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荣幸能来参加何长工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会，当何光炜大哥向我发出邀请，并希望我在大会上发言时，我确实感到诚惶诚恐。

    因为，何长工伯伯是我崇拜的大英雄，而我与何长工伯伯的接触并不多。

    唯一一次近距离的接触，还是在文革期间，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到地质部去保何长工伯伯。这次行动改变了我对文革的看法。

毛泽东与参加井冈山斗争的部分同志在陕北合影（前排左2毛泽东，左3朱德，左4林彪，左5何长工）

    何长工伯伯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是传奇式的英雄，他的名字始终与井冈山、与毛泽东主席相连。

毛泽东、朱德、何长工1945年在党的七大合影

    他怎么会成为“三反分子”，怎么能成为走资派呢？这个运动的方向是不是搞错了？那些试图打倒老干部的造反派一定是别有用心，他们才是真正的牛鬼蛇神。

    当我看到何长工伯伯被造反派折磨得疲惫不堪时，我年少的心灵在流血。而当我看到造反派反扭着何长工伯伯的双臂，给他“做喷气式飞机”时，他倔强地绝不低下那高贵的头颅。

    我震撼了，这才是我心目中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我对何长工伯伯的印象永远定格在这历史的一瞬间。

    今天，我们纪念何长工同志，绝对不是纪念他一个人，而是纪念那个时代，纪念那一批时代的弄潮儿，纪念那一批时代的大英雄。

    他们救国于危难之中，置身于生死之外。他们到国外，到黄埔、到工棚底层，到穷乡僻壤，上下求索，就是为了寻找一条富民强国之道。

    他们出生入死，冲锋陷阵，伤痕累累，九死不悔，为的就是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他们各个都是英雄，看他们的传记、看他们的回忆录，甚至看他们的百度词条，你都会深深地震撼，由衷地钦佩。

    他们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一系列的故事，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传奇。这些英雄个体的集合，就是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这些故事、传奇的集合就是我们党的风骨和初心。

    前一段，舆论界掀起了一股“请神论”的风潮，把这个请下神坛，把那个请下圣坛。不排除一些“请神论”者的初衷是想拉近领袖、英雄们与平民百姓之间的距离，反对个人崇拜，甚至不为伟人讳，指出他们的缺点与不足，以为后人教训。

    但也不能不指出有些人借机夸大其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三分错误夸大为七分错误，甚至不是错误也诬陷为错误，把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无限上纲，不仅伤害了革命同志，也玷污了我们党的形象。

    更有甚者，无中生有编造一些低级庸俗的“花边新闻”，吸引眼球，满足一些人的猎奇心态。对这些人必须要绳之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要长出牙齿，要让人知敬畏，不能形同虚设。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说的历史虚无主义，就是指那些试图通过对具体人和对具体事的虚无，从而达到全盘否定的目的。前车之鉴，苏联亡党亡国就是从否定领袖、抹黑英雄开始的。

    不可否认，我们的领袖和我们的英雄是人不是神，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功过是非，但他们又不是一般的人，他们是时势造就出来的非凡的人。他们在逆境中不甘当“良民”、“顺民”，不满足于小富即安，而是为了人民大众牺牲小我小家，奋起反抗。

    在历史的关节点上，他们又独具慧眼，能号召和引领人民走向胜利。因此人民发自内心地称呼他们“是人民的大救星”。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这种神圣的地位是历史造成的，是任何人也撼动不了的。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把我们的领袖和英雄们都请下神坛，由谁来替代他们的真空？“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于是乎，油头粉面的奶油小生；于是乎，娘娘腔十足的“阴阳人”；于是乎，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甚至乎，汉奸文化，卖国言论登上了神坛……青少年们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扭曲，他们的偶像将是“小鲜肉”，“老油腻”，再也不是我们血气方刚的民族英雄。

    何长工伯伯曾经是我们年幼时传奇式的英雄，是我们的偶像。

    可是你现在随机问一问“小年轻”，还有几个人知道何长工？而要问歌星、影星，他们会如数家珍。

    长此以往，我们的红色基因何以传承，我们的红色江山何以确保？这才是我们应该深刻思考的问题。

    因此，我呼唤把人民领袖和人民英雄重新请回到我们的书本，请回到我们的课堂，请回到我们影视节目的主旋律，请回到我们心灵中最神圣的圣地，作为我们人生的标杆和学习的楷模。

    我们期待英雄的回归，期待英雄时代的回归，呼唤新一代英雄的涌现，我想这也是对何长工伯伯等老英雄的告慰。

    延伸阅读：

    何长工生平简介

    何长工(1900-1987)原名何坤。湖南华容人。1918年毕业于湖南长沙甲种工业学校，去北京长辛店法文专修馆半工半读。

    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在法国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去比利时做工。

    1924年回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5年在湖南南县、华容从事学生运动，曾任新华中学校长，并任该校中共党委书记，创建该地区中共党团组织。

    1926年秋任华容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中共南(县)华(容)地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后任连党代表。

    同年9月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后上井冈山，1928年初曾被派到王佐部队做政治工作。先后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二团党代表、红四军三十二团党代表兼中共宁冈中心县委书记，农民自卫军总指挥，中共湘赣特委委员、前敌委员会常委。

    1929年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曾率赤卫军等坚持井冈山斗争。后任红五军五纵队党代表。

    1930年5月任红八军军长，8月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参与开辟鄂东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攻打长沙的战斗。

    1931年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1932年3月任红五军团十三军政委。

    1933年10月任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同年2月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

    1934年9月奉中共中央指示，与潘汉年一起到寻邬筠门岭，与反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的代表谈判，达成就地停战等五项秘密协议，后红军长征经过陈部防区时未遭堵截。长征初期他任军委纵队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委。

    遵义会议后任红九军团政委，曾与军团长罗炳辉率部在侧翼单独行动，担负掩护和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的任务。1936年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