击主义同中央夺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精神背道而驰的，我为什么到现在还在讲，可不是我毛泽东心里不舒服，我现在是在后悔，我在自责，如果当时，我能够坚持，中央就不会下达死命令去攻打漳州，我们的红军就不会一下子损失三千多人，欧阳健、张赤男，博古、李德你们都认识吧，他们就是牺牲在这场战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