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在10月19日占领平壤后，凭借优势装备，疯狂向中朝边境冒进。敌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傲慢骄狂，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此时，志愿军为实现入朝后先在预定地域展开，利用有利地形打防御战的目的，正隐蔽行进。敌人是摩托化行军，昼夜推进，速度很快。我军昼伏夜行，再加上撤退的人群造成道路拥挤，行进速度较慢，已无法先敌到达预定地域。

    敌我态势:敌分东西两路，浩浩荡荡而来;我分三路，悄悄而去。敌在明处，我在暗处。我知敌来，敌不知我到。

    慎重初战，初战必胜是毛泽东指挥作战的一贯原则。10月21日，他审时度势，当机立断，要求志愿军放弃原定打防御战的计划，改取运动中歼敌的方针，并对战役部署提出了具体意见。为捕捉战机，22日7时，毛泽东对部队行军线路和围歼敌人的最有利地域作了明确指示。

    23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发来了第7封电报。毛泽东指出:朝鲜战局，就军事方面来说，决定于下列几点:一是，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三个甚至四个伪军师。此战如果是一个大胜仗，则敌人将作重新部署，在现有兵力的条件下，敌人将立即处于被动地位，否则，形势将改为于敌有利。二是，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我军利用夜间行军作战的熟练程度如何，能否在敌人大量飞机威胁下进行有利的作战。三是，美国能否再增兵朝鲜（如5～10个师），或在美国增兵之前，我军能否在运动战中及打孤立据点的作战中歼灭几个美国师及几个伪军师。因此“应当力争此次战役的完满胜利;力争在敌机炸扰下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气，进行有力的作战;力争在敌人从美国或他处增调兵力到朝鲜以前，多歼灭几部分敌人的兵力，使其增补赶不上损失”。总之，“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毛泽东为志愿军确定了十分重要的战略和战役指导方针，对初战胜利和尔后作战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此后，一天之内，毛泽东又连续发给彭德怀3封电报，就诱敌深入，捕捉战机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

    接到23日的电报后，彭德怀又及时对战役进行了调整部署，部队继续隐蔽接敌。

    24日晚，40军118师、120师以预期遭遇的姿态，埋伏于两水洞、玉女峰地区，准备伏击南朝鲜军队。25日，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打响。上午7时、10时，120师、118师分别对伪1师和伪6师先头部队实施突然猛烈地攻击，打得敌人狼狈不堪。25日遂成为抗美援朝纪念日。

    志愿军突然出现在朝鲜战场上，令美国大吃一惊，打乱了其侵朝的战略步骤。白宫连续召开会议，对中国参战后的朝鲜局势做出评估。帝国主义者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认为，中国是象征性出兵，“最多不过六七万人”，这一只是中国出兵的零头的判断，得出了“不是不可侮的力量”的结论，导致白宫作出了一系列错误的决策。

    11月9日白宫决定，同意麦克阿瑟的建议，仍按原计划发动一次攻势，占领全朝鲜。并实行空中战役，炸毁鸭绿江上所有桥梁，阻止中国后续部队入朝。麦克阿瑟率联合国军22万人，分东西两线又一次发动了总攻势，妄想在12月25日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

    毛泽东针对敌战略判断上的错误，决定将计就计，利用敌人恃强自傲心理，将敌诱至我第一次战役所熟悉的战场，尔后实施出敌不意的攻击，歼敌7—8个团，将战线推至平壤—元山一线，使志愿军站稳脚跟。为达到目的，毛泽东命令9兵团的20、26、27，3个军秘密入朝，担负东线作战任务。

    11月7日，志愿军主力后撤转移，少量部队节节抵抗，诱敌深入。我且战且走，敌以为我“怯战败走”，由开始缓慢推进，到放胆快速推进。21日，敌人全部到达预定的进攻出发线。24日，敌东西两线发动总攻。25日全部进入预定战场。

    11月25日晚，志愿军在西线突然发起反击，第二次战役打响。

    志愿军勇猛顽强、灵活机动，迅速打开了战役缺口。38、42两个军实施迂回穿插，负责截断窜至清川江以北美第9、第1军的退路。

    38军占领三所里、龙源里就关上了战役的大门。彭德怀有意识地把这一重任交给了38军。38军是四野的主力，解放战争中战如猛虎，很能打仗。第一次战役时毛泽东两次致电彭德怀，要他注意使用38军，切断清川江“联合国军”的联系。彭德怀把穿插任务交给38军后，该军由于行动迟缓和途中恋战，未能按时到达指定位置，贻误了战机。彭德怀拍着桌子批评了军长、政委。这次穿插任务无疑是一次考验。

    27日晚，38军113师指战员，不顾两天两夜连续作战的疲劳，在师长、政委的带领下，顶风冒雪，翻山越岭，向三所里疾奔。当走到离三所里30里时，天已放亮。美机盘旋侦察，因已进入敌人的心腹地带，部队干脆去掉伪装行军，美机误认为是撤下来的南朝鲜军队，还通知三所里的“治安队”为“国军”准备了饭菜。前卫团一夜走了145里，28日8时到达三所里，占领了有利地形。5分钟后敌人的先遣队乘车来到，当即被全歼。两条腿赛过了汽车轮子。此后的50多个小时里，113师像钢钉一样先是钉在三所里，后钉在龙源里。敌人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支援下，实行波浪式、集团式冲锋，一天多达40多次。南突北援之敌相距不足1公里，却始终无法会合。由于38军切断了美第9军的退路，给我军大量歼敌创造了机会。在十几公里长的战线上，敌人丢弃了上千辆汽车、炮车、坦克。12月1日，彭德怀在给38军的嘉奖电上，亲笔写下: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从此，38军就有了“万岁军”的美名。

    就在38军穿插的晚上，我东线9兵团第20军、27军向美军发起突然反击,仅一夜,即将美陆战第1师和美第7师1个多团共约3万人,分割包围于长津湖东、西、南三个孤立的点上。30日晚,27军5个团,对被围于新兴里的美第7师第31加强团发动猛烈攻击。战至12月2日,将该敌3191人全歼。创造了以劣势装备，全歼现代化装备的美军1个加强团的成功范例。

    9兵团神兵天降，惊动了白宫。参谋长联席会议异常紧张。敌人怎么也想不通，从11月上旬实施“空中战役”，出动了1000架飞机，整天轮番对鸭绿江大桥及中朝边境的所有通路狂轰滥炸，并利用现代化的侦察手段24小时监控，15万大军竟在眼皮底下，完成战役集结，自己却毫无觉察，成为“当代战争史上的奇迹”。怎能不紧张！毛泽东称其“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

    11月底的朝鲜长津湖地区，白雪皑皑，奇冷无比。装备鸭绒被、睡袋、大衣的美军冻得瑟瑟发抖，严寒难挨。可这时入朝作战的志愿军9兵团指战员，由于时间紧、出动急，再加上美军的空中封锁，连寒区的冬装都没有换全，有的甚至穿着单胶鞋，戴着单军帽。官兵粮弹缺乏，忍饥受冻，一两天只能吃上一顿结冰的高粱米，官兵体质严重下降，冻伤减员严重，26军有的师团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严寒的天气极大地制约了作战行动，部队配备的迫击炮百分之七十无法使用，枪栓冻得无法击发，通信联络也极不通畅，就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志愿军发扬人民军队英勇顽强，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同美军浴血奋战。

    12月1日，美陆战第一师在大量航空兵的支援下向兴南突围，在由北向南的70公里路段上，受到志愿军的步步紧追，层层阻击。12月8日，逃至古土里以南的隘路处，受到志愿军两个连的阻击。美军在飞机的支援下对志愿军阵地实行猛攻，志愿军不顾连续作战的疲劳，顽强抗击敌人，经过几天的激战，只剩下20多个人，但他们死死卡住这一关口。这天晚上气温降至零下40℃，第二天美军再次发起攻击，没有遇到任何打击，原来志愿军由于衣着单薄、冻饿数日，体力严重下降，全部冻僵在阵地上。正是靠这种挑战生理极限的精神把美军王牌师打的丢盔卸甲，损兵折将百分之四十。使曾在二战太平洋战场的历次登陆战中，担负开路和主攻任务，威名赫赫的美军陆战第1师，经历了该师战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从此风光不再。美军官方战史称，长津湖地区的部队“在撤往兴南的途中丢失或毁坏了大量被服、帐篷、军械装备、通讯器材和工程器材。……需要提供一个半师的装备。”

    第二次战役，“联合国军”遭到沉重打击，是美国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但敌人不甘心于失败，美英要我停止在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毛泽东看穿了敌人的阴谋，电示志愿军，指出：目前美、英等国正在要求志愿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企图整军再战。因此，要志愿军克服一切困难，协同人民军过“三八线”。德怀关于部队过于疲劳，应稍做休整，速胜有害的建议固然正确，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超过“三八线”再打一仗很有必要。“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不利”。彭德怀按毛泽东的指示，进行了第三次战役。从 １９５１ 年 １ 月 ３ 日起，经连续七昼夜的艰苦奋战，向前推进了 ８０ 到 １１０ 公里，毙、俘敌 １．９ 万余人，占领了汉城，粹碎了“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据守“三八线”、整顿军队，准备再犯的企图。此后，又进行了第四、第五次战役。

    我军战略战术机动灵活。第三次战役打过三八线，第四次战役回到三八线，第五次战役打过三八线又回到三八线，这里面有政治的因素，更有军事战略的考虑。敌我技术装备相差悬殊，我军只有战略战术正确才能战胜敌人。不打过三八线就守不住三八线。也正是体现了这一战略战术。把战局稳定在三八线。志愿军的战略反攻达到了预期目的。

    美军在朝鲜战场上有巨大的军事优势，拥有现代化运输手段，能迅速整补；拥有制空权，能在白天军事行动自如；拥有高度机械化装备，能迅速组织进攻退却的转换。志愿军处于劣势，粮弹经常供应不上，白天军事行动受限，缺少机械化装备，进攻退却的转换慢，部队容易疲劳。朝鲜战争中却能后发制人，迅速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是因为有毛泽东军事思想。志愿军指战员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和敌后游击战相结合的战略指导方针，以集中优势兵力，采取近战、夜战、速决战、穿插、分割、迂回等战役战术，在西方各国军事教科书中见所未见，而志愿军却运用的灵活自如。狂妄不羁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吃尽志愿军苦头后告诫部下:中国军队总是插入我纵深发起攻击，惯于在夜间运动和作战，他们是很危险的敌人，不要小看中国人。

    毛泽东说:“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这些极而言之的话,真实地反映了毛泽东不惧怕任何敌人、任何困难的革命气势和民族自尊心，同时，也是对志愿军在陌生战场、面对陌生的敌人，坚持灵活机动战略战术的形象比喻。

    一个人要有志气，一支军队要有士气。以弱胜强靠的是昂扬的士气。彭德怀、毛岸英的英雄豪气是志愿军士气的缩影。美国出兵朝鲜在国内引起的是反战潮，中国出兵朝鲜出现的是参军热、支前热。的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体现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一致性，是时代的呼唤、人民的心声。毛泽东说“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侵略。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中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中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如果朝鲜人民失败了,中国也没有好日子过。因此，抗美援朝得到了全国上下的热烈响应，迅即凝聚起亿万人民的力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战争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综合较量。精神力量是思想道德、战斗意志、作风纪律、战术技术的综合反映。志愿军政治工作激发出来的革命加拼命精神，是降伏任何凶恶敌人的法宝。

    1951年元旦，敌人在志愿军的连续突击下，汉城的第一道防线被突破，联合国军争相南逃，李奇微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元旦上午，我驱车由北面出了汉城，结果见到了一幅令人沮丧的景象。朝鲜士兵乘着一辆辆卡车，正川流不息地向南涌去，他们没有秩序、没有武器、没有领导，完全是在全面败退。”《韩国战争史》中也说，“联合国军士兵仍掉所有重炮、机关枪等支援火器，爬上卡车向南急驰，车上挤的连个小孩也不能再挤上去了，甚至携带步枪的人也寥寥无几。他们只有一个念头，‘把那可怕的敌人甩掉’，拼命跑呀！控制不住的‘后退狂’蔓延开了。”

    作家魏巍在《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中写到：“这儿的每一寸土地都在反复地争夺。这儿的战士，嘴唇焦干了，耳朵震聋了，他们用焦干的嘴唇吞一口炒面……”。志愿军战士就是靠这一把炒面，一把雪的精神，在汉江南岸坚守阵地，与穷凶极恶的敌人殊死搏斗了50个日日夜夜。有一次，美军和南朝鲜军队数十架飞机、60辆坦克和大炮的支援下，向帽落山一线阵地发动轮番进攻，我50军的一个团在没有制空权和反坦克武器的情况下，用步枪、手榴弹、十字镐与敌拼死搏斗，鏖战8天8夜，硬是没让敌人前进一步。我38军的一个团在武甲山与莺子峰之间也坚持了8天8夜。在一个不足600平方米的580高地，每天落下20000多发炮弹，通往阵地道路被炮火封锁，运送伤员、弹药和给养都很困难，电话线刚刚架起接着被炸断，部队撤离收回一些电话线，一段50米的线上有30多个接头。炒面吃光了，就吃口雪解饥渴，阵地反复争夺。有一次阵地又一次丢失，100多名伤员感到对不起祖国人民、对不起毛泽东，主动组织起来上了阵地。没有弹药就从敌人的尸体上捡弹药。白天丢了阵地，晚上再夺回来。胜利完成了任务。这两个8天不是巧合，是战士钢铁精神的真实写照。“为祖国争光，为毛泽东争光”不是口号，是精神之柱。

    抗美援朝战争，双方各调集了百万以上大军，美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现代化武器，战争的艰难性、残酷性和艰巨性在世界现代战争史上是空前的。志愿军将士经受住自然极限和战争极限的双重考验，以不屈的精神去抗击钢铁的挑战,在生与死的较量中,谱写一曲曲气吞山河的英雄战歌。在志愿军的行列中,相继涌现出了抱炸药包冲入敌群的杨根思、舍身堵枪眼的黄继光、烈火中永生的邱少云等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个功臣集体。“志愿军打败美国佬，靠的是一股气，美军不行，钢多气少。”美军钢多、志愿军钢少，抗美援朝战争中，美空军共出动104万多架次，平均每天800架次，最多的一天为2400架次，投掷和发射弹药69万多吨。志愿军就是靠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屈服，只要还有一个人就要战斗下去的英雄气概战胜了敌人的狂轰烂炸，成为世界上最勇敢最顽强的人、“最可爱的人”。

    三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不流血的战争”，这一精辟的论断，在抗美援朝战争停战谈判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1951年7月10日，停战谈判在开城开始。这是交战双方进行战略调整的结果。

    现在有一种说法，第二次战役和第三次战役后，美国曾两次提出谈判，是中国拒绝谈判，失去了早日结束朝鲜战争的机会。果真是毛泽东作出的战略决策错了吗？回答是否定的。第二次战役，虽然“联合国军”遭到沉重打击，是美国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但敌人并不甘心于失败，美英要我停止在“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毛泽东看穿了敌人“先停火”的阴谋，电示志愿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不利”。彭德怀按毛泽东的指示，进行了第三次战役。第三次战役后，美国提出谈判，还是为了获得喘息的机会，并没有通过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诚意。只是在经过四次、五次战役后，双方僵持在“三八线”，美国认识到，经过五次战役的激烈较量，尽管自己拥有强大的军事优势，凭现有的兵力再打到鸭绿江是不可能的了,要继续增兵或将战争扩大到中国，那将是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打一场错误的战争”。5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放弃占领全朝鲜的军事目标，通过一定规模的军事行动，在三八线地区建立一条分界线，通过谈判，寻求“光荣的停战”。这时，杜鲁门提出了打一场有限战争，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放弃占领全朝鲜的军事目标，通过一定规模的军事行动，在“三八线”地区建立一条分界线，通过谈判，寻求“光荣的停战”

    我虽然取得了五次战役的胜利，但自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尽管兵力上占据优势，由于没有制空权，武器装备落后，后勤补给不足等给作战造成的困难短期内无法解决。志愿军在作战中一次战役能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一个整团，却难以全歼被围之敌。美军“还有顽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因此，不具备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把美帝国主义彻底赶出朝鲜的条件。5月26日，毛泽东指示志愿军，多打小歼灭战，每个军一次求得歼灭美英军一个营，积小胜为大胜。毛泽东比喻为“零敲牛皮糖”。6月3日，毛泽东和金日成商谈后，确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总目标。

    朝鲜停战谈判非常特殊，既不是战胜国强迫战败国接受投降条件的谈判，也不是战胜国之间瓜分战果大打出手后的谈判，而是一个头号帝国主义国家妄图称霸世界，遭到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反抗之后，不得不罢手的谈判。

    对志愿军来说，和谈，符合中国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一贯立场，“和谈中最基本的原则问题,是限期撤出朝鲜境内一切外国军队;其次是以三八线为界,恢复1950年6月25日前的状态”;“我们坚持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是有理的;以三八线为界是有节的;争取提早结束战争,与朝、中两国人民是有利的”。

    对美国来说，一方面打不赢，一方面不认输。要保住在西方世界的“面子”，就要靠现代化的优势装备，搞政治讹诈，阻碍朝鲜问题的公平合理解决。

    由于敌人对“和谈”缺乏诚意,对谈判采取拖延和破坏的政策,使朝鲜停战谈判旷日持久、艰难曲折,形成了两年之久的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边谈边打，边打边谈；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斗争局面。谈判的天平取决于战场的砝码。一次小小的战斗，甚至一个士兵都体会到了“政治仗”的味道。

    毛泽东深知敌人虽然在战争中遇到了严重困难，被迫求和，但决不会改变其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预见到谈判期间，敌人可能会玩弄种种阴谋伎俩，可能乘机对我实施突然袭击，我军惟有经过坚决、激烈的军事政治斗争和持久作战的准备，才能取得胜利。能打方能言和。敌人谈判桌上得不到，战场就要打;战场上得不到，才回到谈判桌上谈。

    7月2日，毛泽东要求志愿军“极力提高警惕。我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的空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志愿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 7月9日又在电报中指出，“我前方部队,必须鼓励士气,继续英勇作战,千万不可有丝毫的松懈,不要作此次可以和下来的打算,而应作此次和不下来、还须继续打、还须给敌人以大量的消耗和歼灭,然后才能和下来的打算。只有我们作了此种打算,才于争取最后胜利有益处,否则是没有益处的。”谈判未开战略策略已定。

    抗美援朝得到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谈，符合中国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一贯立场和世界人民的心愿。毛泽东高度重视朝鲜停战谈判，对谈判的战略、策略、方案及代表团的人员组成都亲自确定。斯大林得知后全部同意并明确表示：毛泽东同志应该指挥谈判。

    毛泽东亲自点将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参谋长解方以及精通外交、擅长谈判的李克农和乔冠华组成谈判代表团。李克农、乔冠华等一行即将离国赴朝鲜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曾召集代表团团员开会，提出了谈判的策略，“当美国侵略者伤亡惨重、被迫求和的时候，我们应审时度势，把战争停下来，争取在和平的环境中进行新中国的建设。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谈判时，我们应理直气壮地坚持原则，力争停战条件公平合理，符合国际公法，以利于朝鲜问题的最终和平解决；但从全局出发，在不损害根本原则的前提下，在具体问题上可以做一些妥协或者让步，以避免谈判破裂，推动达成协议，实现停战。应掌握这样的原则：可让的或不能不让的，看准时机让。美国蛮横无理时不能让步，虚张声势时不能让步，不起作用时不能让步，让步必须能扭转局势。”

    毛泽东高度重视通过和谈公平合理地解决朝鲜问题，以战略家、哲学家的高超艺术驾驭和领导了谈判的全过程，志愿军参谋长解方为首席代表，李克农主持，周恩来主抓。和谈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在毛泽东、周恩来的领导下，志愿军粉碎了敌人妄图通过谈谈打打实现不合理解决朝鲜问题的阴谋，达到了预期目的。

    毛泽东亲自拟定了停战谈判方案：1，双方同时发布命令，停止军事行动；2，双方军事力量从三八线各自后撤10英里，建立非军事区；3，双方停止从外部向朝鲜的一切军事调动；4，停止军事行动后的3个月内分批交换全部战俘；5，所有外国军队3个月内全部分批撤离朝鲜；6，南北朝鲜难民应在4个月内返回原来的居住区。

    美国的侵朝战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经济方面都有不少难以克服的困难，战争拖得越长，对美国越不利，但它又不甘心失败。由于敌人对“和谈”缺乏诚意,对谈判采取拖延和破坏的政策,使朝鲜停战谈判旷日持久、艰难曲折,形成了两年多的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边谈边打，边打边谈；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斗争局面。美国对谈判表示得既狂妄又虚弱，出尔反尔，能拖就拖，基本特点是“打时想谈，谈时想打”。周恩来称之为“美国的慌乱与徘徊”。他们一心想把持谈判，想让中国方面完全按照他们的意愿来达成停战协议，以取得他们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美方在谈判过程中总是百般刁难，致使谈判一波三折，迟迟不能取得结果。

    在谈判之初的一个月中，毛泽东发给李克农等电报达40多封，大到谈判原则、议程的修改，小到一个发言稿、场地的安全以及禁止车辆挂白旗等，都从国格和政治的角度明确指示或一一提醒。

    7月26日，当谈判接触到划军事分界线的实质问题后，敌以“谋求海军空军优势的补偿”为借口，要我后退数十公里，遭我驳斥后，便叫嚣让飞机大炮去辩论。发动了夏季、秋季攻势和“绞杀战”，迫我妥协让步。而我军则以打促谈，粉碎了敌之进攻和“绞杀战”。之后，敌又以沿海岛屿不受军事分界线限制为由，企图强占朝鲜北部沿海岛屿。针对这一情况我收复了这些岛屿，粉碎了敌之无理要求。随即，又打破了敌人的“细菌战”

    8月1日，毛泽东两次致电李克农并转金日成、彭德怀，就坚持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提出了具体意见。此后两周又3次发电报，分析敌人不愿意接受三八线的原因，提出了在对方同意目前战线基础上调整时的前提策略。当8月22日美军飞机轰炸非武装区和谈判场所时，毛泽东23日致电李克农“必须不怕破裂，予以坚决回击”，近日提出“暂时停开谈判会议，以压敌人气焰”，志愿军则“加紧准备迎接敌人可能的进攻”。24日，致电在暂停谈判的同时保持“双方联络官的来往”。25日又指示说，“代表团的任务是谈判兼打文仗”，“进行有力地宣传斗争，沉着应变，主动作战，以观其变化”。经过文武两个方面的斗争，既揭露了敌人谈判中的无赖嘴脸，逼敌在“中立区”问题上就范，又粉碎了敌之进攻。敌人文的理屈词穷，武的捞不到便宜，中断2个月的谈判，不得不在10月25日由开城转到了板门店复会。

    停战谈判恢复后，按照毛泽东的策略，中朝方面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采取灵活战术，提出“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并由此线各自后退2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的建议。

    11月27日，历时4个多月，经过了18次正式会谈，37次专门委员会会谈，14次参谋会谈，双方终于就军事分界线的划定达成临时协议。

    军事分界线的划定达成协议后，美国不想执行，就在遣返战俘问题上做文章，违背国际惯例,节外生枝，以“自愿遣返”为借口，“强迫扣留战俘”，拖延停战协议的签订，以便在战场上得到更多的东西。

    1952年5月5日，印度的潘迪特夫人来华就朝鲜停战问题进行斡旋。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坦诚地就战俘问题对她阐述了中国的立场，说：“停战谈判所谈的，主要是四个问题，现在除一个问题外，都已基本上取得协议。而美国政府还在这个仅剩的问题上无理地拖延谈判。” “唯一尚未解决的问题是战俘问题。本来按照美国政府所曾签字的1949年日内瓦公约，战争一旦停止，双方即应无条件地释放并遣返所有战俘。因此，这本来是很简单，而不应该成为问题的，但美国政府却无理由地以此拖延会议”。“我们不想压倒对方，我们所要求的就是：公平与合理。”7月1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从政治的高度阐述了中方在遣返战俘问题上的立场，并揭穿了敌人利用遣俘破坏中朝团结的阴谋。斯大林回电，充分肯定毛泽东关于谈判中的立场和战略策略。

    1952年，敌又在战俘问题上进行讹诈，我为配合这一谈判斗争，于1952年秋胜利地进行了全线战术反击作战，并取得了上甘岭防御战役的胜利。

    9月28日，美方代表提出了所谓“自愿遣俘”的三择其一方案。10月8日，朝中方提出了战俘全部遣返新方案，美方拒绝讨论协商，片面宣布无限期休会。朝鲜停战谈判陷入僵局。毛泽东10日致电李克农，指出，应揭露敌人蛮不讲理，破坏谈判，扩大战争的阴谋，决不放弃全部遣返的原则，同时方法步骤又可以协商。

    为打破敌人的战俘讹诈，配合谈判斗争，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动了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联合国军”处境愈加被动。美方为谋求在停战谈判中的有利地位，制定了“摊牌”行动，其目的是通过夺取上甘岭的这两个高地，配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大选中连任，并迫使中国接受其在战俘问题上提出的无理要求。10月8日，与“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批准“摊牌”行动计划的同一天，美国首席谈判代表哈里逊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退出会场时，他边走边喊：“让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这是美国第二次中断谈判和口出狂言。

    １０月１４日美军向上甘岭地区的５９７．８高地和５３７．７高地北山实施进攻。上甘岭战役打响了。进攻前，“联合国军”以为只需投入２个营的兵力，即可占领两高地。由于两个高地的重要性，使中美双方采用添油战术，上甘岭由战斗发展成一次重要战役。美方陆续投入美军步兵第七师、南朝鲜步兵第二师、第九师，兵力达６万余人，出动坦克１７０余辆，飞机３０００余架次，发射炮弹190余万发,投炸弹5000余枚；志愿军由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指挥，逐次投入十五军之四十五、二十九师，十二军之三十一师、三十四师一0六团等近10个步兵团，总兵力4.3万余人，大炮100余门，发射炮弹35万余发。双方围绕两个高地反复争夺了43天, 战斗越打越惨烈， 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每次易手都伴随着天翻地覆的炮战和天昏地暗的拼杀，把总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的两高地削低整整2米。志愿军依托坑道和猛烈的炮火支援顽强抗击敌人的进攻，涌现出了38名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英雄。阵地在与敌人的反复争夺中岿然屹立。志愿军最终以伤亡1.5万余人的代价，打死打伤敌2.5万余名，最终守住了阵地，取得了胜利。“小米加步枪”起家的我军，第一次实现了与美军的炮火对抗，也是第一次用炮兵取代步兵成为杀伤敌人的主要手段。上甘岭战役志愿军投入的火炮数量不到“联合国军”的一半，发射炮弹总数是敌人的五分之一, 但由于炮兵部署和运用得当，打得稳准狠，除了阻止集结之敌的集中射击、粉碎冲击之敌的拦阻射击和对占领表面阵地之敌的覆盖射击外，志愿军炮兵还实施了从来没有过的炮兵对炮兵的大规模炮战，有效地支援了步兵，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志愿军像这样的火力运用，是抗美援朝战争以来的第一次。无论是在坚守阵地与反复争夺阶段, 还是在坚守坑道与准备反击阶段，以及实施反击与巩固阵地阶段，哪里有敌人出现，哪里就有猛烈的炮火。百分之七十的敌人是被我炮火消灭的。美军惊呼，“中国军队的炮火像下雨一样，每秒钟一发，可怕极了。我们根本没有藏身之地。”外国电讯称，共军的炮火经常使“进攻的联军陷于瘫痪”，“使那些爬上山顶的联军全军覆没”。经此役，敌发动“金化攻势”夺取五圣山、改善金化地区防御态势的企图彻底破灭，朝鲜战局从此稳定在了三八线上，奠定了朝鲜的南疆北界。范佛里特承认:这次作战是“战争最血腥的、时间拖得最长的一次战役，使‘联合国军’受到最大的损失”。总司令克拉克在回忆录中写到:“这个开始有限目标之攻击，发展成为一场挽救面子的恶性赌博……作战是失败的。” 与敌人相比，是我炮兵作战能力的极速提升，志愿军的炮火与参战初期已不可同日而语，已不再是敌人所称的“人海战术”对“火海战术”，而是用“火海战术”、“坑道战术”，对抗敌人的“火海战术”、“人海战术”。如毛泽东所指出，“我取得如此胜利，除由于官兵勇敢、工事坚固、指挥得当、供应不缺外，炮火的猛烈和射击的准确实为制胜的要素”。正是志愿军与美军的火力对抗使上甘岭战役具有了战略意义。

    这次战役之后，志愿军攻守自如，能攻下任何想攻下的阵地，能守住任何想守住的阵地。上甘岭成了美军的“伤心岭”，彻底失去了在正面战线进攻的信心。此后，美军再未动用一次营以上规模兵力的攻击。

    1952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给志愿军的贺电中指出：“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

    上甘岭战役成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转折点。

    上甘岭战役后杜鲁门去职，艾森豪威尔接任总统。

    面对朝鲜战场美军沮丧颓废的情绪，艾森豪威尔提出在朝鲜实施大规模登陆和使用原子弹，为美军打气。

    基于政治、外交和国际战略的考虑，毛泽东坚持“俘虏一个也不能丢，一定要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