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谈话中，陈先同志把他在中国体育事业中所经历的艰难曲折，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的磨难，以及此后他为中国体育运动事业的振兴和发展所做的努力和谋划等都向我一吐为快，也讲了他与国际奥委会主席和一些奥委会主要成员的交往，和与一些我国领导人的交往等，谈话进行了一上午。中午，他拿出了一瓶珍藏了多年的茅台酒，我们俩在边吃边谈中把这瓶酒喝了个精光。

    陈先同志逻辑思维能力很强，说话辩证客观，极具学者风度。他谈世界问题，举重若轻，世界大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信手拈来；谈中国的体育事业，尤其各个单项的运动项目，举轻若重，对教练员、运动员的特点和规律、当前状况及未来走向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成败得失，算无遗策，尽在囊中。

    对于这一次陈先同志邀约谈话的目的是什么，后来我作了无数次的分析和揣测，至今也没太清晰。我在《星火燎原》编辑部工作过，长期从事革命回忆录的编辑和写作。陈先是我国体育事业领导者中的老革命，一生又为我国体育运动作出过巨大贡献，足可以写一部光彩照人的回忆录了。陈先邀我访谈，很可能是想写自己的回忆录，如果当时我督促他把自己的回忆录写出来，对于中国体育事业来说可能是一个巨大贡献。

    1993年6月20日，陈先同志去世。当时，我在北京军区总医院住院，没能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在病床上，我写了一副挽联祭奠他，上联是：“执中国三十载银球牛耳，金杯获无数，中国小将每战所向披靡！想当年，公才谁人不称道？”下联是：“掌华夏十万乒乓禁军教头，桃李竞芬芳，华夏健儿无不威风八面！看今朝，银球为哪家天下？”我的这副挽联，对陈先一生对中国乒乓球事业所作的贡献做了高度概括，同时也表达了我对当时中国乒乓球运动滑坡的忧虑。

    昔日辉煌中国，今日屹立世界。喜哉甚也，陈先同志参与建立的华夏体育事业依然傲视苍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