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0年，黄新（前排左一）与父亲黄祖炎、母亲周泽和大妹妹在济南。

黄祖炎

黄祖炎之墓

    1951年3月13日晚，坐落在济南市经二路的市政府小礼堂灯火通明，山东军区政治部文化工作座谈会正在这里召开。由于刚刚解放，一切还没有就绪，军区连召开稍大一点儿会议的地方都没有，军区“八一”大礼堂正在修建中，只能借地方召开。

    父亲肺病未愈，前几天还在吐血，当晚虽发着烧，但他还是硬挺着作完报告。在父亲临行前，母亲一再嘱咐，讲完话就早点儿回来，不料得到的却是父亲遇刺的噩耗。刺杀父亲的凶手王聚民，不是美蒋特务，而是暗藏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他系恶霸地主家庭出身，因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触动其家庭利益极为不满，情绪消极，谩骂群众，诬蔑土改。

    1951年3月6日，惠民军分区收到王聚民家乡群众写的一封联名信，揭发王聚民的父亲系恶霸地主，曾逼死两条人命等罪行，同时还揭发王聚民本人曾向敌人告密我两名地下党员的问题，要求给予严肃处理。但是信件被人误拆，消息不久传到了王聚民耳中，他情绪突变，偷偷擦拭武器。遗憾的是，他的异常表现并没有引起惠民军分区的警惕，还让其来济南参加山东军区召开的会议，铸成大错。父亲与凶手并不相识，王聚民行凶纯粹是阶级报复。

    父亲1926年参加革命，参加了长征，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无数次战役战斗，和平了，他却用生命和鲜血续写着忠诚。

    1951年3月13日夜，一纸电文送到了毛泽东手中：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同志遇刺牺牲。毛泽东十分震惊，立即指示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公安部长罗瑞卿查办此案。

    此时毛泽东并不在北京，而是在河北石家庄。前不久，毛泽东刚刚得知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不幸牺牲的消息，他当时沉默良久只讲了一句：“唉！战争嘛，总要有伤亡。”此后，毛泽东仍坚持彻夜工作，只是烟抽得越来越多，睡眠很不好，有时服了安眠药也难以入睡，面色显得有些憔悴。显然，失去亲人的痛苦，正在深深地折磨着毛泽东。

    3月初，毛泽东以休息的名义向中央请了假。此时，一方面朝鲜战场捷报频传，毛泽东可以暂时离开北京繁忙的公务休整一下；另一方面，他想借此机会，集中时间把尚未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进行校正。谁都知道毛泽东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的休整任务也不轻。我父亲遇刺的报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送达石家庄的。

    对发生在山东的这起恶性反革命刺杀案件，毛泽东不仅震惊不已，而且十分痛心，因为父亲在瑞金和延安两度在他身边工作，不仅彼此十分熟悉，而且建立了深厚情谊。

    1932年前后，毛泽东被剥夺了对党和军队的领导权，就是在毛泽东处于最低谷的时候，父亲毅然决然来到他身边，担任了秘书职务。按常理来说，父亲当时作为一个综合性、工作十分繁忙的苏维埃政府秘书科长，完全有理由另选人员为毛泽东做秘书，但他没有这样做。这在有些人看来非常不可思议，是“逆水行舟”，但父亲全然不顾这些，而是把革命的利益、红军的前途放在第一位。不论形势多么险恶，环境多么艰苦，父亲都跟随在毛泽东身边，不离左右，努力协助其工作，精心照顾其生活，成了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和参谋。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不久，毛泽东再次把父亲从总政治部调到他身边工作，担任中央机关党总支副书记和总务处长。这时的毛泽东已不同往日，他已是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成员，大家也自然改口尊称他为“毛主席”。但是，毛泽东却不让父亲称呼他的职务，说：“还是老样子好。”所以他们之间还是“老黄”“老毛”地叫，可见他们的友谊超过了一般同志。

    当毛泽东接到我父亲遇刺的电报后，他一面在等待更为详尽的报告，一面沉浸在与父亲在艰难岁月共同战斗的回忆中。3月18日，毛泽东亲拟了一份通报以电报发出，并亲笔批示请刘少奇、周恩来阅发，并抄送给公安部长罗瑞卿、中组部长安子文、统战部长李维汉、北京市长彭真及总政治部，还亲自拟定报头，将这份电报发往各地，以引起全党全军高度重视。

    3月20日，毛泽东又在山东分局3月14日下发地委上报中央的文件上写了一段批语：“下面是山东分局在黄祖炎同志被刺后向所属市委地委发出的指示，中央认为这个指示是正确的，特转给你们连同中央3月18日为此事发的指示一道加以讨论，并做出自己的决定，指导所属，坚决执行。中央严重地唤起你们注意，务须重视此事，切勿等闲视之。”他还在报头上亲笔写了三个“A”，定为特急报。三天内两次亲笔批示，表明了毛泽东对我父亲遇刺和由此暴露出的问题的高度关注。

    4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公安部长罗瑞卿，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就事件的经过、王聚民的历史和行凶原因，以及应当记取的教训，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

    4月19日，毛泽东以个人名义在报告上指示：“兹将罗荣桓、罗瑞卿诸同志关于黄祖炎同志被刺案件调查报告一件发给你们研究。像王聚民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很早就有许多罪恶表现，全党全军如有类似这样的人，务必注意及时处理。”

    毛泽东在一个月内，就我军高级干部遇刺事件连续三次做出批示，不仅表明了毛泽东与我父亲之间的深厚情谊，更为重要的是宣示了正在全国进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必要性、正确性和党中央严厉镇压反革命、坚决保卫胜利果实的决心。

    1952年10月26日，毛泽东前往山东视察工作。陪同毛泽东前往的有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公安部长罗瑞卿、铁道部长滕代远等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来山东，离我父亲遇刺已有一年零七个月。

    毛泽东是一位伟人，他有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气势，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胆识，同时，他又是一位十分重感情的人。毛泽东对他的战友、身边工作的同志总是充满眷恋、怀念之情，对干部既严格要求，又十分关心爱护。

    毛泽东刚到山东省政府交际处下榻不久，便问执意为自己担当警卫任务的许世友：“祖炎同志的墓在什么地方？”这一问，一下子把身经百战、轻易不动感情的许世友问愣了。他没有想到毛泽东第一次到山东，见面问他竟然是这样一句话。

    许世友也为毛泽东对黄祖炎如此深厚的情谊所感动。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公务十分繁忙，北京、山东相距千里，毛泽东仍念念不忘在齐鲁大地还有一位患难之交的亲密战友。