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以“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为核心内容的“同心”思想，是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创新发展，是统一战线新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之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同心”思想起源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重要学说，孕育于统一战线成员与党风雨同舟，团结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实践。从延安时期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的历史地位看，从中国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光辉历程看，从毛泽东思想和延安精神的形成发展看，三大法宝成于圣地，“同心”思想根在延安。

    一、延安时期：“同心”思想的实践源泉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也是历史的转折点。延安时期是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时期；是中华民族从挫折走向复兴的转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及第一代领导集体走向成熟的黄金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和延安精神走向成熟的颠峰时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延安十三年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中国特色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着奠基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和动力，科学的理论来源于实践，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党统一战线的理论根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伟大实践。

    延安时代中国共产党为了抗日救国，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组成了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号召一切爱国志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说：我中华最大敌人为日本帝国主义，凡属食毛践土之伦，黄炎华胄之族，均应一致奋起，团结卫国。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国既丧亡，身于何有？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城。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以一当十，是我精神，以十当一，是我实力。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必倒。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说我们的政治方向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1938年3月19日毛泽东对抗大学员讲话时说，你们主要的是学得一个方向，一种作风。方向是革命的方针，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三民主义的方针，打倒日本主义的方针。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的政治方向包括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但是三民主义是资产阶级的纲领，它同共产主义有何联系，又有何区别。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我们要建立和发展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人民大众的立场，中华民族的立场。所谓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也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揭示的正确方向，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共产主义理想。二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开辟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方向。三是救亡图存，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两大历史任务，推翻三座大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方向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为了推进革命形势， 使之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新的革命高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随之形成。中共中央于1947年2月1日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向全党宣告：“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中国各阶层人民处于团结自救的地位。这里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这是一个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它和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相比较，不但规模同样广大，而且有更加深刻的基础。全党同志必须为这个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而奋斗。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即“双十宣言”)，提出：“打倒内战祸首蒋介石，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借以达到解放人民和民族的总目标。”为了制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具体行动纲领，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即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是：“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早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就指出：我们要“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就是：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

    可见，统一战线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是不可分的，延安是中国革命圣地，也是民主圣地。陕甘宁边区创建的“三三制”政权是一种新型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主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根据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采取了票决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又以票决为主的方法，成功地进行了陕甘宁边区的三次民主普选，既保证了“三三制”政权的性质，又兼顾抗日的各阶级、各党派、各民族的利益。协商民主是“三三制”政权、特别是行政机关中，中共与党外民主人士特别是中间人士合作共事的主要民主形式，与选举和民意机关中以票决为主的民主形式相结合，共同书写了延安时期民主政治的光辉篇章，为陕甘宁边区的民主建设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权建设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和有益的启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其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曾和民主人士黄炎培对话“历史周期率”，指出跳出“兴亡周期率”的新路是民主。

    毛泽东同志总结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经验时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我们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其中统一战线位居三大法宝之首，我们常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得人心者得天下”，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一个是“硬件”，一个是“软件”，是党“两手”握的两大法宝，党是掌握法宝的人。但从实践操作层面看，这三大法宝是互为补充、相互联系的、缺一不可、融为一体的，其精神实质是天道人心。

    延安时期，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同心”思想，但党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达到了成熟阶段。三大法宝在延安这座革命大熔炉里炼成了大器，统一战线的优良传统在这里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同心”思想的核心内容“同心同德”号召和口号的提出，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救亡图存的共识的形成，中华民族血脉同根，文化同源以及共同民族利益，统一战线各界人士追求联合政府、民主政权的光明中国的共同命运和前途。总之，延安时期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形成和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伟大革命实践是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直接实践源泉，也是“同心”思想的历史渊源。

    二、毛泽东思想：“同心”思想的理论来源

    任何一种新的思想和理论的产生，不仅有它的实践的认识源泉，而且有它的理论来源和思想前提。“同心”思想作为新时期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新的概括、总结和升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应有的内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脉相承而又不断发展的正确理论。我们知道，理论是一面旗帜，掌握了正确的理论，是一个工人阶级政党成熟的主要标志。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走向成熟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关键就在于有了一个正确的理论指导。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不仅走向成熟，而且成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个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它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延安整风运动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权威，“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我党的指导思想。有意思的是在七大会议礼堂主席台上方横额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主席台对面墙上写着“同心同德”四个大字。 “同心”之心第一要义是指“主义”、“思想”。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之“党心”，代表统一战线各界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之“民心”。这就是“同心同德”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可见，“同心”思想和毛泽东思想有着内在的联系和历史渊源。

    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有一个过程，毛泽东思想被全党广泛地认识和接受也有一个过程。在延安时期，尤其是1942年整风运动到1945年党的“七大”，毛泽东思想才明确被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七大党章总纲指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受中国的与外国的历史遗产，反对任何唯心主义的或机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刘少奇在修改党章报告中指出，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总之，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心”思想其实质是统一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和统一战线成员来说，就是高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面理论旗帜不动摇，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哲学基础的，《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作，是我们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中国特色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同志1937年在延安写的“两论”，深刻地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对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作了系统的精辟的发挥，科学地论述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两篇著作既是对中国革命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又是对中国共产党批判“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哲学总结。“两论”从哲学高度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失败和成功的经验教训，揭示了中国革命从必然到自由的规律。第一次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深刻地系统地论述了党内同志犯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提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这些错误思想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在认识论上“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的为特征的”。总之，“两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代表作，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华。

    邓小平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最简要的概括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和根本点，也是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最相信和推崇的是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是党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也是党的优良传统。延安时期，我们党之所以从小到大，兴旺发达，中国革命力量从弱到强发展壮大，最后走向成功，取得胜利。从思想上看主要靠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所以，邓小平说我党在延安时期的优良传统主要有两条，一是实事求是，二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我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从“同心”思想角度看，实事求是集中体现“党心”，群众路线集中体现“民心”。“党心”和“民心”是“同心”最基本的两个方面。

    首先，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来看。实事求是是从斗争中开创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在党的历史上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其实，从哲学的角度看，实事求是最基本的内容是求真务实。他的哲学基础是《实践论》--知行统一观和《矛盾论》--个性和共性相统一。实事求是是从认识上看就是认识事物，求得真理。从实践上看就是改造世界，取得实效。一是求真，一是求善。毛泽东说，实事求是，就是揭示事物的规律性，认识真理。周恩来说，说真话、鼓真劲、办实事、收实效。这就是实事求是。可见，实事求是是求真和务实二者的统一，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是知和行的统一。毛泽东所以说，实事求是就是认识新事物和创造新事物。从辩证法的角度看，认识就是从个别到一般，从一般到个别，矛盾的个性和共性的对立统一关系，既是辩证法、也是认识论。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我们所说的实践是千百万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人民群众既是实践的主体，也是认识的主体。因为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本质是相通的。延安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的整顿学风，反对宗教主义的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的整顿文风”。从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宣传路线的高度，把这些不正之风看作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通过延安整风，全党真正找到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团结，保证了党的政治路线、方针和政策得以顺利贯彻执行，为战胜严重困难，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有人形象地说，延安整风是解决“一条心”、“半条心”和“两条心”的问题。是解决统一思想、步调一致的问题，从理论和实践关系上看，是解决同心同德、同向同行的问题。因此，有人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得人心得天下，根本原因在于中共是一个有“心”的党，军队是一个有“心”的军队。国民党失天下在于他的政党和军队皆无“心”。可见科学理论和正确思想是是“同心”思想的第一要义。

    其次，从群众路线的角度看。延安时期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提出党的三大作风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在党章的总纲上和条文上，都特别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这也是这次修改党章的一个特点。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一切向人民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总之，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也是认识路线和工作路线。

    群众路线是我们的政治路线。政治就是弄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问题；解决依靠谁，打击谁的问题。搞政治，就是把我们的人搞的越多越好，把别人的人搞的越少越好。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她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一切为了群众，为人民服务是其根本宗旨和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大公无私的党，她除了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再没有自己的私利。她“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把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可见，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得人心”，就在于她“一切为了群众”；之所以“得天下”，就在于她“一切依靠群众”。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历史的主宰者。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毛泽东在七大闭幕词《愚公移山》中把共产党人比作愚公，把人民大众比作“上帝”。我们知道七大决定了党的政治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他指出，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共产党人这位“愚公”只有感动人民这个“上帝”，才能搬走压在我们身上的两座大山。总之，就群众路线总体来看“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其“道”的层面，“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其“器”的层面。前者解决了走群众路线为什么的问题，后者解决走群众路线怎么样的问题。从“同心”思想的角度看，群众路线和为人民服务反映了“同心同德”基本内涵。“同心”其中基本涵义之一是“民心”，“同德”其中大德就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道德情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在思想上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并被确立为指导思想，在政治上形成了群众路线，认识了中国人民在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这是延安时期“同心同德”思想的科学内容，也是“同心”思想的历史渊源和理论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